1.商鞅的“法治”路线为秦国改革提供了长期的思想指导。商鞅变法首先从树立官府的威信做起，商鞅城门徙木立信，让国人对官府的各种政令的权威性不加怀疑，随后商鞅发布一道道法令让国人实施，商鞅为秦国确定了改革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商君书·开塞》叙述了社会演变的三个阶段，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世事变而行道异”《商君书·开塞》。认识到人类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二是经过人们的努力，不断革新前进，这种历史观，无疑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鼓舞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进取的精神，为制定、推行法家的“法治”路线制造了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商鞅的法治路线最贴近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以“任法而治”为纲，以“壹赏、壹刑、壹教”为目的法治路线，将各种力量凝聚起来，服务于富国强兵大计。自孝公到秦王政历代秦国统治者坚定不移地奉行商鞅的法治路线，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商鞅的法治理论。
2.商鞅土地改革增强了国家经济基础。“井田制”是我国历史上夏、商、周实行的土地所有制度，是一种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度演化。这种土地所有制形态与当时政治上实行的分封制度密不可分，政治上的分封是当时对奴隶制国家政治权利的一种等级分割，其实是一种政治分权，是对当时最重要的土地生产资料在分权体制下的一次再分配，其实是按照西周那种特有的封闭式的等级权力系统:王，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等不同奴隶主等级逐级分配的。
他们都是土地的所有者，这种土地占有关系并不是什么国有关系，也不是什么公有关系，而是宗族所有关系。西周的“分封制”正确地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分权制”;另外，也必须把此时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即“井田制”理解为一种经济上的“分权制”，它们都是我国原始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与后来封建帝国时代的“集权制”相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分权制”，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当时的大小封君对中央王权的离心力。历史证明，正是这一点，成为造成后来春秋时代社会大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商鞅看到了“分封制”与“井田制”的诸多弊端，商鞅在变法中用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
商鞅在秦国的土地改革确实废除了传统的“井田制”，然而他并没有走董仲舒所说的“除井田，民得买卖”，即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恰恰是走了一条把土地全部集中到国家手中的土地国有化道路。具体办法是，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的两次变法中，商鞅均凸现了这样的内容，即颁布“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鞅列传》)的国家法令，通过国家机器摧毁了奴隶制宗室土地所有关系。
在秦国统一中国的前夕，秦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吕不韦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他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吕氏春秋·审分览·审分篇》)意为在秦统一前夕，商鞅的土地国有化方案也已失去了生命力。“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就是明证。相反，在私有的“军功田”内，则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
历史发展到这里，土地私有化全面铺开。在战国这种复杂的国内环境要生存，必须走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道路，才能集中力量，自商鞅后秦历代君王坚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高度集权，为秦国崛起和统一集聚力量，“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
3.奖励耕织奖励军工使得国家综合实力大力提高。商鞅重视农业生产，《靳令》也提出:“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作“进”讲)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君书》所以特别重农，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把粮食看成财富的主要标志。
《去强》说:“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从当时的情况看，农业是经济的主体，有了粮食就能生存，因此把粮食视为主要财富有其合理性。兴修水利设施，秦国先后兴修都江堰、郑国渠，这些水利设施的兴修为秦国的粮食增收起到了大大的促进作用。
《膜法》说:“民之所危者无战。”《外内》说:“民之外事，莫难于战。”然而政治的妙用便在于使民不得不勇战。其办法如同使民务农一样，一方面鼓励人们去打仗，使人们从打仗中获取利益。《境内》篇详细记述了二十等军爵，每升一级都能获得相应的权益。另一方面，让民喜战而戒私斗，这种办法便是重罚和株连。
《外内》说:“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赏之重、严之酷要达到这种境地:“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见不战之辱则苦生。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严刑之下，变怯为勇，途殊同归。《商君书》的作者主张农战互相转化，农为战作准备，战又促农。使战与农成为国家这辆马车的两轮。
4.废除分封改县制强化了君权集中。秦孝公采取了商鞅的意见，废除分封，改县制，把国家的行政机构统一为县，全国分三十个县，每个县的县令都是由中央统一委派，委派的官员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考核，这样不但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选了一批没有背景的地方官吏，中央政府的决策很容易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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