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的一天，由于《湖州谢上表》中含有不当词汇，朝廷派人要将苏轼抓捕归案。身为驸马的王诜得知消息后，立刻快马加鞭从汴梁（如今的开封）前往湖州，到苏轼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了。
伴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苏轼打开大门一看，原来是他的好友王诜从京城赶来。还没有等到苏轼开口说话，王诜焦急地说：“先生，不好了，朝廷派来的人马要来逮捕你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你赶紧早做打算吧！”
苏轼
苏轼遭到逮捕，却不知其原因这个时候的苏轼，刚从徐州调到湖州担任知州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是以诗文自娱自乐，过着无比逍遥快活的日子。
听完好友王诜的一番话，对于苏轼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灾祸，一向洒脱和豪放的他竟然变得手足无措。虽然他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要逮捕自己，但王诜能够不远千里从京城赶来报信，足以可见事态的严重性。
当苏轼平静下来之后，马上提笔给弟弟苏辙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交代说：“若是我出了什么事情，家人就拜托你来照管了。”
不仅如此，苏轼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主动去请假，把湖州知州的位置交给自己的副官、时任湖州通判的祖无颇接管。这样一来，即便他被朝廷抓走，依然由祖无颇来坐镇管理，湖州也不至于出现“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七月二十八日，一切来的都是那么快，就在苏轼刚刚在湖州府衙后堂与祖无颇完成交接工作的时候，朝廷派来的以太常博士皇甫遵为首的人马已经到了。
在经历了一阵思想斗争后，苏轼终于鼓足了勇气，穿戴好官服，一脸正经地从后堂走到了前厅。
但是，皇甫遵的面色阴沉，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苏轼。见此情景，祖无颇勇敢地走上前说：“大人，您能不能把朝廷的文书给我们看一下，让我们大概了解是什么问题。”
皇甫遵很不屑地看了看他，说：“你是谁？”
直到祖无颇表明了自己的代理知州身份，皇甫遵才把一份由御史台出具的逮捕文书拿了出来。
早在汉代时期，由于御史台前面的大院子里种了许多柏树，长势粗壮的柏树吸引了很多乌鸦在上面搭建窝巢。时而久之，院子里就有很多乌鸦飞来飞去，从那时候起，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这个称呼一直沿用了下来。
古代时期的御史台，就相当于如今的纪委监察部，专门负责纠察百官。凡是出了问题的官员，都会有御史台负责逮捕关押。
当祖无颇看完了御史台发的逮捕文书之后，皇甫遵立即命令士兵将苏轼捆绑起来。这种如此粗鲁的行为，完全就是对待一个重大囚犯的架式，湖州当地的一把手一夜之间就沦为了阶下囚。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的一家老小只好乘船去投奔弟弟苏辙，而他的儿子苏迈则坚持要跟随父亲的囚车前往京城，设法营救父亲出来。
眼看着押解父亲的队伍上了船，准备走水路，但苏迈没有办法跟着上船，他只好从岸上跟着。
就在这个时候，御史台又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彻底搜查苏轼的家里，重点就是寻找苏轼曾经写过的诗词，或者他跟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
原来是《湖州谢上表》引祸端随着苏轼被皇甫遵押解回北宋的都城汴梁，整个湖州当地都陷入了一种人心惶惶的局面。更让苏轼感到寒心的是，湖州府衙内的大小官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说话，甚至还要与他划清界限。
被朝廷外放到湖州担任知州的苏轼，本来过着平静闲适的日子，由于一道革职逮捕的命令，将他的生活搅了个稀碎。直到他被皇甫遵带走的时候，恐怕都不会明白，这一切的起因都是源自他刚来湖州赴任时，写给宋神宗的一封《湖州谢上表》。
《湖州谢上表》部分
按照当时的规章制度，官员每到一个地方去做官的时候，都要给皇帝写一封感谢信，《湖州谢上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然而，《湖州谢上表》仅仅只是一封苏轼写给皇帝的感谢信，里面并没有涉及朝政的任何内容，为什么他还会受到这封信牵连呢？
早在苏轼被捕的一个月之前的六月二十七日那一天，监察御史何正臣阅读了苏轼送来的《湖州谢上表》，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
“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苏轼）是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人，没有办法跟朝廷中的那些进步人士一起效力。而且年纪又大，又没什么用了，我也就只能来到地方上管管事务了。
宋神宗赵顼
从苏轼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他确实在文中夹杂着一些对宋神宗不满的情绪。
因为北宋时期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而苏轼当时已经做了八年的地方官了，竟然还没有调到中央朝廷，难怪他会对皇帝有一点意见。
虽然苏轼文采已经名誉天下，但始终就是得不到宋神宗的重用，这或许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在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苏轼却选择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且，他还经常给宋神宗递交奏章，里面写到“王安石不应该这么改革”、“科举考试改得不对”等内容。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变法”明面上是王安石在负责，实际上宋神宗才是幕后的推动者。更有甚者，苏轼竟然直接给宋神宗递交一封万言书，对于王安石改革的新法逐一进行批驳。换句话说，王安石实施的改革全部都是经过宋神宗的同意，苏轼批评王安石，就等于是批评宋神宗。
这样一来，苏轼成为了宋神宗最讨厌的人，那么他在官场上就不会顺利，宋神宗自然也不会把他调来京城做官。
苏轼毕竟是一位文人，在自己的诗词或作品中宣泄一下不满的情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纵观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在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时候，几乎也都是用这种方式。
在呈给宋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一文中，苏轼只是在里面发了几句牢骚的话，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过激性的语言。然而，当这些“牢骚话”到了居心叵测的御史台那帮人手中，则就完全变味了。
《湖州谢上表》部分内容
何正臣正是抓住了《湖州谢上表》中的那段话，从中大做文章，并给苏轼扣上了一个罪名：“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
在宋神宗的面前，何正臣继续说苏轼的坏话，他说道：“苏轼的人品有问题，哪里有个天灾他就说是新法闹的，哪里出现了饥荒他也说是新法闹的。而且还写诗文来攻击改革的新法，他的诗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很大，他本人却还沾沾自喜。”
俗话说“写者无心，看者有意”，一篇本来看似平淡无奇的《湖州谢上表》，在何正臣的弹劾奏章里却变得饱含深意。针对苏轼的这篇感谢信，何正臣正是抓住了其中的一些小牢骚，一下子将苏轼的罪行提升到了非杀不可的程度。
除此之外，何正臣还列举出了历史上的相同案例，对宋神宗说：“历史上的圣贤君主，对待苏轼这样的臣子都是要杀的。”
苏轼塑像
对于苏轼来说，《湖州谢上表》这篇充满杀机的文章，也仅仅只是一个前奏，很快就有一份更具有杀伤力的奏章送到了宋神宗的手里。
当时担任御史台的御史中丞李定更加想要除掉苏轼，他直接拟订了一份弹劾苏轼的奏章，详细列出了所犯的四大罪名：
- 1、怙终不悔，其恶已著
指的是苏轼明目张胆地作恶，是态度上的问题。
- 2、傲悖之语，日闻中外
就是比较狂妄，影响非常恶劣，这是形象上的问题。
- 3、言伪而辩，行伪而坚
指的是言语和举行都很虚伪，还爱狡辩，这是行为上的问题。
- 4、肆其愤心，公为诋訾
意思是，苏轼利用《湖州谢上表》公然发泄自己的愤怒，暗讽宋神宗办事不公平，这是品质上的问题。
除了弹劾苏轼的奏章之外，李定还劝谏宋神宗说：“苏轼的态度、形象、行为和品质都出现了问题，他已经不配做一个大臣，这样的人还留着他干什么。若是不加以严惩，就会严重影响到正在积极推进的变法运动。”
不得不说，李定的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利用变法来说服宋神宗严惩苏轼，宋神宗自然不会不予理睬。
而对于宋神宗来说，他为了推行变法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不顾太后、太皇太后和众多大臣的反对。所以，只要是一切阻挡自己变法的障碍，他都会想办法铲除，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湖州知州呢！
就这样，苏轼本来在湖州当着当地的父母官，而且深受湖州百姓的爱戴，转眼间就被御史台的几封弹劾奏章逼上了绝境，因此派出皇甫遵前往湖州逮捕苏轼。
面对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的无端指控，苏轼究竟是怎么得罪他们了，非要把苏轼置于死地。
关于这个问题，若是从御史台的那帮人的身份来分析，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自从王安石不再主持变法的事务，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就成为了变法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宋神宗推进新法的坚定支持者。而苏轼却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站在了反对推行新法的一边，御史台担心保守一派再次卷土重来，从而威胁到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苏轼在当时的名声很大，朝廷中每次颁布一条新法，他都会召集一伙人，在背后对这条新法指指点点。因此，李定、何正臣等人之所以要拿苏轼开刀，还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然而，宋神宗可不是容易冲动的皇帝，他的脑子始终保持着清醒。在位十六年期间，他怀着一腔热血和政治抱负，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件事情上面，那就是“实现富国强兵，摆脱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苏轼
带着这个目的，宋神宗重用了王安石，让他具体负责实施“王安石变法”。尽管此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在朝堂，但宋神宗依然坚持把改革之路进行到底。
宋神宗认为，要想变法成功，就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重点是要维持政局的平衡。
所以，宋神宗一边积极推行变法，一边努力调解朝廷的政局平衡。意思就是说，若是改革一派太嚣张了，就偏向一点保守一派；若是保守一派的反对声太大，就多多支持一下改革一派。
别看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这些人在明面上蹦得很热闹，但他们只是国家改革舞台前台的人物，而真正在幕后操纵的人物则是宋神宗。
王安石
当收到御史台呈上来的弹劾苏轼的奏章，宋神宗陷入了一阵沉思，他也非常仰慕苏轼的才华，不忍心将苏轼杀掉。
在《苏东坡轶事汇编》一书中，记述了宋神宗与大臣的这样一段对话：
有一次，宋神宗问身边的大臣：“你们觉得苏东坡的才华可以和哪个古人相比啊？”有位大臣回答说：“我觉得可以和李白相比。”宋神宗摇一摇头说：“李白只有苏东坡的才，却没有苏东坡的学。”
通过这段对话，足以可见，宋神宗对苏轼身上才学的认可。然而，在推行变法期间，苏轼屡次大张旗鼓地反对，也确实让宋神宗有些头疼。
在宋神宗的心里，他自然也希望苏轼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帮助自己推行变法。但由于苏轼与当时朝廷的政治理念不相融合，宋神宗也没有办法在这场变法运动中重用苏轼。
宋神宗深知，苏轼的高调行事作风也确实影响了新法的推进，已经到了自己出面调解平衡的时候了，索性就借着逮捕苏轼的机会，打压一下保守一派。
于是，在宋神宗的授意之下，御史台立即派出以皇甫遵为首的队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并将他押解回京城。
然而，在苏轼被押解回京的途中，却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被逮捕的原因，稀里糊涂地就成为了一个囚犯。他不知道御史台的目的，更不知道宋神宗的态度，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进行猜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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