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年度大事
1.1月19日，敌机侵犯惠民专区上空。台湾国民党一架B—17型飞机窜入惠民专区上空，经阳信、惠民、滨县、高青窜入淄博市，后经昌潍地区窜回台湾，敌机经过之地发现有空投物品。惠民军分区及专属公安处召开紧急会议，抽调人员赴各县区进行检查处理。
2.2月， 由于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生产下降，开始发生农民闹退社的问题。 到6月初，全区已有3500户社员退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4000户左右正在闹退社，约占入社总农户的0.9%。
3.2月28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学习滨县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据《大众日报》报道，中共滨县县委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推动了购棉工作的开展。同日，《大众日报》发表题为《想尽一切办法做好购棉工作》的社论，号召全省向滨县学习。滨县是全区棉花生产重点县，为了扶持该县的棉花生产，使其当年的47万亩棉田，亩产皮棉由上年的42.5斤增加到55斤，争取达到60斤。专署确定在农药、肥料、新式农具供应上给与适当支持和照顾，并责成滨县建立县乡两级棉花生产管理委员会和县技术指导小组，具体指导这项工作。
4.各县委相继成立书记处。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凡50万人口以上的县、省委基点县和示范县均成立县委书记处，书记处设第一书记，其他均为书记，其次序按姓氏笔画或习惯排列。此后各县区相继建立县委书记处。
张贴大字报。（资料片）
5.5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山东省委要求在全省县以上机关内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在全区地县机关全面展开。
反右派大会。（资料片）
6.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此后，全区的整风运动陆续转为反右派斗争，到1959年2月结束，全区有97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由于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中央指示，98%的右派分子案件得到纠正。
7.6月初，全区人民战胜特大蝗虫灾害。6月，无棣、沾化等11个县发生大面积蝗虫灾害，成灾面积达110万亩，最高密度每平方丈600多个。灾情发生后，惠民地委指示各级党委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迅速扑灭蝗虫。经过昼夜奋战，终于扑灭蝗灾。
8.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共山东省委于10日和16日先后发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和“紧急通报”，各县相继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集中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等问题开展了大辩论。在这次社教中，不少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9.8月12日，地委推广分散喂养耕牛法。据调查，全区15%分散喂养的耕畜一般比集体喂养的要好。地委指示各县区农业社，凡是不具备集体喂养条件的社队，要分散到户进行喂养，把喂养和使用结合起来，提高饲养户爱畜的积极性。
10.10月19日，中共惠民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时代印记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1956年到1957年初，我们国家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讲，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新的矛盾突出出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惠民专区的整风运动，于1957年5月上旬首先在地、专直属机关和各县直属机关单位展开。
这时，国内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很快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社论，表明运动内容已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变为整风和反击右派。惠民专区的整风运动也随之转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并于1957年7月下旬逐步展开。
1957年国庆游行中的反右标语。（资料片）
“和风细雨”变为“轰轰烈烈”的揭发、批判
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第二阶段的专区机关和各系统、各部门，立即变“揭露矛盾，检查思想”为学习反右派斗争指示和重点向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参照前段干部鸣放的言论，对干部进行了排队，并由此来划分左、中、右，确定右派嫌疑分子。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嫌疑分子以及各单位的反右进展情况进行了初步分类与排队，确定右派对象。经过单位谈话、交待和追查，共暴露出右派分子101人（其中团员23人，党员15人），右派嫌疑分子73人（其中团员16人，党员11人），分别占单位总人数的7. 14％和3. 74％。根据以上情况，地委认为全区的反右派斗争存有单位运动发展不平衡，右派分子暴露不彻底的问题。
由于此时全区正处于对党的整风文件和反右派斗争指示的学习阶段，又因反右派斗争初期同样倡导学习文件和大鸣大放，与整风运动中学习文件、检查思想的第一阶段相吻合，人们并没有对开展反右派斗争后的鸣放后果进行过多的考虑，地、专各机关单位在反右派斗争初期，大鸣大放大字报仍处于高潮之中。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对斗争的猛烈发展又没有能够谨慎地加以控制，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统一了全国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10月19日，中共惠民地委对地直机关的反右派斗争作出部署。地委整风领导小组专门制定了《地直机关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的计划》，对反右派斗争的目的、要求以及方法和步骤作了详细的部署和安排。在此指导下，从1957年11月开始，地直机关单位的整风运动和反击右派斗争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由个别谈心、小型会议变成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风细雨”也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无情的揭发和批判。
所谓大辩论，就是党组织发动群众，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实质上是批判斗争的“说理辩论”，且只许批斗者发言，不许被批斗者讲话，甚至责骂、污辱的现象逐渐出现与滋长起来。这样，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为主题的党内整风运动就走上了主要是对敌斗争的轨道。
地委书记、副书记也受到不适当的批判和处分
1957年11月13日至12月7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省、地（市）、县、区1500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会上，惠民地委书记李峰、滨县县委书记傅爱农与其他地区参会的几名地委书记、副书记因提出不同意农村工作以抓生产整社、抓决分为重点等意见，受到小组和大会的辩论批判。会后，山东省委派工作组来惠民专区，帮助地委进行整风。
工作组以召开地委全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对地委班子进行了整顿。对地委书记李峰、地委副书记赵国栋、崔振华等人本来属于工作上、认识上的问题，作了不适当的批判和处理。1958年3月，经省委决定，报请中央批准，给李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给赵国栋撤销地委副书记、常委职务的处分；给崔振华党内警告处分（1980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撤销1958年对李峰、赵国栋、崔振华同志所作的结论和处分，给予平反）。同时，省委决定，惠民地委的工作，改由秦和珍主持。这就酿成了惠民专区整风与反右派斗争以来最大的冤假错案。
截止1958年7月底，惠民专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基本上结束。运动中共确定右派分子1747人。其中，干部647人（包括学校的职员），中学教员120人，小学教员980人。至8月，全区共计处理右派分子1172人，其中：干部右派386人（包括反革命、坏分子36人）；中学教员右派93人（反革命、坏分子19人）；小学教员右派693人（反革命、坏分子73人）。
1959年9月开始对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1978年对错划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全部平反
此后，全区转入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阶段。按照中央指示，惠民专区根据右派分子的改造情况，对第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于1959年9月下旬展开。到1964年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共完成五批974人，使部分在反右运动中受过错误批判和戴右派帽子等处分的干部、群众得到了平反或减轻了处分，受到了一定安慰。但是，随着1965年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和更加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为右派“摘帽”工作被断然停止。直至1978年底，在党的拨乱反正政策指导下，彻底纠正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惠民专区被错划的尚未“摘帽”的484名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平反和政策兑现，对一大批虽未划定为右派分子、但一直按照右派分子对待的同志，也一并予以改正和妥善安置。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往事钩沉（一）
全区11个县发生大面积蝗灾
滨州是历史性老蝗区，蝗虫问题始终很突出。
滨州属历史性老蝗区，建国后蝗灾以1957年最为严重
建国以来，蝗虫在几个年份异常活跃。
在滨州地区，蝗虫的优势种类有东亚飞蝗、中华稻蝗、大垫尖翅蝗等。
《山东蝗虫》。（图片来源于网络）
《山东蝗虫》记载，当内在因素与环境适宜时，东亚飞蝗能做大规模远距离的飞翔，连续长时间成群飞离原生活区叫做迁飞。迁飞距离，群居型成群迁飞后，可连续飞行10-18小时，飞行距离几百公里或更远。有的蝗群迁飞数量可达100亿头。
东亚飞蝗属杂食性害虫，在自然情况下，以取食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为主。一旦羽化成虫飞起来，所到之处，所有绿色植物“一扫而光”，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记载中，蝗灾曾频繁发生，并与水灾、旱灾并称“三大自然灾害”。
《滨州文史》有一段提到一位老人回忆当年蝗虫灾害，说：“有一年，老家大旱，蝗虫成灾，男女老少都拿着笤帚到地里驱赶蝗虫，可蝗虫飞起来又落下，不是吃这家的，就是吃那家的。当时我想，反正蝗虫也是要吃饭的，不如让它们在咱家庄稼地里吃饱了，省得再去吃别人的庄稼，结果庄稼全被蝗虫吃光了。”
1949年，8月至9月，连降大雨，黄河大汛。博兴与滨县伴有蝗灾。
1955年6月，全区发生大面积蝗虫灾害，专署成立治蝗指挥部，组织力量，很快扑灭。
1957年6月初，无棣、沾化等11个县发生大面积蝗虫灾害，成灾面积达110万亩，最高密度每平方丈600只，形成特大蝗虫灾害。
1962年6月至7月，无棣县发生蝗灾，面积达35万亩。
在这几个活跃年份中，1957年最严重，可以换算一下，每平方丈600只相当于每平方米54只蝗虫。那是怎样一种场景？
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个别地方仍会发生局部严重蝗灾。曾经的治蝗技术人员、原市农业局能源站站长徐效俊这样表述，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一线查蝗，两个人一个多小时逮了一袋子（50公斤左右）东亚飞蝗，两只脚同时能踩上100多只。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飞防”。（田军 摄影）
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飞防”大大提升了治蝗效果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惠民地区（包括现东营市全部，淄博桓台、高青两县）是全省重要的蝗区，据我市第七任植保站站长、农技推广研究员刘俊展介绍，当时全地区所有的县都有规模不等的蝗区，蝗区面积占全省的近一半。因为蝗区面积大、地面防治难度大，惠民地区一直被列为主要飞防区。
《滨州地区志》记载，“飞防”从1958年开始至今50余年，共有七任植保站（病虫防治站）站长参与组织全市的“飞防”作业。原农业局分管副局长常俊喜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全市范围内的“飞防”作业基本没停止过，“飞防”大大提高了治蝗效果，原本3-5年大发生一次的蝗害，再没有在滨州大地上形成。
《山东蝗虫》记载，山东“飞防”作业，从上世纪50年代的原苏联安二型飞机喷粉剂开始，80年代改用运-5飞机，80年代中期改喷粉剂为超低量喷雾。
2002年以来，我市沾化、无棣建立了蝗虫地面应急防治站，配备了先进的地面应急防治机械，大大提高了地面防治飞蝗的作业能力。目前，沾化县海防办事处8万多亩的造纸原料场——苇场，是我市保留下来的惟一一个飞防区。
“飞防”由化学药剂改为生物药剂，对其它生物无害
2005年以来，“飞防”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飞防”用的药剂由化学药剂变成生物药剂；二是防治对象由过去害虫、益虫“一扫光”变为针对性强的“专杀”。
防治药剂由过去的高残留高毒化学药剂全部替换成生物无毒药剂，“飞防”所用杀蝗绿僵菌，是一种生物药剂，绿僵菌在飞蝗体内不断繁殖，消耗营养、机械穿透、产生毒素，并不断在蝗虫种群中传播，使害虫致死。绿僵菌具有专一性，对人畜无害，同时具有不污染环境、无残留、害虫不会产生抗药性等优点，可以实现蝗灾的可持续治理。药剂档次提升的同时，防治投入也不断加大，2012年“飞防”全市仅药剂投入上百万元。
采用生物药剂防蝗，对防区内的鱼虾、鸟类没有危害。
撰稿：田政
参考资料：《 “飞防”五十载 飞蝗难“腾达”》《滨州地区志》
往事钩沉（二）
棉花是滨州的一张老名片
翻开建国70年滨州棉花生产发展的历史, 可以清楚地看到, 滨州棉花生产虽然因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经过了大发展、滑坡、徘徊、再滑坡以至稳定健康发展等多个阶段性过程，但棉花生产的支柱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同时，棉花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不断给滨州带来各种各样的荣誉。
周总理三次接见杨柳雪的杨秉利。
1957年《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学习滨县购棉工作，1970年《人民日报》以“棉区的一面红旗”为题报道杨柳雪大队的事迹
1957年2月28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学习滨县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据《大众日报》报道，中共滨县县委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推动了购棉工作的开展。同日，《大众日报》发表题为《想尽一切办法做好购棉工作》的社论，号召全省向滨县学习。
滨县是全区棉花生产重点县，为了扶持该县的棉花生产，使其当年的47万亩棉田，亩产皮棉由上年的42.5斤增加到55斤，争取达到60斤，专署确定在农药、肥料、新式农具供应上给与适当支持和照顾，并责成滨县建立县乡两级棉花生产管理委员会和县技术指导小组，具体指导这项工作。
1970年1月，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在北京召开。滨县杨柳雪大队因连续4年粮食单产超过500公斤，棉花单产超过50公斤，由靠吃国家统销粮一跃而成为向国家贡献商品粮大队，作为全省的先进代表，光荣地参加了本次大会。会上，周恩来总理称赞杨柳雪大队是粮棉双丰收，超过农业发展纲要的典型，并在接见参加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的全体人员时，要求全国棉区向杨柳雪大队学习。《人民日报》以“棉区的一面红旗”为题报道了杨柳雪大队的事迹。
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结束后，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也向全省发出了《关于开展向杨柳雪大队学习活动的通知》。
此后，《大众日报》对杨柳雪大队的事迹进行了多次跟踪报道，全省和全国各地到杨柳雪参观学习络绎不绝，使杨柳雪大队粮棉取得双高产的经验在全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棉区的一面红旗”迎来众多考察团。
1971年8月，杨柳雪初次迎来外国客人——阿尔巴尼亚农业考察团。
滨州植棉得天独厚、群众基础广泛，历届地委、专署、行署和市委、市政府都重视棉花生产
滨州地处鲁北平原，种植棉花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里土地资源丰富，宜棉地域广，光、热、水、土等自然条件充沛，是发展棉花的最适宜区域之一；同时植棉历史悠久，棉农具有良好的植棉传统和丰富的植棉经验。历届地委、专属、行署和市委、市政府，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一直把棉花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抓紧抓好。
据统计，1950年，全区棉花产量达到2342. 15万公斤。1952年，棉花总产量提高到4230.5万公斤，小棉花加工发展到47876吨，棉籽油生产5651吨。1953年，棉花总产量达到3779万公斤。
杨柳雪大队在采摘棉花。
从1953年11月开始至翌年1月底，惠民专区共计统购棉花2959.4万公斤，占棉花总产量的77.9%。1954年，棉花种植面积232.6万亩，棉花总产量4224万公斤，统购棉花仍达2514.5万公斤，占总产量的59.53%。1955年，因灾棉花产量有所下降。1956年棉花总产量4985.5万公斤，棉花统购4487万公斤。1957年，棉花种植面积382.7万亩，总产4088万公斤，国家对99.19％的棉花进行了预购。
“大跃进”运动的第一年即1958年，由于运动高潮的到来正值秋季，农业丰收已成定局，加之全区人民大干苦干社会主义的朝天热情和风调雨顺的年景，因此并没给农业生产造成多大影响，全区棉花总产量实现5262. 5万公斤。
经过“反右倾”后的继续“大跃进”等政治形势的影响，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使农业形势严重恶化。虽然1962年底农业受损状况已得到初步缓解，但与1957年相比，棉花产量由4088万公斤下降为291.5万公斤。到1965年，棉花产量恢复到3618.15万公斤。
上世纪七十年代，杨柳雪这个农业典型的树立，对全区、全省乃至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极左方针的限制，全区经济作物仍处于下降趋势。到1977年，在夺得农业超以往好收成的情况下，全区棉花总产也只有1569万公斤。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全区棉花生产实现了大发展，总产、单产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田政
参考资料：《山东滨州市棉花生产走过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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