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饭店二楼挤满了人。
聂和平站在五张桌子中间，念着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彭凤鸣、周琼、李林……突然听到有人说，“我喜欢你们，我最喜欢你们了……”辛莉（化名）一只手扶着拐杖，一只手被丈夫牵着走了进来。
2月15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怀化市失独家庭关爱互助协会的45位老人（以下简称怀化失独协会），在会长聂和平的组织下，聚集在一起吃“暖心年夜饭”。他们聊天、拍照、唱歌，歌声缭绕，响彻了整个饭店。
45位老人，因为各种原因，都失去过唯一的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生活里翻来覆去地“死”，“死”了又再活过来。
“最害怕的就是过年过节”，聂和平说，如果不来参加“年夜饭”，他们就在家里一边思念一边流泪。
今年是怀化失独协会的第四届年夜饭，取名为“暖心年夜饭”。在更早之前，“年夜饭”由失独者们集资举办，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说说唱唱笑笑。
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怀化市失独老人们的“暖心年夜饭”合影。
“失独者协会”
68岁的聂和平站在人群中间，脸上化着淡淡的妆容，身上穿一件玫红色轻薄羽绒服，显得比平日年轻许多。
年轻时，她曾是怀化地区轻化建材公司的副总经理，1991年作为人才引进到怀化地区侨办企业（当时鼓励政府机关办企业），这让她养成一种从容不迫的习惯；退休后，她经常唱歌跳舞、旅游、做手工……直到儿子出事前，她快乐得像一只小燕子。
2004年9月，聂和平29岁的儿子王建因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在武汉一家医院离世。生病前，家里已给他准备好了婚房。
聂和平从家里翻出儿子唯一一张照片——儿子面带微笑，和女友姐姐的孩子坐在草地上。“萌萌（照片里的孩子）应该有20岁了吧？”她问丈夫王正安。
聂和平王正安夫妇的独生子女证。
儿子刚走时，聂和平经常睡不着觉，像行尸走肉一般，三年里不大与外界沟通。“她们说儿子给她买衣服，女儿又带她去哪儿玩，她孙子又怎么样……我一听就难受，不想跟她们玩。”聂和平说。
有时候，她和丈夫长时间冷战，“有什么都不说，我就爆发了，我说你如果想离婚另娶生子，我一定成全你。”十几年后的初春，聂和平说起这段往事，满眼泪水，她学着丈夫的语气说：“我们之间吵架是吵架，但我决对不会跟你离婚的。”在此之前，她见了不少失独家庭都以离婚散场，她以为丈夫也想跟她离婚。
聂和平家里备用的药。
2006年4月，王正安做胆结石手术。看着他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聂和平觉得非常害怕，等待了漫长的三个小时后，丈夫从手术室出来，聂和平决心和他好好过日子。
她重新回到老年大学，参加各种表演活动。直到2012年，她在老年大学排练节目，准备带舞蹈班的姐妹们去市民政局新办的养老院为老人们慰问演出。后来听说养老院不愿接收失独老人入住，聂和平也拒绝去该养老院表演节目。
那段时间，夫妻俩为自己的晚年忧心忡忡，在医院工作的周琼曾几次碰到王正安，觉得他状态很差，“走路都不稳了，好像有点痴呆”。为走出“失独”困境，聂和平决定寻找更多的失独者，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2013年，聂和平去怀化市鹤城区计生局，希望找到更多的失独者，他们称彼此为“同命人”。计生委工作人员告诉她，要经过对方同意才能给电话。聂和平后来通过朋友、网络，以及计生委，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同命人”，他们不时聚餐、唱歌、跳舞、郊游……
聂和平至今记得，第一次跟“同命人”见面时，很多人都抱着她哭了，他们彼此倾诉安慰，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
2月9日，怀化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介绍，2014年11月，怀化市失独家庭关爱互助协会获批成立，聂和平任协会会长，现有会员五六十人。
“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中，一定要走出来，前两三年走不出来就要靠外力干预。”聂和平说。
2015年，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第一次尝试在北京为失独老人筹办“暖心年夜饭”。基金会负责人辛欣女士说，那一次之后，感觉到失独父母有这个需求，他们开始筹集资金，邀请各个城市参与，今年有包括怀化市在内的29个城市筹办了“暖心年夜饭”。
“主要是给他们一个疏通的渠道。”辛欣说。
“看到你们，我就高兴”
这是张赞鑫第一次带妻子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第一次吃“暖心年夜饭”。等所有人吃完后，他用一个很大的袋子，把剩下的菜都打包带回了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即原怀化市精神病医院。
六年前，辛莉住进这家医院，此后再也没有出来过。
张赞鑫每天照顾妻子，帮她做饭、洗衣、洗澡……水壶里24小时有热水。“你叫她脱，她不肯；你叫她检查，她不知道……”前几天，辛莉又把大便拉在裤子里，还一屁股坐到枕头上去。
“我们原来感情很好，是厂里的模范夫妻，现在把原来的恩爱都搞没有了。”张赞鑫看了一眼妻子。
辛莉一脸淡然，握住来人的手说：“看到你们，我就高兴。”
“你认识他吗？”张赞鑫问妻子。
“认识，他是哥哥，我最喜欢他了。”辛莉说。
67岁的张赞鑫老家在江苏张家港，1976年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怀化市4507厂做工程师，负责模具设计。4507厂没有设备，张赞鑫每周去辛莉的厂做产品，这样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好感。
张赞鑫说，辛莉当时被称为三公主，“她老头（父亲）那时是厂长，很多人都想追求她”。
1980年春季，两人结婚，1981年，儿子张波出生。几年过后，工厂开始走下坡路，他们每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一千块钱，“她450元一个月，我380元一个月，还要供儿子读书。”
2000年，工厂倒闭，几年过后，他们拿上了每人每月一千多元的退休金。2004年，在江苏工作的儿子突发疾病，“检查出来是脑积水，里面有藻类菌，国内没有药可治疗。”张赞鑫翻出装在口袋里的各类检查单子和发票。
他们辗转无锡、南京、上海等地，治疗了三年，借了一百多万元，2006年儿子最终撒手而去。“那是挖心的痛啊，看着他一天天离开，你却无法挽回。”张赞鑫说，没有人能理解他们经受的，包括他的兄弟姐妹也无法理解。
十几年来，那一百多万元的债务，像一座山一样一直压着他们，他们买最便宜的小菜、吃别人剩下的饭菜、十几年没买过衣服……张赞鑫说：“还有二十万元的债务，靠两个人的退休工资，大概还要10年才能还清。”
2005年，儿子住院的第二年，辛莉就不对劲了，她在病房里歇斯底里。“哄也哄不住，骂也骂不住，打也打不住”。张赞鑫还发现，妻子什么都记不住，每天在医院阳台咒骂，连病床上的儿子都忍不住说，“妈妈你别骂了，爸爸的忍耐程度是两个小时。”
张赞鑫知道妻子病了，但他没有精力照顾她，那时他忙于儿子的病情，到处向亲戚朋友们借钱，其实已经借不到钱了。
儿子走后，夫妻俩回到怀化市，辛莉整夜整夜不睡觉，她转儿子的房间，看儿子的照片，白天神智不清，去别人家找儿子……张赞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脑梗塞，这样反复不见好转，辛莉哥哥看不下去了，建议张赞鑫带妹妹去精神病医院，那是2012年的春天，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查出来，辛莉患脑器质性精神障碍。
2月8日下午，有护士过来量血压，问张赞鑫，“她最近有摔跤吗？”
“有摔跤。”
“她知道你是谁吗？”
病床上的辛莉立马接口说，“他是我男人。”
“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这里是四医院。”辛莉挥着手大声说。
张赞鑫说，很多失独者，孩子出事三五年后，走了出来；等进入身体无助阶段，又回到对儿子的思念中，“因为养子防老啊”！
2月9日，怀化市民政局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到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看望张赞鑫辛莉夫妇。
“有爱不孤独”
自2015年年底，怀化市民政局慈善总会启动“有爱不孤独”项目——他们给有需要的人结对，让他们认母子、认姐妹；每年给失独者们集体过生日；帮患病的失独者做临终关怀。
2017年3月，聂和平过68岁生日，怀化市民政局慈善基金会为失独老人举办集体生日祝福活动。聂和平手持玫瑰为70岁的丈夫王正安献唱了一首《老公老公我爱你》，把现场很多人都唱哭了。
2017年3月，聂和平在集体生日会上唱《老公老公我爱你》。
“以后我和他只能相依为命了。”聂和平说，也有很多没有能“相依为命”的人，比如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彭凤鸣。
2001年，丈夫过世后，彭凤鸣和儿子相依为命。2004年，27岁的儿子结婚，随后生下女儿张敏（化名）。2011年，儿子扫墓回家路上，遭遇车祸身亡。
彭凤鸣住三室一厅的楼梯房，那是十几年前单位房拆迁补贴，彭凤鸣花了四万多元买的。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进家门，彭凤鸣倒了两杯水，从抽屉里翻出各种糖果，一把塞到记者手里——“吃糖”，随后在烤火箱旁边坐了下来。
“我这一辈子太苦了，年轻时下放到农村，老公下岗后得癌症走了，后来儿子又出车祸走了，孙女现在得了病……我从来没干过泪水啊。”69岁的彭凤鸣哭了，满脸皱纹的脸不停颤抖。她很快擦干眼泪，说自己性格开朗，玩起来很疯——“暖心年夜饭”合唱时，和声中能清晰地听到彭凤鸣的声音。
彭凤鸣和结对的干女儿微信群聊。
很多同命人觉得，彭凤鸣很幸运，有一个孙女，起码“断子没有绝孙”。但彭凤鸣觉得，她的痛苦别人不会懂得，失独影响了她们家三代人：儿媳妇一个人带着孙女，在工地上帮人打扫卫生，没有时间陪小孩；孙女受到打击后，两年没跟她说过话，穿衣服都歪着脑袋；她自己年老多病，一个人摔倒在地上，没有一个可以扶她的人。
2015年正月，彭凤鸣生病住院，隔壁病床的人问她，你家里怎么没人来看你？她说家里人都打工去了。“没有子女会被人看不起，小区就有人认为我倒霉，看到我转身就走。”彭凤鸣说。
彭凤鸣的媳妇姚罗凤记得，丈夫去世没多久，女儿开始大吵乱闹，后来越来越沉默，问她什么就答什么，再后来就干脆不说话，只是点头和摇头。
开始彭凤鸣想带小孩，但姚罗凤不同意，两人曾发生过争吵，随后姚罗凤带小孩搬离了婆婆的房子，租住在每月房租三百多元的一个楼顶。事后姚罗凤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可能忽略了女儿的感受，“毕竟她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此后有一段时间，张敏经常说“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姚罗凤不知道女儿受不了了什么，她觉得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张敏六岁的时候，学校老师建议姚罗凤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做完脑部CT后，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让她多陪陪小孩。姚罗凤说，她一个人要工作，又要照顾女儿，有时候忙不过来。
“我带她出去玩，她就天天想我带她出去玩，不出去就不高兴；我买东西回来，她就天天想我买东西回来，不买就不高兴。”姚罗凤说，她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带女儿。
姚罗凤带女儿去过十几次医院，开始看儿科，后来看精神科，她以为女儿是自闭症，检查又说不是，后来去了精神病医院，医生告诉她说，女儿有心理疾病，让她多陪她玩玩。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她，也确实做不到十全十美。”姚罗凤说，有时她有空，就自己回家给女儿做中饭；她没空的时候，婆婆彭凤鸣过来帮女儿做饭。
2月9日，记者见到这个12岁的小姑娘，身材瘦弱。一看到记者走了过来，她弓着背、耸着肩，迅速走进了房间，接着把头埋在枕头里，不肯说一句话。
失独者困境
今年的“暖心年夜饭”上，负责指挥唱歌的人，是怀化失独协会副会长李林。
失独协会临近五年一届的换届选举，聂和平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接她的班。她说，这次年夜饭上，她本想让李林做主持，但李林说自己普通话讲不好。
今年63岁的李林，在北方当过四年兵，现在每天在家里照顾患乳腺癌的妻子郑小萍。李林每天做饭、洗衣、扫地……事无巨细，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而在儿子出事之前，他是一个做水果批发生意的老板，一年收入有几十万元。
李林原来在怀化市供销公司上班，那时妻子郑小萍在怀化市果品公司。1992年，两人相继下岗，开始做农副产品批发生意。那时，李林到全国各地采购货物，一年有五六个月时间在外面跑，他把采购的货物用火车或汽车运回怀化市，再让妻子把这些货物批发到下面各个县城。
儿子从小很优秀，一直不用他们操心，2012年春天，29岁的儿子在回广西上班的路上，车子翻进了一个大水坑里，脑袋被压扁当场死亡。
几个月后，夫妻俩重新做起生意，“不做生意我们更加不知道怎么办。”郑小萍说，2013年初，她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乳房很痛，刺骨一样。”那时候快过年了，她跑到医院检查，医生没有告诉她病情，只让她马上住院治疗，郑小萍想过完年再住院，医生说“你还要过年啊？”
郑小萍不相信，一个人偷偷地跑回家了，过完正月十五回医院时，她发现右手臂抬不起来了。李林看到妻子的检查报告上写着CA，“就是癌症的意思”。
所有亲戚朋友都吓蒙了，他们联系学医的弟弟，去了广州最好的医院，迅速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全部切除了，乳房、淋巴都切除了，不切除就要扩散。”郑小萍一边说一边解开扣子，露出右边扁平的胸，上面的刀疤清晰可见。
每天都要吃药，每年要去复查三次，郑小萍说，她现在还没有过危险期，一年医药费要十来万。“你看，扩散到这里来了”，她摸着手臂一硬块说，现在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
聂和平说，郑小萍做完乳房切除手术后，曾想做试管婴儿，那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们都劝她不要做（试管婴儿），问她到底是要人还是要命。”2015年，郑小萍最终放弃了做试管。
2007年8月，国家规定，对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后。2013年，国家卫计委等5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规定自2014年起，将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此后，怀化市卫计委在国家的标准上提高到每人每月800元。
李林说，他以前不想要失独扶助金，觉得是“死人钱，拿着心寒”。但妻子做手术花了一百多万元，银行的钱又都取不出来，他们后来还是上报了失独名额。
儿子过世后，李林不愿谈起儿子，他不想让外人知道，甚至亲戚朋友都不愿说。“我们不该沉浸在前面的痛苦里，应该考虑后面的事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老了怎么办。”李林说，他希望有一个养老院，可以把失独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彼此有个照应。
据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统计，我国至少有失独家庭100万个，且以每年7.6万的数量持续增加。
在过去的12年里，怀化市计生委副主任韩生学先后走访了全国各地一百多个失独家庭，他把走访的见闻感受写进《中国失独家庭调查》。2017年春天，这本26万字的报告文学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韩生学看来，失独者遇到的最大困境，“一个是治病，一个是养老”。目前，他所在的怀化市正在调研养老问题，尝试给失独者买护理险， 另外，怀化市各大医院也对持有“扶助证”的失独者开通了绿色通道。
失独老人凭“扶助证”进医院，可以走绿色通道。
相比于经济补助，韩生学认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更多失独者缺失的。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认为，国家在不断提高扶助金数额的同时，同样要更多关注失独者的心灵需求。
生还是不生？
怀化市卫计委党组副书记张在宣介绍，怀化市失独者大概有两千多人，其中不包括失独再生养家庭。
聂和平说，失独家庭一旦做试管怀孕或者收养小孩，就会退出他们怀化失独协会。
2014年春天，48岁的大海加入失独者群体，成为怀化失独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儿子刚走时，他和老婆整天呆在家里，“我叫她出去买东西，她叫我出去买东西，有一次，我把她骗下去，她走到马路边上，突然大哭起来。”
中断和外界交流后，他们开始用网络交流，那时主要通过QQ群联系。开始的时候，大海很害怕受骗，后来开始慢慢接受，“毕竟大家遭遇都是一样的”。
有一天，大海在一个群里看到有人说做试管婴儿，他立即询问并加入了做试管婴儿的群。但群里全部都是女人，知道大海性别后，她们把大海踢了出去，在此之前，大海把妻子拉进了“试管婴儿群”。
那是2014年4月，大海妻子吴菊花说，知道可以做试管婴儿后，她终于觉得生活有了希望，开始每天出去跑步，锻炼身体；一有空就出去玩，调整心态；用盐水泡脚，调整身体状态。
他们之后去长沙、广州、山东、上海、北京等医院做试管婴儿，住在医院附近的招待所，有时候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每次到医院，隔三差五的打黄体酮，一天要打三次，屁股都打肿了。”大海每天用湿毛巾给妻子敷，好一点后接着又打，这样调整了将近一年，妻子吴菊花终于怀上了。
吴菊花说，知道怀上后，她很高兴，但是一直到孩子出生，她才真正放下心来。
做试管婴儿的这一年里，他们花费七十多万元，花掉了所有积蓄，还卖了他们唯一的房子。2015年8月，女儿乐乐出生后，大海退出了怀化失独协会，但他至今都不敢跟父母说儿子过世的事实，“只说生了二胎，大儿子去美国留学了”。
屋子里有些乱，沙发边上摆着很多玩具，两岁多的乐乐在沙发上跳上跳下，一会儿指着墙角说：虫虫、虫虫……这是大海妹妹的房子，2014年，他们把房子变卖后，租房子住了一段时间，2016年搬进了妹妹家。
“不生（小孩）的话，日子很难过；生（小孩）的话，日子很辛苦。”吴菊花说，虽然她现在身体很辛苦，出现各种产后后遗症，但她觉得心里很欣慰，“终于又有人叫我妈妈了”。
2月19日，山东失独母亲笛妈帮失独再生养母亲郭敏在网上发起水滴筹。郭敏失去孩子后，以58岁的高龄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如今她的两个孩子7岁，半个月前丈夫因病去世，这让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现在家里靠每月2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
政府鼓励失独家庭通过再生育或收养手段自救，一旦自救成功，他们将不再属于失独家庭，也就无法再享受失独扶助政策的照顾。很多家庭因为再生养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杨莉曾建议，为40岁以上再生养的“失独者”酌情发放特别扶助金。对此，国家卫计委2017年8月答复称：这涉及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调整，尚需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下一步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索。
2016年儿子过世后，怀化市安江镇的杨洋和丈夫兰军想收养小孩，为此差点上当受骗。2017年春天，45岁的杨洋自然怀孕产下6斤多的女儿。
尽管不到50岁，杨洋一半的头发都花白了，失子之痛让她比同龄人更显苍老。带着女儿出去玩时，她经常被人问：这是你的孙女？她总是回答“是是”，“随便他们怎么想，反正我知道是我女儿”，她说。
孩子给杨洋和丈夫兰军重新带来了欢乐。
还有一些年过六旬的失独母亲冒险生下“二胎”。一位失独者说，60岁再生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另一位失独者在“再生养群”里说，发生这样（失独）的事，怎么选择都难，要了孩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快乐，也会有精力、金钱等方面的困境；但是不要孩子，等到年纪再大一点，会更孤独无助。
韩生学做过“剩男剩女”的调查，他发现很多年轻人的观念改变了，“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结婚生子？我跟他们说，人口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国家的发展需要靠人，家庭是对自己、对国家负责。”但韩生学说，他无法说服年轻人，这一代人和失独者这一代人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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