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在宋明儒学中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被称为初学入德之门。门是一个事物的开端和起点。人们只有入门,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故门看起来是简易的,但实际上是重要的。《大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意味着人们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进入到一条通达道德的大道。
何谓《大学》?《大学》非童蒙之学问,而是大人之学问。大人乃成人。但成人之成并非是指在生理发育上的成熟,而是指在道德心性上的完成。这也就是说,一个成人是成为了一个具有真正人性的人,是一个完成了的人。
关于大人的学习或者教育,并非是某种专业技术的教育,而是人性的基本修炼和培养。人性的教育是一切教育中最根本的教育,人性的学问是一切学问中最伟大的学问。在人性的教育过程中,当人获得和显明了自身的人性之后,他便不再是小人,而是成为了大人,也就是君子。
《大学》所揭示的正是大学之道。大学有道。一方面,大学之道是关于人的人性的基本规定,亦即关于成人的智慧。另一方面,大学之道上关于如何获得这种智慧的步骤。《大学》将人的智慧及其获得的步骤分为三纲八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大学》的三纲,亦即三个纲领性、关键性的观念。
大学之道首先在明明德明的本意是光明,而区别于黑暗。当光明驱散黑暗的时候,它就成为了照明。当事物由黑暗之中而站立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它就是显明自身。当人理解事物自身的意义的时候,他就是明白了。在此,作为“明明德”的第一个明是动词性的。它的完整的表达应该是:人要去明人自身的明德。它意味着人不仅要明白和理解人自身的明德,而且也要显明和表现人自身的明德。
德是德性,是人自身的本性。它被理解为在人身上已获得和已实现的道。此德不是后天附加的,而是先天就有的。故此德为本德。但人的本德如何?本性如何?对此,中国历史上有不同的学说。有性无善恶说,有性善说,有性恶说,还有性可善可恶说。但《大学》主张性善论。它认为,人的本德为明德,为光明的德性。一种光明的德性就是善良的德性。
明明德强调的无非是要明白和显明人自身固有的光明的德性。明德固然是作为人的本性,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这意味着人可能去实现这一光明的本性,也可能不去实现这一光明的本性。如果人的明德始终如一地显明自身的话,那么人就不需要去明明德了。但人们之所以要明明德,正是因为“明德”常常是被遮蔽的。当明德被遮蔽的时候,它的光明就会变成黑暗,由此出现缺德或者无德。于是,明明德是对于“明德”的各种遮蔽物的去除。只有通过去除,人才能显明自身本性的“明德”。
人已显明的光明的德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规定,是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等。此外,既然德和道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明“德”同时也是明“道”。因此,人不仅要明自身之德,而且要明天下之道。当然,对于儒家而言,天下之道是社会之道,而不是道家的天地之道,亦即自然之道。
其次在亲民民就是民众。但民不是现代意义的公民。公民能自己规定自己,知道并实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相反,民是传统意义的臣民。在君臣的关系之中,臣民是被君主所统治和治理的。在此,亲民者和民众虽然不是君臣关系,但也是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民是亲民者的一个对象,亲民者是民的一个主体。
亲民者和被亲民者的关系聚集在亲的行为上。但何为亲?对于亲的意义,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它就是亲爱,是一种仁爱之心。所谓亲民,就是亲爱于民,是亲民者去爱人民。另一种认为它是自新。所谓亲民,就是亲民者通过自己的道德更新让人民的道德也自我更新。
这两种解释在《大学》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就前一种说法而言,就有“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在此,亲就是亲爱。就后一种说法而言,就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此,如果新就是亲的话,那么亲也就是更新。
这两种解释虽然可以为不同的思想主张提供其资源,但其实也并行不悖。它们都关涉到亲民者和被亲民者的关系。如果亲作亲爱来讲话,那么它是关于大人自身的动机和行为;而如果亲作新民来讲的话,那么它是关于民众的行为和结果。这其实是对于同一事物相关两个方面的说明。
第三在止于至善
止是停止,是停于某处。但停留某处并不是保持自身同一的绝对的静止不动。相反,停止某处是到达某处。它必须通过在道路上行走而实现。故止可以说成是到达且居住于某个地方。但对于大人或者君子来说,不是停止于一个一般的地方,而是于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人追求的最后的目的。因此,它是最高的地方和最远的地方。
《大学》认为,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随意的地方,而是至善。故它强调要止于至善。善是好。但至善不是一般的好,而是最大的或最高的好,是绝对的好。它在儒家那里表达为仁爱。至善作为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人在其存在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远的地方。于是,它是人的目的,也就是目的地。它作为人的所归之处,但反过来也是所来之处。只有到达并居留在这个地方,人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性。
《大学》将这具体化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其实是儒家关于人在现实世界中作为不同角色所应遵守的相应的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人在生活世界里,就是置于一个伦理关系之中。其中主要的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和兄弟关系。
在这样一个关系中,每个人有其自身的独特的身份和位置,并拥有自身存在的根本的规定性。人意识到并实现它,便是达到了其最高目的,也就是止于至善了。虽然君臣、父子和兄弟每人的根本规定性不同,但它们都是仁爱的不同形态。故所谓至善就是仁爱,而止于至善就是实现和完成仁爱。
就三纲自身而言,它们三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一般认为,明明德是关涉自身的,甚至是个人心性的;亲民则是关涉他人的,是与世界交往的。但明明德和亲民作为内外关系不可分离,而是一体两面。明明德者必亲民,这在于内在必须向外在去实现;而亲民者必明明德,这在于外在必须以内在为前提。而明明德、亲民都要止于至善。因此,止于至善是明明德、亲民两者的目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大学》的根本宗旨就是止于至善,这在于唯“至”能“大”。如果能作如此理解的话,那么明明德和亲民不过是止于至善的两个方面。但止于至善并不外在于明明德和亲民,而是内在于这两者。当明明德的时候,人就止于至善了;当亲民的时候,人就止于至善了。
止于至善事实上是明明德和亲民的内在目的。但三纲其实都统一于仁爱之中。明明德是显明人自身的仁爱之德;亲民是施仁爱于民或以此让民自新;止于至善不过是达到仁爱这一最高目的。
于是,“止于至善”对于人性的教育具有规定性的意义。人们必须知道这个唯一的最高的目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不是要人意识到停止不前,不如说,它正是让人的心灵回到了自身并且可能去思考。人知道了目的地,也就能确定自己志向,由骚动达到宁静,获得自身的平安,并能思虑事情,最后心有所得,也就是达到了关于事物本性的思考。
《大学》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这里,道是道路和过程,它有其开端、中间和完成,也就表现为本末、始终、先后。大学之道当然也有自身的道路和过程。它就是三纲。其中,至善是大学之道的根本。知道至善并“止于至善”则是正确地行走在大学之道上。因此,它是纲中之纲。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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