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奔走革命
贺子珍兄弟姐妹五人，即：长子贺敏学、弟弟贺敏仁、妹妹贺怡、贺先园，兄妹五人一同加入革命中，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是红军，为革命事业贡献很大。
贺家是书香门第之家，家境很是殷实，到了贺子珍父亲时开始经商，经营茶馆。其中贺敏学是家里长子，他年少时就嫉恶如仇，向往能够成为英雄，并早早结识了袁文才，经常邀请进步青年来家交流。
1925年贺敏学考上军校，听闻国民党反帝反封建，随之加入国党。然而很快贺敏学发现，国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公无私，这让他心灰意冷。但很快，他就在欧阳洛、刘作述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
贺子珍和贺怡在哥哥的影响下，性格也男性化，为人仗义。贺敏学入党后次日，发现两个妹妹也出席开会，这才知妹妹比自己提前入党，就这样，一家人走上了革命之路。
受他们的影响，贺氏家族很多有志青年纷纷加入红军，然而革命时期贺子珍家族先后有四十七人牺牲，就连贺子珍本人也差点丧命。
不过其中最憋屈的就是贺子珍弟弟贺敏仁，被自己人枪毙，今回忆起来依旧让人惋惜。
弟弟长征时期被枪毙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开始了长征之路。当时贺敏学、贺怡等人奉命留守在赣南，和敌人游击作战，子珍和弟弟贺敏仁随中央红军长征。
贺敏仁为人十分聪明，十三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加入革命，在黄公略的游击第3纵队作战，在战场上立下了不少战功，十七岁时成为红6军的司号兵。
因当时贺敏仁年龄比较小，战士们常拿他开玩笑，并叫他“贺美人”，他听了后依旧乐呵不生气。长征时，因哥哥姐姐在红军中都担任重要职位，他年龄小，政治觉悟不够，自诩兄姐是大官，平日里纪律比较散漫，对自己不严格要求，长征路上吃不了苦，总是爱发着各种牢骚。
1935年7月底，红军总部到达毛尔盖地区，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8月4-6日中央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接下来的行动。正是这一敏感时间，发生了贺敏仁被杀事件。
红军到了藏民住区毛尔盖时，部队三令五申要求遵守民族政策，不过一天有人汇报：“贺敏仁私自闯入喇嘛庙，违反部队纪律，偷拿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
师部首长听了后，立马派人将贺敏学抓了起来，并将他捆绑，想要将他枪毙。此时贺敏仁才知自己的处境有多糟糕，他连忙表示自己被冤枉的，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希望首长能放他一条生路。
同乡的红军战士也为他求情，但师首长并不为所动，反而雷霆大怒：“部队再三强调守住纪律，贺敏仁却当耳旁风，明目张胆挑衅纪律，一定要严肃处理，将其枪毙。”
没办法，贺敏仁只能请求老乡帮自己给姐姐贺子珍写信，反映这一情况。然而，这个老乡大字不识几个，琢磨半天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最后索性不管了。
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政委知道此事后很是头疼，毕竟贺敏仁擅自拿走钱财，破坏红军纪律，显然是明知故犯，但他年龄小、政治觉悟不高，还是贺子珍弟弟、主席小舅子，要谨慎点处理。
团团长和政委认为应该先给主席发一个电报，汇报此事才行，师首长听了后火大，说：“王子犯法也要追究责任，没有人可以特殊，红军是百姓的队伍，就要执行铁的纪律，难不成他是主席妻弟就能从轻发落？”
团长政委连忙解释：“理解错了，主席对亲人要求严格，只是我们认为还是先给主席发个电报，听听他什么态度，再处理也不迟。”师首长听了后点点头，同意两人的行为。
然而，那个年代发个电报并不容易，要先给电池充电，如果电不足是发不了的，结果这份电报发了很久才发出去。
然而，因部队的议论声比较大，师首长认为应该维持纪律，如果处理晚了，恐怕会给部队带来不好的影响。师首长对众战士说：“不能再拖延了，要维护部队纪律才行，军纪不严乱拿百姓东西，如何让百姓相信？那不是和国军一样了吗？”
就这样，师首长下令处决贺敏仁，死前贺敏仁很是伤心，高呼：“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按照红军纪律不该处死，大哥大姐快来救救我！”
正当贺敏仁被处死后，军委电报发了回来，提出要缓期执行，但此时已经晚了。
贺子珍谈论此事
其实主席一直没有收到这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其他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文件，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一点也不知情。红军队伍关于此事也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有人故意陷害，想要打击主席。
早在1935年6月25日，主席率红1方面军和张国焘的红4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时，中央本想着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计划发动松潘战役，歼灭并打击胡宗南主力，拿下松潘后主力军再朝着甘南行军。
不过张国焘本以为中央红军三十万兵力，会合后才知就两万人马，自诩兵力强，看不起中央红军，反对北上策略，其野心勃勃，想要分裂红军。
主席等人无奈让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但他依旧不满足，拖延了一个多月，让蒋军有了排兵布阵的时机，结果松潘战役被迫流产。此时主席等人计划发动夏洮战役，结果又遭到张的阻止，提出西进政策，阻止中央红军的北上。
而贺敏仁被杀时，中央红军正召开毛尔盖会议，而主席和张的斗争比较激烈，在这一敏感时期，主席也不好发话。
一个多月后，贺子珍、主席才知道贺敏仁被杀一事，贺子珍当时伤口还没愈合，听了后很是伤心，她怕有人故意挑事，对自己弟弟开刀。随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弟弟贺敏仁错误比较严重，违背红军纪律。
不过她发现弟弟并没有拿这么多钱，也不可能拿这么多钱的。她说：“弟弟犯错应该受罚，不过他并没有拿一千大洋，他身材瘦弱，一个人哪里拿得动那么多钱？当时最壮实的挑夫也只能挑800银元。况且，贺敏仁只有一个背包，一个军毯，有那么多钱也没法放。”
和贺敏仁一起的战士反馈，贺敏仁拿了一百个铜板，也就是一个银元。有人故意想整他，故意夸大事件，扭曲事实，师首长也没进行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准就擅自行动，至于是不是针对主席，那就不好说了。
当时主席天天忙着给张国焘等人做思想工作，经常半夜才回家。贺子珍将此事汇报给他，他没有任何表态。事后，贺子珍也没有采取报复行为，就让此事随风飘去。
后来，贺子珍见到兄妹时，谈论了此事，说：“我们一家人闹革命，小妹先后被敌人杀了，没想小弟被自己人枪毙，如果此事发生在平时，自然要争个曲直是非，但当时处于战争时期，一切要服从大局，不能干扰主席对军队的指挥决定，就算有人陷害，也要用红军纪律约束自己和亲人。”
革命一枝花
贺子珍和主席陪伴的十年，也是革命形势最紧张的十年。年轻时的贺子珍长得很是水灵，秀气的瓜子脸，皮肤十分白皙，眼睛圆圆的，没有什么缺点。
贺子珍1909年中秋节当天出生，因此父亲给她起了个名字“桂圆”，一天，贺家走来一个算命先生，并表示要免费为贺家算上一卦。此人说：“你家大女儿今后必然是个富贵之人。”
伴随着年岁的增长，贺子珍也见惯了民生疾苦，目睹太多悲剧，内心也多了许多惆怅。1919年五四运动后，当地开设了新式学堂，也招收女学员。随后，贺父将3个女儿一同送到学堂里，在这里受到教育的贺子珍，思想也变得更积极进取。
在学堂之上，贺子珍、贺怡两姐妹思想积极，尽管年龄小，却早早加入爱国学生思潮运动，时间长了名气也就此传开。贺子珍性格上比较泼辣，对待恶霸地痞时很勇敢，就这样，贺氏三兄妹在永新名声越来越响亮，子珍更是有“永新一枝花”的称号。
共产主义思想飘进永新后，贺子珍陶醉其中，立志要成为共产党员，当时的革命浪潮很是汹涌澎湃，贺子珍加入了青年团中，这一年不足16岁，一年后顺利入党，投身到革命事业。
井冈山第一个女红军
大革命时期，贺子珍担任永新县妇女部长。不过四一二政变后，国军就在各地制造惨案，杀害了很多优秀党员。1927年6月，反动派夜袭永新县城，并将多个机关包围起来，并抓捕八十余个党员。
这天夜里，贺子珍刚好没在家里，幸运躲过了敌人的抓捕，次日夜里她用上布匹缠身，翻越城墙逃了出去，找到了兄长贺敏学，在哥哥的指示下寻找袁文才等人。没多久，子珍赶到宁冈茅坪，见到了一年前曾相识的袁文才。
袁文才立马和王佐联系，并率领队伍拿下永新县城，成功救出了一众党员。为了避免被敌人再次骚扰，贺敏学带上一百多人跟随袁文才行动。不过一个月后，永新同志陆续回乡，唯有子珍和哥哥留在袁部。
二十多天后，刚好毛主席率秋收队伍去往井冈山，为了确定这是我党队伍，贺子珍还打扮成村姑模样，去三湾村打探消息，并将民房上张贴的革命标语带了回去，证实是我党部队，袁文才派人和“毛司令”联系。
1927年10月7日，毛主席率革命军来到茅坪，袁文才连忙率人过去迎接，当时贺子珍就在袁的身后，主席见到她后眼前一亮，没想在这山野之地竟有如此有胆识的女子。
主席连忙伸出手握手，并问道：“你是谁？”袁文才立马回道：“她是永新妇女部长，才十八岁，名叫贺子珍。”
主席幽默表示：“还以为是哪个首长千金，原来是同志啊。”子珍对这个大名鼎鼎的前委书记也有好感，尽管此人比较消瘦，但眼里却透露着刚毅果决。
不久后，贺子珍被派到前委当秘书，穿上了灰色军装，这也是当地人没见过的新式军服，同时也是井冈山上的首个女红军。
和主席走到一起
袁文才一心想要将子珍介绍给主席，毕竟他的老相好对两人的纯洁关系很是嫉妒，甚至还公开指桑骂槐，为了处理两人关系，袁文才决定将子珍介绍给毛委员。
而王佐也正有此意，他的戒心比较重，不相信革命军能长期待在井冈山，还担心对方将自己的部队吞了，为了让其留在井冈山，王佐也支持将子珍介绍给主席。
其实贺子珍内心有一个相好，他就是子珍的革命引路人欧阳洛，但此时欧阳洛已为革命奉献生命，子珍也是时候为自己考虑了。
自从担任秘书一职后，子珍和主席一起工作，她的字迹很是娟秀工整，让主席看了后很是喜欢。在进一步交谈中，主席还发现子珍对湘赣边界的风土人情等比较精通，且语言天赋强，可听懂好几种方言，主席每次深入基层调研时，总会让子珍跟从。
接触了一段时间后，主席还发现贺的群众联络能力强，且工作起来很是认真仔细，一直稳重干练，这样的性格是主席所喜爱的。
1928年2月18日，主席回到茅坪，提出要去象山庵进行调查，并让贺一同跟随，在当地调查的七天里，主席工作之余总是找子珍在田头小路散步，在一言一语中，两人对各自的家庭状况有了更多了解，彼此也日久生情。
主席内心比较感性细腻，心里藏不住事，对待感情从来不隐藏，他对这个女子很有好感，并提到了自己的婚姻状况，说起了杨开慧的事情。
贺听了后，内心也十分复杂，她和主席相识四个月，爱情上也迎来了升华，却得知对方已婚的消息。不过主席的坦诚率真，让她有了新的想法，她心想：“为了革命，主席来到井冈山，身边却没人照料，实在是需要有一个伴侣才行啊！”
1928年3月，因组织上的要求，主席只能率红军朝着湘南进发，让子珍先回永新。不过到了4月下旬，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没几天工农军2个团也赶了过来，两支部队顺利会师。
5月初，主席忙着组建红4军的重任，到了7日才忙好，空闲了后就写信给贺，让她来到井冈山会面。不过等了五天后，贺还是没前来，主席内心着急，又写了一封信，信件这才到了子珍手里。
不久后两人重逢，贺子珍很是高兴，询问主席在湘南的情况。朱德等人很意外，不知这女子是谁，袁文才解释一番后大家才明白。很快，贺子珍就融入新的集体，和朱德妻子伍若兰等人很快相识。
尽管贺子珍依旧担任秘书一职，但一有空就去宣传队，和姐妹们一同宣传革命工作。然而到了5月中旬，贺和毛的恋情还没太大进展，这让他着急起来。
一天，第1师副师长余贲民结婚，当天领导人全都过去庆祝，喝酒那天袁文才当着大家的面问道：“毛委员，什么时候才能喝上你的喜酒？”此话一出，王佐、朱德、陈毅等人也纷纷“催婚”。
这一场面反倒是让贺子珍难为情，大家都看向她，她也只好害羞点头，王佐见了后说：“好嘞，又要喝上喜酒咯！”
5月28日，贺毛两人的婚礼在象山庵举办，婚礼比较简单，他们两人都穿着平常的衣服，不过王佐、袁文才二人对婚礼比较看重，对酒席很是重视。
骨肉分离长征
在赣闽地区，贺子珍和丈夫一同生育了六个子女，长女是1929年6月中旬出生，当时红4军正在攻打龙岩城，主席因比较繁忙，只能让第4纵队司令傅伯翠照顾，月底生下了女娃。
当时子珍才二十岁，一心想着革命工作，但看到孩子后还是十分心软，将孩子抱在怀里。不过二十天过后，主席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将孩子托付给别人。贺子珍不解，主席安慰她为了革命只能这样。
就这样，贺子珍将孩子送给了一个大姐，并将二十元大洋交给对方，内心很是失落，希望早日和孩子见面。不过半年后，红4军再次攻占龙岩，她去找大姐时却找不到了，从别人那打听得知孩子已夭折。
1932年10月，贺子珍生下一个男孩，产后半个月主席才赶到，他提前安排人熬煮鸡汤，并将鸡汤端到妻子面前，并给儿子取名“毛毛”。一岁时，小家伙就认人了，见到父亲回来就会扑到他怀里。
1933年12月，子珍产下男婴，不过出生后就夭折了。等到长征前夕，为了突围方便，毛毛被送给叔父毛泽覃那里，由他们安排送给老乡抚养，但没想毛毛和父母永远分开。
1935年2月，子珍跟着红军来到云南扎西白沙村，当时红军和反动派猛烈交战，刚好子珍分娩了，邓颖超等人将她扶到背风场所，并让李治军医接生，董必武等人在外面守卫，因情况紧急，他们急一头汗，生怕敌人炸弹投向这里。
但孩子顺利分娩，是个女孩，因军情紧急，贺子珍只能无奈将孩子送人，眼泪止不住流出，喃喃道：“第四个了！”
1937年1月，贺子珍在陕西生下了第5个孩子，是个女孩，邓颖超抱着孩子说：“真是个好娃娃，好娇娇！”主席听了后，内心有感，将她起名为“娇娇”，也就是李敏。
因爱难容遗憾一生
贺子珍年龄小，有少女性格，总是会因一点小事耍脾气，时间长了主席不理会她的性子，搬到另一个窑洞居住。这一举动，让子珍很是心累，她认为主席变了，对她疏远了。
一天，外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主席，因美国人比较开放，经常会说上不着边际的玩笑，他也爱开玩笑，当时屋子里还有吴光伟，和毛坐在一起。贺子珍见了后，当场火了，打了吴光伟一巴掌，外国记者见了又打了贺，结果几个女人混战起来。
主席只能批评贺，两人大吵一架，一气之下子珍提到要去苏联看病。当时的子珍比较委屈，浑身伤病，再加上多次怀孕，同时文化知识不高，让她在主席面前没有自信，这才决定出走苏联。
当时去往苏联时，子珍是怀着孕的，1938年10月子珍来到苏联，主席发了一封电报让她回来，贺并没有理会。没多久，贺生下了第六胎，但半年后因患上流感夭折。
1939年9月，三十岁的贺子珍收到一封信，信中丈夫提出终止婚姻关系，这让她备受打击。1941年底，女儿李敏来到苏联，有了孩子的陪伴，她的内心也有了更多的快乐。
在苏联的日子，贺子珍遭遇了悲惨经历，因顶撞儿童院长被送往疯人院，在这里饱受折磨，直到1947年贺子珍才回到国内。
沉默中走完人生
回国后，子珍给前夫写了一封信，并让女儿李敏也写了一封，主席只回了女儿的电报，并派人将女儿接到自己身边读书写字。没有了女儿后，贺子珍内心很是孤独，又写了一封信，但前夫还没回信，只是让女儿写了一封回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50年时，贺子珍被安排到上海居住，因身体不好经常生病，1954年9月，贺子珍听了主席的讲话录音，一时激动晕倒。
1959年庐山会议前，主席希望见上前妻一面，在组织安排下，两人二十二年首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到了1979年9月，贺子珍才被接到北京，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并被允许去了毛泽东纪念堂，1984年4月19日因病离世，骨灰被放在八宝山公墓，在沉默中走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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