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 作者 张艳茜
为人民而写作的路遥
1985年路遥（左一）在铜川鸭口煤矿深入生活。（张艳茜翻拍鸭口煤矿王清林的作品）图片由张艳茜提供
1980年路遥（右一）与大弟弟王卫军和生母马芝兰合影。图片由张艳茜提供
【读书者说】
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
1992年11月17日作家路遥去世，距今30年了。30年来，路遥和路遥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精神，激励、鼓舞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路遥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赢得了持续而广泛的读者市场，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一个文学现象。
从青年农民王卫国到著名作家路遥，路遥走过的是从平凡到不平凡的人生之路。路遥生活和创作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处于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和历史使命的作家，路遥不仅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理解，而且始终把握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向，坚持为人民而写作的创作立场。他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开拓了自己创作的道路，创造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1、看书，是抵制饥肠辘辘和自卑的最好良方
少年时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以及山区滞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的环境限制，反而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极想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手稿 图片由张艳茜提供
1949年12月2日，路遥出生在陕北的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一个小村子。此时，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理背景中，对于生活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的人来说，苦难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和少年路遥一样的孩子们，他们童年时代的苦难，是穷困的环境所给予的。他们一双眼睛看到的满是贫瘠而沟壑纵横的山，每天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天天盼望的是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饱饭，冬天时脚上能穿上一双鞋子。
从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屈辱，导致了少年路遥的孤独、内向、压抑的性格，1957年秋季，不满7周岁的路遥被过继给延川郭家沟他的大伯父。远离亲生父母，又让路遥面临了另一重人生考验。在那些起初冷落路遥的小伙伴记忆里，路遥聪颖而淘气，有着农村孩子特有的野性，也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与一些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打架“总不服输”，这种姿态，实际上映射出了他抗争命运、积极进取的人格心理的萌芽。
在延川县城读高小和上初中的那五年，路遥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他交不起每月五六元钱的伙食费，有时，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
看书，成为路遥抵制饥肠辘辘最好的良方。延川中学的阅览室里，有不少的藏书，古典小说居多，《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有些著作，路遥在高小期间就阅读了。在语文老师程国祥的推荐下，路遥开始阅读《创业史》《保卫延安》《红岩》等，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牛虻》等，这些文学书籍，成为他大快朵颐、果腹充饥的精神“食物”。
困苦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层面，作为贫困的农村学生路遥，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苦。在县城上学的寄宿生活，路遥不仅因为长期处于吃“寒酸”的最低等餐食而自卑，同时，“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矛盾，也使路遥时刻感受到自尊心的极度受伤。他要用比克服来自饥饿还要多的精力，去克服周围人对自己不屑的或是轻慢的目光。他将自卑感转化为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升华为一种超越自身、反抗命运的动力。读书、上进、和命运抗争、改变人生道路，成为少年路遥心中的自觉追求。
从农村到城市，这是农村青年一条苦苦追寻和艰难拼搏的漫长之路，而且是大多数人未必能到达目的地。这也是好几位陕西作家如贾平凹、邹志安、京夫等人的艰苦卓绝奋斗之路，即使是距离西安城很近的灞桥区白鹿原下的陈忠实，也曾为获得城市户口走过一段不短的岁月。
1972年，在黄河畔一个远离交通干线的荒僻小县城，回乡青年路遥与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的谷溪，北京知青陶正，西北大学毕业分配到延川工作的闻频等几位文学青年，办起了一份《山花》小报。路遥当时刊发在小报的文章，尽管还有些幼稚，但是却饱含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像破土而出的山花顽强地绽放着。路遥开始意识到，或许从文学创作上能走出一条路来？通过个人奋斗和努力，从而改变生存环境，改变个人命运，架设一条横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深壑的悬索。
1973年9月，路遥背上恋人林达为他准备好的被褥和衣物，揣着林达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积蓄，怀抱着文学情怀和文学追求，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延安大学校门。做事办事有明确目标的路遥，抱定一个信念，上大学中文系，就是要读名著，学创作，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奠定坚实基础。大学三年，他发奋读书，把《创业史》读了四遍，精读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堂吉诃德》等中外文学作品，并坚持阅读各种报纸，了解国内外时事。
路遥以一种与命运决战的姿态，以一种狂热痴迷的心态，读书、创作。而文学创作的初步实践，也挖掘出了他生命深处的巨大潜能，他的才华日渐显露。
2、《人生》的写作与发表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1976年大学毕业的路遥从延安走进了西安，成为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一名小说编辑。这个已经站在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农村青年，文学创作崭新的一页也正式展开了，这一页和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步进行着。
1977年之后，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最先感受到这种巨变的，当然是神经最敏感的作家。1976—1979年间，路遥先后发表了几篇与当时的文学主潮契合的小说《不会作诗的人》《在新生活面前》《匆匆过客》《姐姐》等，但都没有引起什么影响。而同时，陕西作家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双双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无疑对路遥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他没有表现出焦躁情绪，他一边在《延河》编辑部从事如常的编辑工作，一边审视着文坛的动向。到了夜晚，独坐于一盏孤灯下，烟雾缭绕中，他开始思考创作思路与题材和心理体验的关联，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他要积极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在与文学同道讨论文学话题时，路遥表现出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的“广阔而深刻的内涵”的思考。
路遥文学创作的转折，与发表在1980年3期《当代》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直接的关系。1981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路遥第一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无疑增强了他创作的自信。但是从这篇小说被排在获奖作品的后面，以及评论界的冷淡中，路遥意识到文坛并没有真正承认他。获奖是一回事，得到普遍公认又是一回事。
1981年春，路遥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有一次深度的交流，王维玲向路遥约稿，让路遥想起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一直想写的一个题材。1981年夏天，路遥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创作过程中，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每天伏案工作18个小时，13万字的《人生》，路遥仅仅用了21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
1981年10月，路遥将稿子寄给王维玲。不久，路遥就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王维玲对这篇小说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
路遥修改后的题目是《生活的乐章》，王维玲和编辑南云瑞感觉不理想。看到路遥在小说开端引用了作家柳青的《创业史》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他们受到启发，改标题为《人生》。
《人生》不仅是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同时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高加林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欲望冲动，来自历史，来自不合理的现实。所以，他是真实可信的。而我们现在谈论的“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对立问题，1982年路遥在《人生》里就提出来了，农村青年高加林的心中对城乡差别就开始冲撞，开始质疑，开始反抗。
《人生》不仅在文学界、新闻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人生》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
但是此时的路遥却深陷于孤独之中。一方面他被鲜花和掌声包围，另一方面《人生》之后多篇小说发表后都不被看好。评论界的质疑声开始出现——路遥的小说再也超越不了《人生》了。这样的质疑，也来自路遥自己，为此他“痛苦极了”。带着这样的疑问，也为了逃避繁杂的追捧，路遥回到陕北家乡。他把自己“丢”在陕北毛乌素沙漠，寻找到答案。“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当路遥走出茫茫辽阔的毛乌素沙漠时，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
3、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思考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大山田野长大，又从那里走出来，先到小县城，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工作。农村我是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而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由于城乡交往的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致〈中篇小说选刊〉》
1982年开始，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前期准备工作：阅读百部名著，查阅相关资讯。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只“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个较欢愉的社会活动”。
一个是1984年3月，陕西省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路遥做了专题发言。他说，对于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关注人和人的命运，在一切变化中，人的变化，包括人的情感和心理的变化，是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在当前来说，大变革的农村生活中，农民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需要作家用全部精力来研究的。同时，关注当前农村生活，应该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还应该有穿透未来的能力。
发言中，路遥再次提出了“交叉地带”这一概念，他认为，当代农村生活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和广泛地相互渗透的状态。这种状态，已大大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要反映今天的农村生活，不了解和不熟悉城镇和其他行业的生活，就可能受到一种局限。
1985年8月20日，路遥参加了第二个被他称之为“较欢愉的社会活动”：陕西省作协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当时，全国长篇小说创作逐渐繁盛，而陕西同一些省市发展的情势相比，似乎迟缓了。第一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陕西均无作品推荐。陕西作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承认这个事实，并发奋努力去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
路遥在这个会上讲道：小说，尤其是长一点的作品的创作，要求作家的，首先不是艺术上的东西，而是作家观察生活的着眼点和理解生活的能力，作家仅有“一度进入生活”还不够，还要有“二度进入生活”。好多作品没有绝妙的东西，就因为作家没有“二度进入”的深刻认识。
这次会议，对新时期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路遥实际上已经投入关乎他终生事业成就的“大决战”当中，这次会议是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没有结束，路遥就“神秘失踪”了。1985年8月21日他赶赴铜川鸭口煤矿，开始践行他的“二度进入生活”。路遥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没有在吃住方面提任何要求，而是一来到矿上，就要求下矿井。他要和矿工们一起劳动，与矿工交朋友。头上戴着一顶矿灯，穿着一件破旧的满是煤灰的工作服，脖子上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扎一条白毛巾。这时候的路遥，活脱脱一个采煤工模样，他跟着工人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笼车，和工人们在井下的工作面爬着行进，走在危巷深处，那种感觉，不是苦和累的考验，而是生与死的考验。
“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1985年秋天，所有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路遥决定到铜川一个更偏僻的陈家山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按全书的构思，要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到煤矿的生活。但是路遥知道，进入写作后，他就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
五六天过后，路遥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53章，每写完一章，路遥就划掉一个数字。他极力克制着不去遥望最后“53”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写作到凌晨时，饥饿难耐，路遥就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喝一杯咖啡填一填肚子。睡下后，他时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但一觉醒来，体力稍有恢复，路遥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用热水洗把脸，痛饮一杯咖啡，又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
1986年夏天，第一部书稿终于全部修改抄写完成。书稿辗转几个编辑部后，1986年6期《花城》发表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也在1986年12月出版发行。
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陕西省作协主办的刊物《小说评论》与《花城》编辑部一起，在北京召开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与会的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写法陈旧，有人甚至刻薄地说，这不像是《人生》作者写出来的作品。现实主义写法行将就木，路遥还在坚持这样写，多么沉闷，多么没意思。
备受打击的路遥，回到西安后很快恢复了平静。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他，更重要的，是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个题材——即面对最朴素的人，选择最朴素的写法。
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历史证明，路遥的坚持是正确的。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
4、为人民而写作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
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的天宇间陨落了！
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
这就是路遥······
——陈忠实《别路遥》
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与中篇小说《人生》，具有相当一致的精神：“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底层生活成为路遥反映的共同内容。作品以恢宏的气度、鲜明的时代色彩、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从全局性和整体性上反映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作品中积淀了太多当代社会变革的信息。
2022年11月17日，路遥逝世整整三十年，但是人们越来越怀念他，随着他离开时间越久，他的作品愈来愈有生命力。路遥和路遥的作品影响何以延续至今？首先在于他始终坚持的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关心和真挚的爱。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从人民，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视角和立场出发，表现他们的痛苦和欢愉，反映他们的愿望和心声，真正做到了为人民而写作。路遥曾说，只有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作品所呈现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正是怀着这种深挚的热爱，理解的尊敬，路遥的笔下才出现了一个个自尊、自强、自爱和淳朴善良的普通人形象，并赋予了这些普通人丰富的、凝重的，宽厚的具有土地般博大雄浑的品格。
路遥和路遥作品的影响何以延续至今？还在于路遥坚持与写作目的和写作内容一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精神内核，就是人民性。体现在创作上，就是对人的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路遥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记录，感应时代脉搏，紧随社会节奏，以人民作为主角，以人民为对象，关注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和疾苦，而现实主义作为作家认识、把握和表现社会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更易于为创造新生活的广大普通劳动者所接受。从路遥的作品三十年来几代读者的阅读与传播影响上看，路遥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了创作实处。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一部《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为路遥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路遥无疑是文学沙场上一个夸父式的勇士，他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他的生命延续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三十年来，依然有很多人在路遥的作品里可以找到精神上的共鸣，给人理想的光芒和力量，给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灵的震撼，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不懈地奋斗着，正因为如此，路遥的作品在三十多年里长销不衰。
（作者：张艳茜，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艺发展智库首席专家、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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