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不像小学中学那样，老师手把手地教你，每堂课给你布置作业、每个阶段用考试来检验你学习的成果，只要你这颗“小苗子”长歪了一点点，老师就会及时把你纠正过来。相反，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会给你一个课题，鼓励你自己去翻书、查文献、做实验，充分发挥你独立自主的能力，老师只在最必要的时候给予你一定的指点，两年下来，你就找到了做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路子。
如果说普通人必须经历小学、初中、高中、本科16年之后才有资格荣升为一个研究生，早在我还没有从一个小混混脱胎换骨、拜在赵师傅门下学武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研究生”：赵师傅不可能像大人给孩子喂奶那样手把手地教我，一点一点地为我纠正拳脚上的毛病，相反，平时最主要靠我自己去练，在练的过程中体悟到一些门道，并在此基础之上精进自己的武艺，久而久之，我就形成了独立思考、亲自动手实践的习惯。
之后在普雷学编程，我充分发挥了学武时养成的那种“做研究生”的精神：自己去翻书、自己去找资料、自己在编程软件当中检验自己学到的知识，而不是一味地依赖老师，因为我当时只有一个目的：尽一切努力提高自己的编程技巧，同时心无旁骛的我也没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事分神，所以理论和实践结合、坚持在编程上探索的我进步神速，尽管当时我仅仅是一个所有人眼里烂泥扶不上墙的初中毕业生，但是没个两三年那些名校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就被我远远甩在了后面。
记得中级班临近尾声的那阵子，老师安排我们做毕业设计，正常情况下是四五个人一组，每个人负责软件的一小块，之后把所有人负责的部分拼起来就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因为我当时的编程能力已经远超于同班的其他同学，身经百战的我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我就向老师申请“能不能让我单独完成一个软件”？
“可以，但是按规定你还是得跟他们分在一组，你单独完成一个软件，那是你自己的成果，但同时你也是小组的一部分，你得同时负责小组的一个模块，跟他们分工协作完成另一个软件，换句话说，你得编两个程序，这么大的工作量你能承受得了吗？”当时特别欣赏我的王立群老师想用激将法激发我的斗志，并用渴盼的眼神期待我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
“保证没问题！”我拍着胸脯向他保证道。
因为同班的那些同学的确太差了，跟他们合作必定会拉低我的档次，四五个人一个小组，就算我的那个模块做得再巧夺天工也不可能力挽狂澜，让整个软件起死回生，因此，我的重心就放在自己独自完成的那个软件上面，我利用自己这两年来的所学，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奋斗下，没两个月一个包罗万象的大软件就应运而生了，而帮小组做的那个模块呢我则敷衍了事。
记得在最终考核阶段，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论文详细介绍自己软件的各种功能，并在电脑上向老师演示了它有多强大，在场的其他学员都看呆了：黄越青有那么厉害？他一个人就能统筹整个软件工程？他自己就相当于一个团队？而和我同组的其他人却因为他们相较于我黯然失色、他们的程序没有任何亮点而得不到老师的青睐对我怨声载道。
“就知道为他自己！”组员小刘在背后叽咕说。
我为我自己怎么了？我砸一万多块钱来这里学编程当然是希望能学有所成，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编程技巧，如果我不拿出像模像样的程序来，我对得起父母亲给我交的这一万多块钱吗？从普雷结业后走上社会的我又靠什么生存？
他这一句“黄越青就知道为他自己”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我亏欠了他什么似的：我不应该只为我自己，我应该为集体做贡献，我不单单应该提高我自己的编程水平，我应该做一个活菩萨，在提高自己编程水平的同时把所有烂泥扶不上墙的学员全部都整得有模有样。
细想一下，这就是中国人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奉行的是一种圣人之道，在中国，只有圣人才有资格为所有人顶礼膜拜，什么是圣人？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面为所有人指出了一条“活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
简单点说圣人不能有私心，圣人必须善待每一个人，哪怕对方是一个小流氓，哪怕对方狠狠伤害了你，你都必须得用圣人心去包容他；圣人不能只想着自己，圣人要体察人间疾苦，为老百姓谋福祉。正如一次感动中国颁奖晚会中被邀请上台的焦裕禄女儿描述的那样：我爸爸心里装的全是别人，唯独没有装他自己。
“心里装的全是别人，唯独没有装自己”是个什么概念？明明我有出类拔萃的编程能力，我不能去华为、东软应聘，我不能用双手创造财富，一步一步实现个人的成功，我不能赚够了钱，娶个小美女，住个大别墅，生一大堆的孩子享天伦之乐。相反，我必须得屈居在一个小破中专里面教计算机，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把一个个冥顽不化的中专生都驯化成社会的栋梁，我就是那个隐在所有学生光环下无人问津的幕后英雄，只有这样我才配称之为圣人、只有这样我才配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景仰。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逐渐能理解当初在南艺为什么所有人都对我嗤之以鼻，明明我天赋异禀，只学了两三年就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所有人难道不应该对我顶礼膜拜吗？南艺所有的好机会难道不应该向我倾斜吗？
所有人之所以反感我，就是因为我没有为集体做贡献，我只知道为我自己谋福祉，而不管其他人的死活，话说你黄越青没个两三下就达到肖邦练习曲程度了，而同班的其他人只能勉勉强强驾驭849，难道你就不应该分出点时间和精力帮助其他同学提高成绩吗？凭什么你牛逼哄哄的，动不动嚷嚷着换老师、动不动不服学校的管、动不动就看不起身边的那帮弱势群体？换句话说，我作为一个强者必须得担负起对周围人道德上的责任，正因为我只知道为自己捞好处，因此所有人都把我看作是一个卑鄙小人而鄙薄不已。
可是时至今日我都不觉得自己当初到底做错了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我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一没偷二没抢难道有错吗？我自己优秀到底招谁惹谁了？凭什么所有人都得在我自己亲手做大的蛋糕上蹭一下？话说我放弃了普雷推荐就业的好机会、我放弃了我编程上的大好前途而转攻音乐，肯定希望能创造出比之前更大的奇迹，我能够更加多快好省地抵达自己人生的巅峰，我为别人，别人能感激我吗？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吴某，我出于好心帮他挂QQ三国，他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激，反而抱怨我为他做的还不够，甚至跑到仇家面前搬弄是非，挑拨对方跟我斗得你死我活，这样他心理上才会感到平衡一些，为了这种人忙前忙后、劳命伤财的真的值得吗？
这一路走来我为的都是我自己，想当初我被中专劝退了，整天不上学跟那帮活闹鬼裹在一起，甚至干了些类似于在游戏机室管小孩要钱的小坏事，有哪个老师提出哪怕是帮我补习一节功课？有哪个邻居哪怕是劝过我一句改邪归正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当我的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跑到南林附中为我求情的时候，教务科的王某语带不屑地劝他们说：“你不要再逼你们家黄越青了，你们家黄越青不是块学习的料，你们再这么逼下去要把他给逼疯了！”我妈妈单位的于书记苦口婆心劝我回去把学念完的时候，嫉恨我妈妈在单位受重用的李某霞跟他大吵了一架，言辞中巴不得我堕入邪道，没学上流落社会，被那些坏孩子裹去犯罪，被判刑、被枪毙。
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当你是一个弱者的时候，当你对别人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反而会成为他们累赘的时候，所有人恨不得早点甩掉你，生怕跟你扯上一毛钱关系；可是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们就像蚊子见到血一般一个个都凑上来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你对他们道德上的责任，强调你为他们做的还不够，你必须无私地为集体做贡献。
在我看来，道德是一种大众思维。普通人朝九晚五，领工资赚钱养家，他们既不可能沦落到去犯罪、去铤而走险，也因为他们的惰性和智商上的缺陷而不可能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但是他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费力地往上爬，他们既不希望那些混的不如自己的人把脸贴过来成为他们的包袱，同时也吼巴巴地想要瓜分强者的蛋糕，恨不得傍上了强者自己就能爬得快一点，由此他们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道德观：强者不能只顾自己，而必须为周围的弱者做贡献，否则你就不配称之为一个强者。
可是，为弱者做贡献就意味着增加强者的负担，我爸爸正是因为写了十几篇SCI才在南林大名声在外、妇孺皆知，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论文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按他的话说，为了写那些论文不知道熬了多少夜、杀死了多少脑细胞，他之所以被评上正教授也是他呕心沥血应得的结果。可是，一旦有好处所有人就凑上来了，“黄老师，你以后写论文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们的名字也带上？”好几位同事三番五次地缠着他央求道。
“带上了又怎么样？又不能当第一作者。”爸爸情商高，既拒绝了他们，同时也没有伤了和气。哦，写论文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跑哪里风流快活去了，等到算成果的时候一个个都凑上来恨不得分一杯羹，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圣人之道，佛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作为一个得道之人，即便是已经得到了进入天堂的钥匙，也必须义无反顾地冲进地狱把所有受苦的人都拯救出来，待到所有饥寒交迫、受尽折磨的人都上天堂享无尽之乐时，我才有资格从地狱里面爬出来，这样的人才配称之为圣人。
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圣人之道把中国人给害惨了，正如我在《扭曲的仁义观》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在中国，弱者对于强者来说就像是一个甩不掉的负担，强者本来可以跑很快，但是因为他跟一大帮弱者捆绑在一起，所以只能“缓慢地挪动自己的步伐”；强者本来可以攀登上珠穆朗玛峰，，但是因为有一大帮弱者在拖后腿，所以他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爬上一个小山坡。
相较于这种畸形扭曲的集体主义思维，西方人更崇尚个体主义思维：你是你，我是我，我得到了成就是我自己的，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要想取得跟我同等的成就只有靠你自己努力，我对你的义务充其量也仅仅是为你指点该上哪个学校、帮你找两本参考书，甚至在关键时刻点拨你一下，你要分享我的成果门都没有。我猜想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想到的绝对是此书一成能引起怎样的一个轰动，我康某人在哲学的领域内掀起了一场革命，从此以后我的仕途能有多坦荡，而不是傻乎乎的抱着“自己在为全人类做贡献”的想法不为名不为利；牛顿之所以跌破了头跟莱布尼兹争微积分的发明权还不是一种个体主义的思维模式吗？微积分是我发明的，名垂青史的是我牛某人，你他妈的一个小瘪三凭什么在老子的蛋糕上咬一口？凭什么要把我在数学上的地位拱手让给你？
只有中国人在评价俩人微积分之争的时候，才会咂着嘴指摘牛顿道德上的瑕疵：微积分造福了全人类，至于你的我的有那么重要吗？你牛大哥就是把名和利看得太重啦！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付出和回报成正比，当我努力取得了一个成就，我肯定希望此成就能为自己带来一定的报偿，即便是分文不取，口头上的一句夸赞、所有人心目中惦记着我的名字也会让我感到内心暖暖的、我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如果当一个人费了半天劲，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或者说所有人瓜分了他的成果，就像我爸爸曾经跟我提到过的，我们南林大有一位颇有才华的教授在林学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本人并没有因此飞黄腾达、鸡犬升天，相反，他们那个系的学科带头人利用他的这个成就评上了院士，你想想他能有多气馁？
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就意味着对于付出者无形的打击，话说我费了那么大的劲、遭了那么多的罪、杀死了那么多的脑细胞，我苦心经营的一切最终石沉大海了，我还有继续努力下去的必要吗？我还有足够的动力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吗？我何不蝇营狗苟，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班上完了溜到一个所有人都找不到的地方风流快活？
在我看来，成功最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意识到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就像我经常督促着我妈妈锻炼，因为练功太苦了嘛，她本身就是一把经不起折腾的老骨头，但是眼瞅着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又不得不下狠心逼着她锻炼，每当她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像一只赶不走的苍蝇不停地在她耳边“嗡嗡叫”：你要记着练功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你要是不把身体练好了钱直往医院送，你说你还想不想多活几年了？难道你就舍得眼瞅着你不在了，你家宝贝儿子我孤苦伶仃、无缘无助，到处遭人冷眼？
但是在现实中，如果你一味地强调“为自己”很容易招致所有人的苛责和反感，因此为自己的人必须得低调，话说我们中国乃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衡量一个人价值高低的标准要看他为集体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当时我在南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是一根筋地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想法，因而大言不惭地向周围人传达“老子就是为自己，你能管得着吗”、“你别想从老子这里揩掉哪怕一丁点油”的信息，当那些看不惯我的人对我指指点点的时候，我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地愧疚，反而披上臭流氓和泼皮无赖的外衣，威胁他们“要是胆敢动老子的心思决不会给你好果子吃”、“要是胆敢从老子身上刮走一丁点油水老子就报复你”，因而才成了一个所有人谈虎色变的家伙，自己在南艺的处境才会如此举步维艰。
即便是放到现在，我依然不觉得为自己到底有什么错，只是我再也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为自己”了，我并不反对“胸怀天下”、“舍小利取大义”，我也赞成在一个强者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适当地对环境和环境里的其他人做一些贡献，只是我感觉“非逼着我为集体做贡献”、“你丝毫不能有半点你自己”的道德观实在太过牵强。据说大衣哥成名后，全村的人都盯上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利用大衣哥兑现的价值，因而每天挤在他家里做直播，拍他的日常，并以此来博取粉丝的打赏，相较于无私地为集体做贡献，大衣哥面临更多的是骚扰和利用，他自掏腰包为村里修了路，但却被骂成了狗，亲戚朋友但凡问他借钱他有求必应，却没收回一分一文，村名们更是放出了“要想我们说他好，一人一万块，一人一辆小轿车”的阙词，这样的圣贤之道难道不是骑在强者头上作威作福、折断本可以一飞冲天的强者的翅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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