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自小出生在贫寒家庭，但父母却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在小学期间，他便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但由于太过活跃，枪打出头鸟，他被校方开除。
好在当时时任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看到了这个人才，将其揽收入校，在这所中学之中走出了不少革命人才，后来在西北地区打下一片根据地的刘志丹便是高岗的校友。
刘志丹
反对教条主义，豪侠外向进入中学之后没了外界束缚，高岗频频参加校内进步活动，引起了中共党组织注意，在毕业之后他便被选中前往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中共党组织为了培养军政人才设立的。
进入学校的第1年，他便被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举办了多场农民活动，成立了农民协会，号召力十分强大的他，很快便被派往陕西地方军阀部队开展秘密的兵运工作。
在这次活动之中，他便认识了之后给予他极大影响和帮助的刘志丹，对于刘志丹的有勇有谋，高岗一直敬佩不已，也是从这时开始，他坚定了未来追随刘志丹的信心，要在陕西不断的播种共产主义的火种。
高岗
他写道：“跟定志丹闹革命，一心向着共产党”，不管最后结局如何，此时这两句话一定是他内心真实反映。
在出学校后，他担任了一段学兵队的队长，还兼任中共秘密党组织特别支部的委员副书记，稚嫩的他在行动过程中被捕，这是他在革命路上第1次遇到危险。相比于第1次遇险，高岗革命道路上第2次危机情况显然要更动人心弦。
在1933年7月28日，高岗与贾拓夫、袁岳栋、杜衡在西安某一家饭馆吃饭，研究抗日义勇军起义。但这几人的会议位置突然暴露，当时的国民党程建文带人前来抓捕。
贾拓夫找机会外出算账从饭店逃脱，而高岗则发挥自己胆大的特点，直接冲出人群，绕道跑开，袁岳栋、杜衡在饭店被国民党抓捕后，叛变组织，供出了中共陕西党组织团组织的多处基地，让整个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建设受到了重大破坏。
这个叛变的杜衡之前在主持工作时与刘志丹起了不少冲突，他高傲自大，常常以所谓“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他的狂妄和之后的叛变形成了极大对比，也给高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恶劣印象。
王明
在1935年2月5日，陕甘边陕北两特委的联席会议召开，刘志丹成了西北军委主席，而高岗则成了副主席，是在西北地区红军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之时，一场危机却悄悄来临。
在中央代表团的负责人员来到西北之后，便有人偷偷告密，陷害刘志丹与高岗。
1935年9月17日，西北军委在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的主持之下改组了 ，高岗成了政治部主任，对于这一任命他格外不满。
在这之后红军也进行了改编，远道而来的红25军和陕甘地区的红26军红27军进行了合并，组成了红十五军团，就在红军改编之时，国民党军队也在开始准备下一次的围剿活动，这次对中共进行围剿的是委员长手下的东北军。
此时国民党也按照自己的编制对东北军进行了改编，将驻扎在延安附近的军队改为陆军独立第10旅，之后又变成了110师，师长由张学良的心腹何立中担任。
张学良
有了围剿计划，国民党东北军的110师便进驻延安，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而来，当时的红军计划围攻甘泉县城，以此来引诱国民党军队出击，在半路拦截前来救援的敌军。在作战选定之时，红军指挥官认为了延安到甘泉的必经之路——劳山，是最好的埋伏选择。
何立中在接到救援命令之后，点兵点将奔赴了甘泉县城，但他也并不吃干饭，在经过周边的山山水水之时，何立中十分犯怵，担心红军设伏。
只不过，在何立中的眼里，九沿山要比劳山更危险一些。只可惜到头来他还是算错一步，没想到红军居然放弃了地势险要的九沿山，选择了劳山。
等到国民党军队到达设伏地点之后，红军突然出击，对纵队快速行军的敌军进行猛攻战争，仅仅只持续了一天的时间，国民党的110师就被击溃。何立中还被子弹击穿了脖子，伤势严重，一命呜呼。
在这场大胜仗之中，刚刚被降职的高岗没有被打击士气，反而发挥了自己拼搏上阵的特点，冲到了阵地前线，当发动最后冲击之时，他干脆甩掉上衣，光着上半身一道向敌人冲去，杀气十足，这也是后来人们所提到的“赤臂战劳山”。
从这一事情上，我们便能看出高岗身上总带着一些耿直和豪爽，敢说敢干，不考虑细枝末节，但也正是这一特点为之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陕北地区地势复杂，一向土匪横行。脾气豪爽又懂得考虑土匪心思的高岗做起匪运工作，那可算是如鱼得水。
高岗在干革命之中，最讨厌说教教条主义，喜欢讲义气，也喜欢发挥自己身上的豪侠气质，陕西党委的行动委员会还专门提出了一道口号，“反对书生姑娘习气，提倡暴徒泼妇精神”。
只是这个口号却让其他人不太开心，王明总觉得高岗手下土匪气息浓厚，不过毛主席却对这种革命形势喜闻乐见，反而还对高岗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党中央在进行实际考察之后，发来了打击富农和打击土匪的指令，身上匪气十足的高岗很快就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或许是因为平时大大咧咧，得罪人物太多，他被直接关到了瓦窑堡监狱。
虽然也让人委屈，在劳山战役结束后不久，高岗就被人五花大绑地入了监狱，在被押往监狱的路上他还碰见了红军十五军团的团长徐海东，满腹委屈抱怨，说我反革命有愧于心，红军危急之时，我化妆成木匠逃回陕北也要组织红军战斗，怎么能说我是反革命呢？
徐海东
押送他的政委开口斥责，就算被五花大绑，高岗还是不服气，开口与对方吵了起来，宽厚的徐海东只能默默走开，无语凝噎。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根据地的领导人生命面临极大威胁，幸运的是，中央红军很快及时赶到，并且迅速了解了当地情况，在知道批评是空穴来风时，毛主席立刻发出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要从中央层面对这几人进行再处理。
很快，刘志丹、高岗就被无罪释放，还受到了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中央红军的出手援助不仅救下了高岗的性命，也让他开启了另一条政治道路。换句话来说，中央红军立足陕北，不仅提升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也让之前西北根据地的革命人稳了心神。
可惜没过多久，刘志丹就在抗战过程中牺牲，高岗不得不走到一线，成为西北根据地的新代言人。一直做匪运工作的高岗在陕西遇到了另一个难题，土匪帮派哥老会。
哥老会是起源于四川的帮会，和大家所熟知的天地会、青帮齐名，也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哥老会的势力发展到了“三边”一带，当地参加土匪帮派的人大多都是下层民众，而土匪上层却由一些地主流氓霸占。
这些土匪首领不仅偷偷拿着国民党的好处，对普通民众烧杀劫掠，还经常给陕北红军找茬。中共在陕北立足之后，为了争取哥老会制定了不少计划。
高岗在工作之中也是以争取为第一目标，为了让中下层群众了解红军，他便在城中办理一个哥老会招待所，吸引下层成员参加革命队伍，对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希望他们能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很快，共产党的理念就在陕西普通民众的心中散扬开来。
中下层的民众加入了共产党，地主流氓赚不到便宜，开始放弃嘀咕，他们担心这些普通民众一旦听从了共产党的指示，就会与地主离心离德。
为了继续当地头蛇，他们干脆撒泼打滚，寻衅滋事，而就在这时，国民党也发现了这里的情况，趁机插手用金钱收买了不少地痞流氓，策动他们发动叛乱，对共产党进行攻击。
擒贼先擒王，在这些暴动不安的地痞流氓之中，有个最为恶劣的豪绅，作恶多端，叫做“李大辫子”。他暗中联系了不少地主，准备假意同意共产党的争取，进入哥老会招待所，伺机叛乱。
而高岗很快就收到手下人的消息，为了示威，他马不停蹄赶回招待所，将这些头目聚在一起开会，征询他们对于共产党政策的意见，为了表达诚意，他专门把随身携带的手枪卸下，交给呆在屋外的警卫员。
就算诚意十足，李大辫子还是有些不屑，面对着高岗的讲解，他处处唱反调，无奈之下，高岗干脆绕到他身后拿起一块板砖，一下就给他开了瓢。
之后他便三令五申，创新说明了共产党的纪律，这下在场的头目一个个噤若寒蝉，再没有哪个不敢不听话，一场可能会被扩大的土匪闹事，就这样被高岗轻松解决。
在1937年5月，高岗被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的委员会执委，这足以说明他在陕北人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威信，毛主席认识到：“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
毛主席把高岗看作是本地干部的代表，格外器重，经常加以表扬，在他的支持之下，高岗快速升迁，38年就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委员会书记，之后又成了中央西北局书记，短短几年之内，他就成为了陕北黄土地上的权力巅峰，进入了共产党核心领导机构。
在1943年11月，参加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的劳动英雄向高岗献上六面锦旗，对其大加赞誉，能够获得人民如此支持，高岗在西北地区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于这些称赞他却全然接受，这也造成了他之后骄傲自大的性格特点，也为他的结局埋下了祸根。
在完成西北地区工作之后，高岗被调往东北工作。当时东北已经聚集了很多高级干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高在来到东北之后，只做了北满分局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和之前的官职权力相比，确实是低了一点。
但他面对着东北广阔的土地，内心只有动力，踏踏实实地开始建设工作。如果说在西北地区他的升官路程有些太过快速，那么在东北，就显得踏实许多了。他深刻听取了毛主席的指示，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觉悟，对贪官污吏严抓严治丝毫不姑息。
在之后的抗美援朝之中，他更是表现出了大局观念，为中国的发展递上了阶梯。在种种优异表现之下，毛主席对其更为赏识，干脆将他调入北京，准备委以重任。
在1952年12月份高岗结束了自己在东北的工作，来到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计划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与政务院是平行状态。
人们都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要知道，在高岗刚刚进入革命道路之时，邓小平就已经是他的学校主任，年纪轻轻就扶摇直上，高岗不禁“春风得意马蹄疾”。
很快，毛主席又把原属政务院管辖的8个部门交给了计划委员会，让计划委员会再度向“经济内阁”走了一步，眼看着高岗权利不断加强，进一步得到信任与重用，他的内心不禁飘飘然起来。
在毛主席多次强调，可以考虑高岗同志的意见之时，他便彻底忘记了自己做工作的本分。
在1953年6月到8月份召开的财经会议之中，高岗批评了他人，他本身就是个直筒的脾气，敢说敢做，有什么意见就放出来，管不住自己的嘴，私下与其他领导人搞谈判搞交易，引得党内矛盾重重。
同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又对中组部的个别错误喋喋不休，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其他同志。在这几场会议上，二人反常的举动让毛主席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在1953年10月24日，毛主席就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
次年，高岗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出检讨，中央书记处决定开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性格直来直去，忍受不了巨大落差的高岗在2月17日自杀，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又略显遗憾的一生。
不得不说，在黄土地上的高岗，用自己的凶悍作风聚拢起来一支队伍，而在进入中央核心政治圈层之时，他却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处事方式，反而越发的骄傲自大。
高岗这一生都离不开敢说敢做直来直去的性格，因为豪爽他打出了自己的一片人生天地，也因为豪爽，他狂妄自大葬送了自己的未来前程，凡事都分正反两面，身边的赞赏不仅能够给人信心，也会制造一个信息茧房，让人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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