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安徽淮北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年，我们三个同校不同级的上海知青，小宗、大杰和我，合住一间草顶泥墙的土屋。
开初，三个插兄种的是一块地，吃的是一锅饭，睡的是一间屋。由于生活上不适应，加上干农活劳累，大家无暇顾及其他，并无杂念萌生。可是，不等那垛柴草烧完，青年人的精力、活力和适应性渐次抬头，顶掉了“集体户”那方无形的面纱。生活，开始呈现其本来的面目。
每天收工回屋，打发掉一顿晚饭，我就坐到那块擀面条的案板前，或读点书刊，或信笔涂鸦。而同屋的小宗则喜欢吹奏笛子，并且起首曲必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那笛声虽不悠扬，倒也劲挺。可他吹奏的时分正是我伏案的时分，他一吹“大海”，我这边便把不稳舵。另一位大杰呢，想必是诚心诚意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一撂下碗筷，就串门走户去了，而且往往要串到半夜才回来。我的如许好梦常常被他的开门声切割。
有一天夜里，我上半夜耳朵内灌足“海水”，下半夜又被开门声弄醒，结果再也无法入睡。只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脑际跳出了不知从哪儿读到过的两句诗：“众香国里谁能到，容我书呆屋半间”。我当时的心境绝无前一句那般优雅，却有后一句那种向往。我进而考虑到：小宗有每天记日记和记账的习惯，买两张邮票和一包“大铁桥”烟都要上账，屋内有他人能自在么？而大杰又炒得一手好菜，我尝过他的“蚂蚁上树”，没得说的，看得出他想自个儿开小灶。明摆着，分屋居住，对大家都有好处。
分隔土屋的念头刚发芽，我还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生产队长就来找我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将屋子一隔为三。我好生奇怪，反问他怎么会冷不丁提出这个问题。队长透了底：小宗前一阵子就向队里流露出这个意思了，这两天大杰也暴露了分隔土屋的想法，并且希望连锅灶也分。天哪，我已经落后了。不承望同一屋檐下的两位插兄与我“所见略同”，而且那种“分X到户”的“革命思想”远比我彻底。我求之不得，一连用淮北话答了三个“管”（“行”和“可以”之意）。
那毛估估有二十多平方的土屋，一分为三，中间砌起两道墙。说是“墙”，实际上是两道秫秸箔（去掉穗的高粱秆编成的帘子），只不过上面再糊上了泥巴而已。一人三分之一，还不到半间呐。不过，小半间与半间还算接近。
屋子分隔了，应该说是遂了各人的心愿，可我却感到不是味儿。各得其所之后，以往那种表面上的融洽和谈笑风生都没有了。彼此相见，只是象征性地打个招呼或点点头，有时甚至视同陌路。我想望得到的那些，并不是这样的呀！
“墙”上的泥巴不久就剥落了，声音、油灯光以及烧柴火时产生的烟气，毫无顾忌地往“隔壁”跑。那两道墙还原成一间大屋子里的两道稀疏的帘子，透明度很高，倒是应了样板戏里的那句台词：“不拆墙也是一家”。
没料到，“广阔天地”的住房也并不宽舒。其实，我只要有原先那样的屋子的半间——用真墙分隔的关起门来能自成天地的半间，就知足了，可惜我没有。
第二年，小宗被招工上调了。第三年，大杰病退回沪了。那一大间空荡荡的屋子全归我了。可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做点什么。我自个儿也说不准我究竟需要多大房屋。
后来，我告离了那个地方，才幡然解悟：我着意觅求的那半间屋子，不在别处，就在我自己的心域。
回眸往事，自知比起古人“宁静致远”的境界来，相去不可以道里计。（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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