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无关） （人民视觉/图）
我从来没有问我的姐姐她们是否也被愧疚感或遗憾深深困扰着。我们几乎从不谈论这种事。
在母亲最后的时光（不过是短暂的几个月）里，突然有一天，父亲开着车把母亲和她的衣物送到了大姐的家。这也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他早就说过他不堪重负，想要离开乌拉港，一个人到外地旅行。虽然那些日子里，尤妮一直住在我们家，帮着他照料越来越虚弱的母亲。尤妮是我们雇来的印尼女佣，如果没有她，那将会是一段更加无助、痛苦的生活。
更早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把母亲接到二姐的家，哪怕只是待两个星期。父亲的房子不是一个适宜养病的地方，那里有一股阴暗的力量，无比强大，足以啃噬任何外来者的灵魂。那样的地方只会令人感到绝望和精疲力竭。
也许母亲比我更早觉察到这点。在我回到乌拉港的那段日子里，是她提醒我我那怨天尤人的坏毛病又出现了。
“别唉声叹气了。我下个礼拜就去大舅家住。”
这座房子一直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强烈气息，从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或许我只是一直回避它，假装它并不存在。或许我早已适应它对我们的折磨。或许疾病确实触发了这个家族隐蔽的阴暗面，迫使它从幽深的水底浮现出来。
此时此刻我必须面对它了。在离开乌拉港许多年后，我第一次直视它，感到既悲伤又痛苦。
父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以后我把你们全都赶出去，我一个人住”。他认为他有权利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是他的。母亲生病后，这句话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密。最后父亲甚至提出将来他要在附近租一所房子，让母亲和尤妮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充满了嫌恶、遗弃的味道。
母亲当然不可能去大舅的家。那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大舅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他们还是穆斯林，和我们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习俗。再说了，他们怎么会照顾一个终将死去的病人？
那么二姐的家呢？起初二姐也有点不情愿和犹豫不决。她长年独居，公寓里没有多余的床，从来没有人在她家睡过，母亲也不愿意去。
于是母亲被送去大姐家。大姐在客厅放了一张单人床，床紧靠着落地窗，从那里望出去能看见草坪和来往的车辆。母亲的新轮椅就在床边，尤妮有时会推着她到草坪上晒太阳。那些日子里，母亲病得越来越重，最终丧失了行走的能力。她往来于医院和大姐的家，终究没有回乌拉港。她没能死在自己的家中。“落叶归根”，这是她临终前最后也最卑微的愿望，却没有一个人能为她实现。
“我是要回家的。”一次，我给在医院的她打电话，她这样对我说道。
挂了电话后，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马上给父亲打电话，指责他的冷漠无情，告诉他母亲绝对有权利回乌拉港，回自己的家。我却一边哭，一边给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发短信，问他们是否有空置的房子可以暂借给我和母亲住。
后来二姐添置了一张新床，想接母亲去她家里住，但已经太迟了。
“妈妈就是不想麻烦人。”母亲离世后，我和大姐常常这么想。也许我们只是在自我安慰，为自己开脱。
那个早晨，我和大姐在电话里商议要把母亲送到二姐的家住。我们很快便敲定计划。就像两个密谋者，我们为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甚至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在医院里，大姐问母亲想不想回家。
“回哪个家？”母亲幽幽地问道。大姐愣了一下，强忍着泪水，没有回答。
就在那天中午，当大姐喂母亲吃完粥，和尤妮一起替她换尿片时，母亲忽然一头栽进她的怀里，再也没有醒来。
那一刻她是不是有被遗弃的感觉，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于是宁愿“选择”永远离去？
往后的日子里，尽管我们很少谈到母亲的死亡，但大姐还是会告诉我她做过的梦。她梦见母亲坐在她家的餐桌边吃饭。母亲一定是饿慌了，一直低着头吃饭，没有说一句话。那真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我总是倾向于将那些梦视为一种启示（警示？）或寓言。我曾梦见自己使劲地摇晃母亲的肩膀，忧心忡忡地问她究竟有没有见到上帝。梦中的母亲双眼望着前方，神色茫然，嘴唇紧紧地抿着。很快我便惊醒过来，为那个从始至终都没有声音的女人泪流满面。那些梦都将我最恐惧的东西暴露在日光之下了。
林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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