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统计学随着其他西方文化一起传入中国，成为一门快速本土化且产生较大影响的学科。年鉴也在几乎同一时间传入中国，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统计学的广泛影响。民国时期，统计学不仅丰富了本土年鉴的理论发展，为本土年鉴的编纂提供了方法论和大量资料，也为本土年鉴的发展提供了机构保障和人才，这些都为本土年鉴学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但是年鉴学并没有像统计学一样，在民国时期就成为一门备受认可的独立学科。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统计学理论较为完善，年鉴学理论发展缓慢。我国的统计活动已有45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经纬明晰的机构体系，开创了许多与现代统计学接近的统计方法。但我国现代统计学的发端来自18世纪末西方殖民者对中国侵略时展开的西方文化渗透，并在19世纪末民族危机爆发后大量知识分子向西方文化寻求强国之路时被广泛学习和应用。
年鉴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轨迹与现代统计基本一致。虽然我国古代有按照年度记载事务的相关典籍，但与现代年鉴的含义相差甚远，我们目前研究和编纂的年鉴范式大多来自西方年鉴。但与统计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有大量统计理论传入不同，年鉴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时并没有配套传播国外的年鉴理论。究其原因，在西方学界，年鉴长期作为一种工具书或者文献被编纂和使用，但是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传入中国时只有相应的作品传入，相关的年鉴理论乏善可陈。这造成年鉴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先天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年鉴学要建立理论基础，就只能在后期的发展中不断摸索。
统计学应用广泛，年鉴宣传、普及和应用不够。一门学问的建立和发展，除了有大量理论作为基础，大量的实践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即便基础理论稍显薄弱，社会实践的大量开展、社会发展的旺盛需求也能促进一些学科的建立。比如广告学，它之所以能够建立，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广告业的蓬勃发展。大量广告的产生和使用使得对广告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让广告学的建立具有现实迫切性。
目前在各地高校备受关注的“舆情学”也是如此，在国外学科体系中并没有舆情学，但由于国内大量社会实践的需要，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成为现实。可以说，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相关学科建设的重要因素。回顾民国时期统计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被广泛普及的重要原因，除了统计学本身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还包括统计学在各行业的广泛运用。反观年鉴的发展，对其的宣传、普及和应用仍然不够，民众对年鉴的认知有限，对其功用了解不多。年鉴的市场需要不强劲和社会反响不够集中，无法催生出强劲的学科建设的必要性。（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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