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包含大量动物保护的思想和具体措施。先秦儒家的生态纲领成为两千余年来人类的行为规范、精神资源，并最终上升到国家制度、法律制度、道德精神等层面，成为处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依据和行为规范。
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大力赞扬先秦儒家蕴含的生态智慧，并就其现代意义作了重新诠释。但我们不能仅从思想方面肯定其生态价值，也应当从社会实践特别是政治史、环境史的角度探索其实际效果。这种探索不仅是对儒家生态观念的反思，也是对儒家施政纲领的重新审视。
从环境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首要的问题是，人们在大多程度上能够自觉地遵循这种行为规范，意即先秦儒家倡导的生态纲领能否得到统治者的推广和民众的遵循？其次，从思想认知的角度来看，人们是出于何种意义认识到资源保护的重要性，正如猎人群体对狩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的理解一样，这些动物保护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时令规范的礼仪思考，或者是出于生态循环的意义？
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经济利益的驱使等等，诸种因素的交织迫使人类不得不砍伐森林、开垦农田，向自然索取资源，与动物争夺生存空间，加剧了人地矛盾。诚然，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动物保护的思想虽然具有重要作用，但其是否能够推广践行于世，未可知之，故其实践效果亦未有明确的检验。
先秦诸子确实提出了非常丰富的动物保护思想，但其动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及其具体的落实情况，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我们意欲探究和恢复儒家环境保护的原意，不仅要将环境保护的理念植入到整体的文本框架中理解其全意，也需要将环保思想置身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特别是需要置于环境史、政治史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把握、参透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奥秘，才能将其与现当代生态环境的危机相结合。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们，他们在农业文明时期，能够理性的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内在联系，实属不易。这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先秦儒家虽然提出了许多动物保护的思想，但他们所面临的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问题，所希望解决的主要是人民的生活危机，这与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不尽相同。
两者所面临的环境状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不相同。正因此，不少学者对于儒家是否能够解决现代环境危机提出了质疑。中国古代的生态思想能否为环境保护、动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合理的生态基因？不无夸张的说，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人与动物的紧张关系同样值得人们深思。孟子“牛山之变”的警示说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扩张容易导致人地危机的后果。
人与大象三千余年的搏斗史迫使大象逐渐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撤退，最终导致大象濒临灭绝的险境，这无疑是对人兽冲突最直接的反映，而这只是人兽冲突的一个缩影。侯甬坚、张洁指出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的需求是导致大象减少和灭绝的重要原因。如何既能保障人民的生存利益，又能具体落实动物保护的政策方针，使两者和谐共处，这值得人们深思。
从这方面来看，儒家的动物保护政策与政治实践之关联，显得尤为重要。就理想与行动的距离来说，这种动物保护的措施是否能够得到贯彻落实，仍然值得质疑，但反过来追问，儒家动物保护的措施何以不能得到落实，这是否说明生态规范未能契合时代的要求和人们的需要？或者是说，儒家的生态纲领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生态效果反映出来的可能就不是思想的空荡，而是现实的裂痕。
从理论上说，这种伦理的约束是否行之有效，生态规范的行为是否契合自然的规律？前者是对儒家理论是否能够推行的质疑，后者则是质疑儒家理论能否解决当代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儒家的环境整体观能够将人与自然视为统一的整体，消弱了人类对动物资源的滥用，其次，儒家的道德伦理强调人类应当善待动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遏制人类对动物的虐待与残杀行为。这是儒家生态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发挥其重要意义的缘由所在。
小结
主要探讨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旨在说明动物是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实现人类社会秩序的重要物质资源，是维系人类社会生活运转的重要支柱。
动物能够为人类提供食物来源、衣物饰品的原料，能够为人类提供动力来源等等。人类对动物的利用有其合理的需要，不仅是满足其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也有源自于人类社会的祭祀、观赏、政治、礼仪等需要。这种价值需求，一方面成为人类利用动物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又成为节制人类滥用动物资源的屏障，使人类能够保持合理、有效的利用态度。
先秦儒家对动物资源的利用、管理与其社会政治生活、礼仪秩序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动物职官的设置将动物管理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的管理与人类社会的管理相映衬。从逻辑顺序上讲，先秦儒家政治建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孔子以周礼制度为蓝本，以正官为起点，重塑官职名实关系，开启了儒家有关政治建构的议题。
荀子强调君权的强化，进一步扩充君主的权力，《周礼》职官体系的设置则使儒家的政治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动物职官制度体系的完善过程实际上也是儒家政治制度的建构进程，也反映出儒家与君主制度日渐走向了融合。
在具体的统治方式上，先秦儒家以驭马为喻阐述政治治理的艺术，从马匹的质量、御者的技术和礼仪规范等处强调人与马的和谐统一，隐喻君臣民关系的处理方式，从孔子称赞马之德到郭店简的马之道，再到孟子的驾驭之法、荀子的牧民之法，这种驭马术的变化反映出先秦儒家政治管理的方式从德治到仁政再到礼法并重的演变思路，也折射出君主集权制的不断发展演变。
先秦儒家希望圣王明君通过礼治、德治的理念实现“善教”，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这种政治是一种重圣王明君的王道政治、重君臣和谐的贤能政治、重民爱民的民本政治。这种统治艺术既不同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式的法治路线，也不同于道家自然无为的自治路线，而是一种倡导以民为本、仁民爱物的德治路线、以礼为准绳的礼治路线。
基于这种德治、礼治的思想路线，人类对动物的管理既要遵循礼制的约束，同时也会遵循道德心性的要求，这使人们在动物管理方面可能会采取仁慈的措施。就此而论，儒家的德治理论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
人类对动物的管理，不仅是将动物纳入到人类社会政治体系中，同时也强调规范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强调人类对动物的职责与义务。在这种关系内，人类应当自觉承担起对动物的责任。无论动物遭遇到何种情况，如动物数量的锐减、灵禽瑞兽的消失、猛兽逼人的场景等等，都可归之于人类社会事务。
人类社会的异常正是动物世界失常的重要缘由。有基于此，先秦儒家认为如果人类社会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社会境况，不独人类社会能享受到太平的盛世，而且，动物世界也能恢复到欣欣向荣的场景。这种追责方式，反映出动物管理不仅是一种生态问题，更是一种政治问题，这是儒家动物管理的实质。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人们承担着守护自然、保护动物的重要责任。
人类需要遵循月令的时间安排，保护弱小动物、爱护动物的生命，尊重动物的生活环境，遵守动物的生活习性等等。先秦儒家从利益需求、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的内在要求等方面提出要适时的保护动物，这种保护动物的政策与当时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其重心是希望实现可持续利用的主观愿望。
但是，抛开这种主观动机，就其行为效果来看，先秦儒家乃至其他诸子提出的有关动物保护的目标、策略、方针等，涉及到动物与生态、动物与代际正义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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