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生活情况(陈独秀的后半段人生)(1)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创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深入人心,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之后,陈独秀48岁,他的上半段人生结束了,下半段人生开始。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此时离开领导岗位,主要是因为大革命领导不力,所以,在离开领导岗位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于自己的责任,陈独秀主动承认,并没有回避,同时他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其实就是认为斯大林应负主要责任。

他的这一观点,和一个苏联人不谋而合,这个人叫托洛茨基,是斯大林最大的政敌,也是苏联红军的创始人。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指挥有误,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不仅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对托洛斯基的学术著作也颇为赞同。其实不仅仅是陈独秀,当时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很多人都推崇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些人逐渐聚集起来,成立了拥护托洛茨基的组织,简称“托派”,陈独秀就是“托派”中的一员。

加入“托派”后,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很多都与当时党中央的政策不一致,例如陈独秀认为“革命正进入低潮、资产阶级已经战胜了无产阶级、不应该武装暴动”,等等。由于陈独秀的观点已经背离中共六大确定的方针政策,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

中国共产党成立8年之后,陈独秀离开了他建立的党。

后来,在中国局势越加严峻的情况下,“托派”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口号,陈独秀终于看清了“托派”是无法挽救旧中国的,随之与“托派”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无党派人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看透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此时正在围剿中国共产党的蒋介石当然不允许有人揭穿他的嘴脸,1932年10月,蒋介石下令将陈独秀逮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入狱,前四次入狱,陈独秀都是为了挽救民众于水火而得罪权贵,这次入狱,也不例外,陈独秀救国救民的理想从未改变,在狱中,陈独秀对于国民党编造的罪名,他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在监狱中受了5年的折磨后,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后,蒋介石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被他拒绝,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之所以拒绝高官厚禄,一方面是因为陈独秀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他是为了全体民众的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因为陈独秀了解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是想利用自己的威望来瓦解共产党,向利用自己打击共产党,虽然陈独秀已经被开除党籍,但是陈独秀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都能够救中国,自己绝不能做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

此时的陈独秀,应该还是渴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出狱不久,林伯渠劝说陈独秀前往延安,陈独秀十分犹豫,后来毛主席表态,同意陈独秀来延安,前提是同意三个条件:

一是陈独秀必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公开声明与“托派”脱离关系,承认自己的错误;

二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

陈独秀知道这三个条件后表示,第二条和第三条可以,但第一条不可以,陈独秀认为起码在1927年前后的“托派”思想是正确的,并非完全是错误的。

陈独秀的看法是对是错?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能看到对与错,能辨别真与伪,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人们怎么会看的清呢?对于陈独秀,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至少可以说,他是有功于人民的。

1938年8月,陈独秀到达重庆江津居住。后来,周总理到江津探望陈独秀,请他前往延安,陈独秀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和润之,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何其悲凉!我们应该能够感受那时陈独秀的心境,一个孤独老人的心境。

直到1942年5月病逝。

尽管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陈独秀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金钱傍身,但是他仍然在尽己所能进行抗日宣传,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纵观陈独秀一生,早年辉煌灿烂,载入史册,晚年凄凉悲怆,鲜有人知。他的两个儿子在大革命失败后先后被杀害,那时的他应该是非常落寞的,也许这也导致了他后半段人生的转变,这些谁又能了解呢?毛泽东说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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