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创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深入人心，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之后，陈独秀48岁，他的上半段人生结束了，下半段人生开始。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此时离开领导岗位，主要是因为大革命领导不力，所以，在离开领导岗位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于自己的责任，陈独秀主动承认，并没有回避，同时他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其实就是认为斯大林应负主要责任。
他的这一观点，和一个苏联人不谋而合，这个人叫托洛茨基，是斯大林最大的政敌，也是苏联红军的创始人。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指挥有误，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不仅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对托洛斯基的学术著作也颇为赞同。其实不仅仅是陈独秀，当时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很多人都推崇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些人逐渐聚集起来，成立了拥护托洛茨基的组织，简称“托派”，陈独秀就是“托派”中的一员。
加入“托派”后，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很多都与当时党中央的政策不一致，例如陈独秀认为“革命正进入低潮、资产阶级已经战胜了无产阶级、不应该武装暴动”，等等。由于陈独秀的观点已经背离中共六大确定的方针政策，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
中国共产党成立8年之后，陈独秀离开了他建立的党。
后来，在中国局势越加严峻的情况下，“托派”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口号，陈独秀终于看清了“托派”是无法挽救旧中国的，随之与“托派”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无党派人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看透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此时正在围剿中国共产党的蒋介石当然不允许有人揭穿他的嘴脸，1932年10月，蒋介石下令将陈独秀逮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入狱，前四次入狱，陈独秀都是为了挽救民众于水火而得罪权贵，这次入狱，也不例外，陈独秀救国救民的理想从未改变，在狱中，陈独秀对于国民党编造的罪名，他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在监狱中受了5年的折磨后，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后，蒋介石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被他拒绝，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之所以拒绝高官厚禄，一方面是因为陈独秀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他是为了全体民众的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因为陈独秀了解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是想利用自己的威望来瓦解共产党，向利用自己打击共产党，虽然陈独秀已经被开除党籍，但是陈独秀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都能够救中国，自己绝不能做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
此时的陈独秀，应该还是渴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出狱不久，林伯渠劝说陈独秀前往延安，陈独秀十分犹豫，后来毛主席表态，同意陈独秀来延安，前提是同意三个条件：
一是陈独秀必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公开声明与“托派”脱离关系，承认自己的错误；
二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
陈独秀知道这三个条件后表示，第二条和第三条可以，但第一条不可以，陈独秀认为起码在1927年前后的“托派”思想是正确的，并非完全是错误的。
陈独秀的看法是对是错？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能看到对与错，能辨别真与伪，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人们怎么会看的清呢？对于陈独秀，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至少可以说，他是有功于人民的。
1938年8月，陈独秀到达重庆江津居住。后来，周总理到江津探望陈独秀，请他前往延安，陈独秀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和润之，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何其悲凉！我们应该能够感受那时陈独秀的心境，一个孤独老人的心境。
直到1942年5月病逝。
尽管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陈独秀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金钱傍身，但是他仍然在尽己所能进行抗日宣传，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纵观陈独秀一生，早年辉煌灿烂，载入史册，晚年凄凉悲怆，鲜有人知。他的两个儿子在大革命失败后先后被杀害，那时的他应该是非常落寞的，也许这也导致了他后半段人生的转变，这些谁又能了解呢？毛泽东说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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