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脱口秀大会》第二季迎来收官之战，最终，脱口秀演员卡姆战胜了王建国成为了新一季的脱口秀大王。然而，在第二季的《脱口秀大会》相较于第一季采用了更为残酷和激烈的赛制。与第一季不同，演员们不再分组对抗，而是各自为战；同时，在每期节目录制前，演员们还必须通过“残酷开放麦”比赛的筛选，以确保自己能够脱颖而出，获得参与节目的名额。与这样的竞争直接挂钩的，是演员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灵感枯竭。在节目开始有着精彩表现的演员洋缺席了中期的几次开放麦，对此他表示自己对于这些题目没什么想法，没什么可说的，而在节目最后的决赛中，洋最后选择了退赛。洋的反应在脱口秀演员中绝非罕见，在比赛的后半程，许多演员表示创作遇到了瓶颈，或是选择的话题变得更加沉重，似乎很难用这样的题材来表达幽默。在这些演员中，王建国、Rock，在表演中采用了诗歌、故事等形式来表达自我，但是却遭到了部分观众的批评。对于部分观众而言，这些演员所采用的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国内译作脱口秀）的重点在于幽默。因此，当演员选择牺牲部分幽默而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更有思想性时，他/她的行为无疑是本末倒置的。对于这些观众而言，好笑才是关键，思想性并不是。这也成为了喜剧和幽默作为艺术形式所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如何平衡自身的幽默功能和严肃思想性。在总决赛中，演员庞博讲了一个关于植物人的笑话。在表演中，他非常小心翼翼地做了铺垫，使得段子的攻击性大大消减，但是观众的反应仍是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对此发笑。或许观众在听到这个笑话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带上了自己道德批判的目光去检视这个段子的合理性。这也成为了伴随脱口秀的第二个问题：幽默是不是真的可以无所顾忌，任何话题都可以拿来开个玩笑？
幽默，正经吗？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笑声视作一种超越理性的自我控制的情绪，而亚里士多德、霍布斯、与柏拉图都将幽默与嘲笑、恶意、和优越感相挂钩。当观众发现某一对象的德性低于观众时，观众就会从这一荒谬中获得快乐，而这样的快乐是基于观众的优越感上的。而部分演员则会选择将自己的形象进行贬低或者丑化，以引出观众的笑声。对此，柏拉图在Philebus中表示这样的这样的嘲笑是恶意的，而这样的笑声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又对我们的德性毫无帮助。
当然，这样的批判伴随着喜剧与幽默理论的发展显得较为片面，“优越理论”只能解释部分的喜剧和幽默，与此对应的是“释放理论”和“不一致理论”。对此，知乎用户骆启明老师在《31世纪幽默指南》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论述。有趣的是，虽然喜剧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人们仍然需要直面这一看似荒谬的问题：如何看待喜剧中的思想性和严肃性。
美国导演伍迪·艾伦早期以脱口秀演员出道，之后成为喜剧导演，再逐渐演变成为严肃正剧的导演，在他的电影《星尘往事》中，伍迪·艾伦扮演了一个早期靠拍摄滑稽电影声名鹊起的电影制片人，但他开始对他的观众感到厌倦和怨恨，因为他不想再拍这种电影。他甚至宣布：“我再也不拍搞笑滑稽的电影了。”然而所有人都过来跟他说（包括外星人），“我们喜欢你的电影，尤其是你以前拍的那些滑稽的电影。”毫无疑问，幽默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与早期狂放的搞笑电影式的《香蕉》《傻瓜入狱记》相比，后期的伍迪·艾伦更注重电影的故事性和道德教育。在他的后期电影，如《犯罪与不端》《赛末点》《蓝色茉莉》中，许多观众看到了沉重的死亡、生活的残酷、与道德运气等话题的频繁出现，难以想象这样的话题会反复出现在伍迪·艾伦早期的搞笑电影中。对此，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伍迪·艾伦的转向是不是展现出了搞笑电影/喜剧的局限性？如果搞笑电影/喜剧同样可以呈现出他想讨论的话题，那么导演的转变毫无疑问是多余的。
可能对于一些艺术家而言，喜剧并不是承载思想性和沉重话题的最佳艺术形式，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拥有思想性和内容的笑话会以“反刍”式的方式留在观众的脑海中，引发二次思考。对于观众来说，听笑话，看喜剧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被娱乐，一些过分简单的幽默可能也能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但是这些笑声转瞬即逝。在HBO的喜剧节目Talking Funny中，喜剧演员宋飞表示Louis C. K.的一个段子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
我打算跟我老婆孩子去度假。我把行李和孩子装进车里，把孩子系上安全带，让我老婆坐进车里，我安排好了一切。让一家人全部进车实在太折腾了。我关了我老婆坐的副驾驶座的车门，从那里走到驾驶室的一边，这就是我的假日。
而在阅读马克思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我脑海中反复出现伍迪·艾伦的一个段子的结尾：
故事的结果是，那天我打电话给父母，父亲被解雇了。他是技术性失业。 我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十二年。 他们解雇了他。 他们用一个很小的小东西代替了他，这个小东西可以做我父亲做的所有事情，只有做得更好。 令人沮丧的是，我母亲跑了出去，也买了一个。
或许这样的段子在第一时间并不能让人捧腹大笑，但是正由于演员巧妙地将生活或思考藏在段子中，当观众的经历能够与这样的段子共情时，这些段子将引起观众二次思考。换个角度来说，当人们重新回忆起这些段子时，这与重新想起小说、音乐、电影异曲同工。阅读，看电影，听音乐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德性教育，让我们思考，但是我们当然可以质疑，我们参与这些艺术形式的目的，是否只能是去思考或者获得教育。我们能否以单纯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幽默？
幽默，可以不道德/无道德吗？
在讨论幽默之前，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艺术中的道德转向。在新古典主义中，艺术需要伴随着明确的道德教育和指向。举例而言，雅克-路易·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带着明确的道德教育目的：城邦的利益优先于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荣誉和自我牺牲是富有德性的公民品质等等。
而当我们转向卡拉瓦乔，欣赏他的艺术作品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他与雅克-路易. 大卫以及新古典主义对于道德和美的不同理解。
如果说我们将艺术看作对于美的讨论，那么道德教育是否是必要的？对于抽象表现主义（如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而言，试图从作品中寻找道德的行为是徒劳的。作品本身并不关心是否为观众提供了道德教育，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全新的对于美的理解。
回到脱口秀本身，很多喜剧演员都曾表演过并不“道德”的段子。举例而言，Louis C. K.的“当然，但或许”（Of course… but maybe）绝对是一个道德上错误的段子，他嘲笑了过敏患者，士兵，奴隶，当他说完这个段子后，全场观众感到了紧张感和道德压力的释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成Louis C.K.的道德观念。正如同很多人在观看昆丁的电影，听匪帮说唱时获得了快感一样，这些听众和观众并不一定认同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这些“虚假”的艺术作品中寻找到一种避免直面危险，躲在安全范围内的快感。让一个观众直面暴力和枪支，他/她的反应可能是惊慌失措；但是听他人分享这些危险的故事时，或许这个观众可以听得津津有味。
脱口秀演员在表演“冒犯性“段子的同时，也多多少少躲进了艺术形式的形式中，以免去道德上的批判和责任。但是，相比其他的艺术家，脱口秀演员对于现实与虚构的划分显得更加困难。由于许多演员的段子往往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又依赖于许多细节的铺垫，观众往往一时间难以分辨段子是否是演员的真实生活或是真实想法。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与转述性的小说、电影、音乐，脱口秀的表达是直面式的，脱口秀演员的输出是直接和明确的，因此这样的演出看上去更加真实。最后，脱口秀演员是否在扮演”作为脱口秀演员“的自己，也是难以辨明的。在公众号“知识分子”的采访《“喜剧大师多抑郁”？我和赖宝、李诞聊了聊 | 事关智慧和笑》中，李诞曾表示“舞台是很神奇的地方。我听很多脱口秀演员说过，舞台是一个藏不住的地方。你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生活中还能有所隐瞒，但到舞台上去表演，你在生活中是什么人可能会更夸张地暴露出来……你在舞台和小说里，表露自己的内心也好，秘密也好，隐私也好，更敢放到这种环境里去。这对我来说是有趣的事儿——我说了你也不信，我在舞台上随便说，反正你也不信，就更开心了”。
因此，喜剧演员是否是借着表演的外壳，在表达一些不被接受的、道德边缘的，乃至不道德想法，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警惕，但是我们也无法轻易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让幽默仅仅成为幽默？
虽然对于幽默的探讨往往显得有些过于严肃和枯燥，以至于大家更愿意用玩笑去化解这些探讨。但是在将幽默看作一种艺术形式后，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像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一样，我们也可以想去享受自己喜欢的幽默。我们不奢求从这当中获得思想和道德感；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其他的渠道获取关于思想和道德的教育，我们期待从幽默得到的，只有快乐。而至于喜剧演员是否希望向他们的作品中添加其他的要素，这由不得我们，只要好笑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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