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寄语
我上世纪五十年代走上舞台，唱了68年。我很荣幸，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能为弘扬民族文化和爱国精神歌唱。现在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更加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艺术创作与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 李光羲
1964年10月，《东方红》作曲组部分作曲家合影（注：“时乐蒙”应为“时乐濛”）。陆祖龙提供
李光羲讲述参演《东方红》的故事。本报记者 方非摄
2020年，陆祖龙赴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路上。 陆祖龙提供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次年，这部作品被拍摄成电影，搬上了大银幕，成为经久不衰的二十世纪艺术经典。
《东方红》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并领导创作、排演，凝结了3000多位文艺工作者的心血。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作品，《东方红》创排从当年八月正式开始，也就是说，正式创排时间不到60天。如今，参与当年创作的老艺术家们都已八九十岁高龄，说起那段经历，依旧激情澎湃。
三千文艺精英齐聚北京创作
1964年七月末到八月初，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了周扬关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报告，亲自选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周扬为组长，组员都是当时文艺界鼎鼎有名的大腕，如李一氓、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等。《东方红》筹备，拉开序幕。
今年93岁高龄的作曲家陆祖龙，是当年参与《东方红》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之一。1964年8月2日，在总政歌舞团担任创作员的陆祖龙接到通知，让他去西苑宾馆报到。到了之后，陆祖龙发现，那里不仅有北京各大艺术院团和部队歌舞团的艺术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人才。音乐组几乎集合了当时所有著名作曲家，老一辈有李焕之、安波、时乐濛等，年轻一辈有茅沅、王竹林、陆祖龙等。指挥组有严良堃、秋里等，负责文学和剧本创作的是魏巍、徐怀忠、郭小川、贺敬之、乔羽等。
这样一台重要的史诗级演出，八月初建组，十月就要上演，时间紧、任务重，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作曲组的各位作曲家都被分配了任务，陆祖龙负责第四场“抗日战争”乐队编写和串联。这一场从“九一八”写到延安、南泥湾，再从游击战写到抗战胜利，有管弦乐和民乐，还有大合唱和独唱，任务非常繁重。
繁重的任务反而点燃了艺术家们的干劲儿，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创排，用了短短两个星期，竟然排出了一个“小样”。8月24日，导演组设计的8个场次在第一次走台中呈现。虽然当时没有服装、道具、布景、乐队，效果不尽如人意，但领导小组鼓励艺术家们，“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能排出这样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很了不起！”深受鼓舞的艺术家们又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创作中。
《松花江上》成李光羲代表作
《东方红》创排中反复修改，挑选演员十分严格，其认真程度现在的人恐无法想象。陆祖龙回忆，当时工作组有许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修改不过夜”。“每天晚上在舞台上排演完，指挥部就开会讨论，经常是提出修改意见已经快到午夜12点了，我们连夜修改。”第二天早饭时，作曲家们上交总谱，上午由大家分头抄谱，下午排练，晚上再带演员上台合排。每天晚上，作曲家的房间里都灯火通明，严良堃等指挥家也在作曲家旁边，边看边琢磨，一起出主意。
“精益求精，百改不厌”是另一条规矩。当时，周总理不愿在《东方红》中过多宣传自己，砍掉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情节，加上了“遵义会议”。陆祖龙记得，在创排“遵义会议”时，从舞蹈到音乐再到服装都反复修改过，而且所有修改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最后，经过七次大修改，“遵义会议”部分终于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随着时间推移，演员们陆续加入。当时在中央歌剧院工作的歌唱家李光羲，九月中旬接到通知，让他“前往人民大会堂报到”。《东方红》遴选演员非常严格，当时已经全国闻名的李光羲也要经过选拔。他参加的是第四场“抗日战争”主题歌《松花江上》选拔，经过试唱等考核，最终从三位歌唱家中脱颖而出。自此，《松花江上》成为他演唱了几十年的经典作品。
如今李光羲已是92岁高龄，“《松花江上》这首歌很早就有，并不是我首唱，但大家说起这首歌，还是会想到我。”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能把这首歌唱得这么感人？“因为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占领天津，我当了8年的亡国奴，这与《松花江上》描写的流亡生活很像。”
李光羲说，他们这代人从小在国家沦亡的环境下生活，“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只要一唱歌，情感就来了。”在他看来，一个演员在台上的表演要让人信服，不是只要发声美就行，情感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李光羲演唱《松花江上》感人的原因，更是《东方红》久唱不衰的原因。
排练纪律更是严格。李光羲记得，《东方红》正式公演后，有一场开放了记者探班，“三千人的演出结束，拉上大幕之后就三四分钟，记者到后台一看，各方面都井井有条。”
周总理为音乐录制修改歌词
1964年10月2日晚，《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隆重上演，王昆、郭兰英、李光羲、胡松华、邓玉华、才旦卓玛等歌唱家悉数登场。《东方红》连演数场，盛况空前。
“这是一个奇迹！我们集中搞大歌舞的时间仅仅不到两个月，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让人叹为观止。”陆祖龙回忆，当时全国各地的观众，把来北京观看演出当做一次党史教育，赞誉之声也不绝于耳。
《东方红》的诞生，始终凝结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陆祖龙说，演出正式上演前几天，毛主席也来观看节目。看完后，毛主席肯定了文艺工作者数十天的努力，随后带着历史性的眼光，提了一条重要意见：开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表现，现在还没有定论，《东方红》写到1949年就可以，将来再讨论怎么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于是，原来设计的农民丰收歌、军队士兵舞和工人舞，换成了天安门前各民族的舞蹈，结束整场演出。
1965年，《东方红》开始筹备拍摄电影，周总理依旧领导摄制工作。有一天，李光羲正在北京饭店为电影录音，乐队成员突然放下乐器开始鼓掌，他回头一看，发现是周总理来了。总理听完《松花江上》后说：“歌词最后呼唤‘爹娘’，这是最直接的情感，但我们这个歌要影响到全民族，把影响范围扩大，改成‘同胞’吧。”艺术家们欣然接受，在录制中把歌词改成了：“同胞啊，同胞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东方红》为什么经久不衰，至今大家还津津乐道？陆祖龙对这个问题有切身体会：“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许多美好的传统，我们民族真正优秀的品质是什么？我们民族有伟大的凝聚力，有高瞻远瞩大气魄的领导层，民众有吃苦耐劳拼死拼活的精神。《东方红》正是这种民族精神高度集中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加上万众创新，它不但是一场伟大的文艺演出，更是一场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展示！”
李光羲也深有感受，“我们的党不只重视政治、军事建设，还特别重视文化软实力，文艺作品能启发人的思想，激发人内心的爱国热情，这已经脱离开艺术欣赏的角度，而是把艺术欣赏与国家的命运和事业的发展紧紧结合了起来。现在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更加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艺术创作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
（原标题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首演引发轰动，陆祖龙李光羲回忆——三千人六十天缔造传奇）
来源 北京日报
记者 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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