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 x 张翼
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创下36年来的数据新低。长期以来，社会偏见中常将结婚率低的责任归结为女性眼光过高，“剩女”等标签也因此衍生。然而结婚率低的现象实由众多因素综合导致。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三千多万，失衡的人口比例造成部分男性或女性无法按照普遍的偏好择偶而出现“婚姻挤压”。
澎湃问吧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喆、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做客，从人口经济学与人口社会学角度思考婚姻挤压现象与当今时代婚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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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婚姻市场中被挤压的人，都去哪了
【音乐】
开头结尾：Coyote Wedding- Martin Klem
插 曲：Every Reason I Know-Bireli Snow
【时间轴】
19:45 婚姻挤压的多个维度：性别挤压、区域挤压、阶层挤压
25:40 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为何女多男少
27:10 韩国历史上的性别失调何以纠偏
35:40 城市多剩女、农村多剩男，何解？
39:35 两性认知脱节，成为阻碍婚育意愿的原因
46:10 彩礼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57:00 贝克尔《家庭论》：现代婚姻是市场行为吗?
57:56 为何说被当作工具的婚姻，反而更稳定
60:00 爱情与婚姻是两回事？怎样看待婚姻的经济性质
【以下为本次访谈节选】
出生性别比，何以导致婚姻挤压
澎湃新闻：出生性别比如何计算？何为性别婚姻挤压？
万喆：出生性别比这个概念实际上反映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例。所谓出生性别比高是指以女性为基数，也就是女性计为“1”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所得的数字。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因此即使男性与女性的人口比例为一百零几与一百，当对应到两性人口时就发现，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三千多万。
由于出生性别比，就间接导致适婚年龄的男女性中出现婚姻挤压现象。所谓性别婚姻挤压，较为一致的定义是：“在一夫一妻制前提下，婚姻市场中供需失衡，即某一性别人口与可以选择的异性人口比例失衡，导致了部分男性或者女性无法按照普遍的偏好择偶，出现成婚困难，这一现象即为婚姻挤压”。简单地说，有一部分人太多而找不着对象。当然，婚姻挤压也有阶层挤压、学历挤压、地域挤压。
澎湃新闻：世界哪些国家经历过性别失衡情况，何以导致，又如何纠偏?
万喆：根据历史发展来看，发达国家总体来说性别比相对比较平衡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性别比失衡相对严重一些。如果再仔细看，也会发现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对性别比都有所影响。
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一度陷入女多男少状态。总体来说当时认为是二战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战争导致男女失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调整，渐渐恢复平衡，一直到目前为止都保持比较平衡的状态。
另外俄罗斯也有女多男少现象，一方面与二战、冷战、经济转型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社会文化有关系。一些调查表明，俄罗斯男性都比较酗酒，不少人因为酗酒寿命相比女性短得多。
另外还有一些男多女少的例子，在亚洲国家发生较多。韩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兼具中国和美国的特点。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的性别比并不偏高，甚至有些时候是偏低的，因此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婚龄女性比婚龄男性多，与美国等类似，这大概也是一种“战后现象”。
此后韩国出现了短暂的“婴儿潮”，即补偿性生育，导致人口迅猛增长。这段时间，韩国采取的是自由放任的生育管理。由于韩国本身有偏好男孩、重男轻女的文化，外加当时B超、人工流产等技术逐渐发展，不少父母对于婴儿进行性别干预，一胎的人工干预几率相对比较小，二胎三胎的时候就呈指数级上升，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男性婴儿人口增长。
1960年，韩国人口总和生育率达到5.9，韩国进入了近代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并行发展的阶段，其认为高速的人口增长已经严重阻碍韩国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将控制人口数量纳入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62年，韩国政府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到上世纪80年代，又进一步倡导一孩化政策。经过这一阶段的调整，韩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到80年代中期下降到更替水平，人口类型完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所以可见，历史、社会、文化、政策因素对于性别比均有较大影响。韩国的战争、经济腾飞、计划生育、父权文化等，都给性别比的波动打下了烙印。
张翼：还有几个影响因素可以补充。第一个是宗教信仰跟婚姻制度密切相关，例如泰国结婚难主要是很多男性选择出家，导致大量适婚年龄段的女性挤压，男性根本不追求女性。所以我去非洲一些国家访问时，这些村落中信基督教的可能只娶一个老婆，信伊斯兰教的则会娶四个老婆。
另一方面也与人口迁移有关。例如在“五月花号”刚到美国的那一段时间，美国女性人口非常短缺。后来在移民过程当中，不少女性经过本地化过程，或与当地的土著结婚，导致人口比例逐渐走向均衡。
此外在中国的环境内也可以看出，人口迁移会放大婚姻挤压的问题。比如在中国现代城镇化过程之中，人力资本高的人优先迁移到城市，这些群体能力越强在大城市生活的能力也越强；而人力资本低的那些人口则会留在农村。但在婚恋市场之中，地域偏远、经济条件差、生活条件不理想地区的农村男性，难以找到对象、进入婚姻生活。这就导致了先行迁移对后行迁移造成的挤压。
既有剩男，何来剩女
澎湃新闻：我国既然男多女少，那么应该拥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女性为何也会“剩下”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呢？
万喆：“剩男”和“剩女”更多是对社会现象的表述，因为目前处于社会变革非常快速的时期，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有极大的撞击。其实两种群体背后有非常不同的成因。
剩男大多是由于不平衡的人口性别比。在适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三千多万的情况下，多出来的这一部分人，选择面就会比较窄。所以说剩男实际上是统计学概念上的“剩余”。
但对于“剩女”来说，实际上是另外一种现象。指现在有一些女性不再像以前那样追求一定要进入婚姻，或者现状没有达到可以步入婚姻的满意状态，因此就保持独身的现象。传统思潮中对女性的要求，还是以家庭为主的社会个体，但目前出现很多女性过了婚龄仍然单身，因此被叫做“剩女”，其成因、动机跟所谓的“剩男”并不一样。而这背后也反映着，过去很多支撑婚姻的理论或架构现在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农业社会中，如果没有结婚生育、家庭和家族不壮大，可能在生活甚至生存上都遇到困难。但到了工业社会以后，家庭和家族规模开始逐渐缩小。随着女性参与进工业化劳动之中，体力弱势不再重要，两性经济关系越发趋于平等，过去促进两性家庭组成的动因也开始有一些新的变化。
澎湃新闻：为何“农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
张翼：后工业化阶段以后，我国出现大范围的乡村往城市的人口流动，女性在城市找工作的容易程度比男性好一些。根据统计数字，北京市内20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女性比男性多将近100万人。此外，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中，女大学生的数量也开始逐渐超过男大学生的数量。所以这一情况就导致城市里剩余的女性大多是学有所成、工作较好的精英女性。对于城市中的这部分女性来说，主要由于精英男性比较少而造成挤压。
而对于农村男性来说，主要则是由于女性人口短缺形成挤压，由于婚姻市场是个竞争的市场，家庭偏远、来自农村、有残疾或人力资本较低的男性被动剩下的现象就更为突出一些。因此可以说，人口流动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婚姻挤压的程度。这一点可能是当前中国在转型时期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澎湃新闻：曾有专家提出“让农村剩男与城市剩女配对”，引发了很多批评的声音。老师们对于这一事件怎么看？如果要缓解中国很明显的婚姻挤压，可以从哪些维度尝试疏通？
万喆：这当然是一个很无稽的提议。因为如果把婚姻想象成市场也必须是自由市场，供需双方至少应当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另外正如前面所说，剩男和剩女的成因非常不同，机械化地凑到一块毫无意义也不负责任。
如果要尝试解决问题，我认为要从两头来解决。对于被动挤压剩下的中低层剩男问题， 一方面是对于生存技能给予扶助，帮助加大人口流动的程度，使他们在经济市场与婚姻市场中都更有竞争力一些，至于能不能进入婚姻，确实只能够看自己的缘分。另一方面，男性应当提高自己对于婚姻的认知。过去常认为男性是提供好资源的一方，但新时代女性对男性的要求更多会偏向你能不能做一个好配偶，对于精神的要求在不断上升。因此让思维认知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就非常重要。如果男性对于女性、对于婚姻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在婚恋市场上当然难以找到合适对象。
而对于“剩女”现象来说，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受过高等教育、经济水平高的女性反而在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社会其实对于优秀的女生存在着潜在的挤压与偏见，这种挤压对于女性而言是否公平呢？如果对此类优秀女性并不公平，又怎么能要求她们进入到婚姻市场给别人更多的机会、对她们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所以我认为社会也需要跟随女性的发展，有一个再认知的过程。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聊婚育问题。过去常说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生育率就会越低。因此在这种形势之下，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往往比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地区低。但是事实上，北欧的发达国家并非出生率最低的地方，最低的地方反而是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
为什么不能用过去的这套理论解释了？我认为隐含了一个新现象，就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男女性认知的脱节。那些男女认知相对较为对等的社会，例如北欧十分强调男女平等、女性平权，女性感受到婚育之后能够得到的尊重与保障，所以生育率相对来说较高。另一个反向案例是，中东的一些国家因为宗教的原因，一个人可以娶多个老婆、生育很多孩子，男女双方在认知上也较为一致因此并没有影响生育率。因此不管认知是在哪个水平上一致，只要男女双方的认知越一致，生育率就越高，如果认知差别越大，则生育率越低。
而男女认知特别不对等的国家，比如韩国两性之间的认知差距非常大，就会导致生育率越低。前几年韩国的一部电影《82年的金智英》播出时，受到很多女性追捧，却被男性大骂和批评，两性出现了特别强烈的点评分化。婚姻说到底是一男一女构成，当男女对于两性的认知有极大差距时，双方对于婚姻中两性关系的认知如果达不成共识，就非常难步入婚姻、组成家庭。
婚姻的本质是利益捆绑吗
澎湃新闻：刚刚老师们也提到婚姻中涉及的一些经济问题，如何看待很多男性认为结婚难怪罪于天价彩礼？彩礼背后是怎样的经济学逻辑？
张翼：彩礼本身是自私有制发展以来的一个历史性产物。由于在过去，结婚之后是女方离开自己的家庭，在学术上叫做“从夫居”或“从父居”，意味着女性跟随男方到男方的村落里去，形成新的家庭。而在过去由于女性结婚年龄普遍较早，因此女方家庭把女孩养十五六岁，女方尚未给娘家干过任何活，就直接嫁到男方家里给男方干活与生育后代。因此在农业社会跟工业社会的早期，彩礼大多是作为对女方家庭尤其女方父母的补偿，是对人力资本付出的代偿。
但在工业社会中晚期以后，女性跟男性都具有非常强的劳动能力，女性挣钱也不比男性少。即使结婚生子以后，女方仍能在家庭内部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利，女性可以将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回报娘家父母。因此，就会发生两种情况：越是在人力资本低的人群里，婚嫁索要的彩礼就比较高，比如农村等相对贫困的地方彩礼越高；越是在城市中女方家索要彩礼多为象征性，陪嫁金额可能比彩礼更高，背后反映的就是对于婚姻预期的不同。
这也就可以解释，目前在江浙比较富裕的一代，出现男女两方家庭协商后产生新的结婚制度，名叫“两头婚”，即双方结婚后既不到女方家也不到男方家定居，“男不叫娶、女不叫嫁”，两边都有婚房，都有生活的空间。另外一个特点是生两个孩子，一个随男方姓，一个随女方姓。这种情况下通过协商的方式，就把礼金跟陪嫁的问题完全给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彩礼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个现象很难在短期之内消除，但未来我们要倡议的是移风易俗，也倡议将来婚姻里的男女平等。
澎湃新闻：当我们讨论彩礼的问题的时候，底层逻辑是否承认了现代婚姻成为一种市场行为？是否会像贝克尔《家庭论》中所说的那样让婚姻滑向工具主义的边缘？
张翼：贝克尔对家庭的分析整体是放在经济学背景下分析的，把生小孩也叫做耐用消费品。总体来说婚姻确实是竞争的产物，如果男性希望寻找不要彩礼的女性，那么就发现你其实找不到不要彩礼的女性，彩礼是你喜欢她就得付出的必须成本。彩礼也不是没有原则的要价，而是在社会里被逐渐定义的产物。因此我们把彩礼制也应当作一个规范来看就比较容易理解。
万喆：贝克尔的研究中是用经济理论来进行分析。我觉得婚姻确实有一定工具性，从古至今看婚姻就会发现它从来不止是感情融合的产物，过去的工具性只比现在强，不比现在弱，封建时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只是出于地位、经济的考虑。
但工具性并不一定纯粹是弊病。当婚姻被视作工具时，稳定性有可能更强一些，因为牵涉到非常多实质性的利益，使得它在这样的基础上保持了某种稳定性，婚姻不会因为感情的消散而轻易解体。
而为什么现在婚姻其实变得更不稳定了？一方面，在工业社会或者是后工业化社会，每个人都面临非常快的变化和流动性，过去“一生只爱一个人”是因为你一生也见不到几个人。另一方面，婚姻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对于感情的需求更高，大多希望找到精神合拍的对象，但随着生活阅历、情绪认知上的变化，不稳定性反而会因此凸显，很可能因为哪个阶段两个人没有完全同步就各奔东西。可以说工具化的意义对婚姻越少，实际上它的外部支撑就越少，一切情感只建基于两个人认知的协调性，一旦认知的协调性发生变化，关系就可能土崩瓦解。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婚姻中的工具性并不见得完全是坏事。
澎湃新闻：婚姻的工具化与爱情的崇高化是否脱节，如何正确地看待婚姻中的经济性质？
张翼:爱情是伦理的，但婚姻是合法的。本质上婚姻关系是个家庭关系，家庭关系是个经济关系，所以它是私有制的产物，也伴随私有制社会所描述的私有制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更多的时候，家庭尤其是婚姻制度是一种契约关系，是被国家的婚姻法所约束的正式制度。包括目前也出台离婚法对于婚姻双方进行保护，就是希望通过法律协商的方式，形成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局面。所以有时候爱情与婚姻重叠，有时候不重叠。
我觉得当前的婚姻制度只是与当前的社会有关系。等将来社会、科技继续发展，现在所维护的婚姻制度在未来社会依然会以变化的方式存在，也会创新出新的两性之间的制度，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万喆：结婚确实会考虑工具性，只是过去的“工具性”更偏物质性，没有这个工具可能导致生存能力大大下降。但目前物质性的取向大大弱化，很多人不结婚也能养活自己。此时对于婚姻工具性的认知就发生了层面上的改变，现在会发现工具性可能体现在精神支持。当你一个人面对世界感到孤单，或很难一个人扛过去某个阶段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人能提供安慰或陪伴，就是当下时代伴侣更重要的意义。包括女性对于丧偶式育儿特别不满，也是因为认为伴侣的角色应当能够提供较为细腻的支撑。
因此婚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效用。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离婚没有什么问题，不结婚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结婚，除了有所谓社会传统的惯性以外，其实还是因为在婚姻中找到了需要的东西。我认为在新的环境中找到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其实是值得大家再去发掘的。
责任编辑：鞠文韬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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