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
高：58.6厘米
用途：盛酒器
所处时期：商（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出土地点：湖南省宁乡市
四羊青铜方尊，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忽然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
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1976年，他将残片献给了国家。
四羊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其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长沙。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四羊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方尊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既掩盖了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是很大的。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了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着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4、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 九羊启泰的主题。
广州着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我们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基督教教义甚至指基督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他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达34公斤，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理当进入文物精品之宝库。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酗亚方尊容酒器。商代晚期铸品。清宫旧物，现藏故宫博物院。原器通高45.5厘米，宽38厘米。大敞口，宽折肩，高圈足。肩四隅有四立体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双角分叉龙首。颈饰蕉叶纹，肩及圈足饰鸟纹。腹部与圈足有曲折角型大兽面纹，圈足曲折角雕成龙形。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线皆设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庄严龙虎尊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2000年5月，中国历史博物馆首次遴选馆藏青铜器十大顶级国宝，四羊方尊位列其中。
2013年08月19日，四羊方尊被确定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
四羊方尊-引申阅读<尊之简介>
尊为古代盛酒器。铜尊，最早见于商代。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鸮是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鸮的形象是古代艺术品经常采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铜器中，都有精美的鸮形。此鸮尊即是商代鸟兽形青铜器中的精品。 鸮尊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原器通高四十五点九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完美结合。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妇好”应是商王武丁之妻。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干、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还带兵征伐过羌、土方等国家，颇具传奇色彩。原物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钺作为一种兵器，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很可能是由扁茎短剑发展而来。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也是一种兵器。据考证，这种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在青铜器中更强调华丽、美观的特质，成为象征权力、象征威严的礼仪用物，此处所选两件钺是商代后期作品，格外强调器物威严恐怖的特性，同商代艺术风格完全一致。
爵饮酒器，青铜爵最早出现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代晚期。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流与杯口之际有两注，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柄，下有三足。
来源：网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