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我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一个近乎完美的皇帝，这一点从他的庙号“仁”便能看出来。
为人君，止于仁。
宋仁宗赵祯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的帝王，与雄才伟略的汉武帝、唐太宗不同，赵祯其实是一个几乎碌碌无为的皇帝，他在位42年，期间并无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却几乎成了文人士子们最怀念的时代，因为大宋的繁华便在宋仁宗时期奠定。
然而，也正是宋仁宗时期，将宋朝本身的问题全部暴露了出来。也就是说，宋朝本身便是多面的，文化的昌盛并不能掩盖其积贫积弱的历史事实。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这是宋朝。
然而，由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的积贫积弱，这也是宋朝。
1、积贫积弱的宋朝
- 所谓积贫，其实是指宋朝的财政危机，并非是说宋朝很穷。
宋朝当然不穷，不然不会外患都用钱来解决。
- 所谓积弱，确实指的是宋朝军力的衰弱不振。
而导致这一危机的源头其实是宋朝对唐末五代的“矫枉过正”。宋朝开国之后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并从制度上斩断了藩镇割据的可能，这一制度便是分权——官、职、差遣分离。
宋朝的官和职都是形式，代表的是资历和荣誉，其真正的官职是“差遣”，也就是“临时委派”的意思，目的是为了互相牵制，防止长期擅权。同时，宋朝为了保证地方稳定，每次遇到灾荒，便大量招兵，入伍后便终身为兵，由国家供养。
而正是这一制度，导致了宋朝官员和军队的大幅度增长。据统计，宋真宗（宋仁宗的父亲）时期的官员有9000人（不包括吏），到了宋仁宗时期便达到了1.7万人。宋初军队是20万人，而到了宋仁宗年间，军队达到了125.9万人。
所以，宋朝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在了冗官和冗兵上，而冗官和冗兵直接导致了大宋政府的冗费。宋朝再富也架不住官员和军队的不断增长，更何况如此多的军队竟然却总是打败仗，奈何？
于是，宋仁宗时期的许多士大夫便开始想要改革，改革大宋的军事问题和财政问题。
2、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大宋的问题，其实每一个士大夫都能看出来，但问题是怎么改？于是大宋朝廷便分化为两派：
其一，认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复兴儒学，统一人心，便能改变现状。
其二，认为财政问题就应该从经济着手，军事问题便需要改革军事制度。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德与才哪个更重要呢？与我们今天的相法不同，这在当时被普遍被认为是一个道德问题。天子与百官有德，天下便太平，社会便繁荣，反之则不然。
于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便在此时出现了。宋朝在儒学上有濂洛关闽四大家，除了闽学的朱熹属于南宋外，理学之祖——濂溪先生周敦颐、洛学的程颐程颢、关学的张载均出现在这一时期。
与这些人观点不同的便属于改革派，在宋仁宗年间就是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
范仲淹，在被当朝宰相吕夷简逐出朝堂之后，声望越来越高，最终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并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庆历新政”。
3、范仲淹的新政与王安石的变法是不同的
数千年来，我国历朝的改革无非就是要解决财政收入赶不上财政支出的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其实也就是两种：
- 其一，开源
- 其二，节流
但对于开源，也就是在加税之外增加政府收入，但这一点古代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司马光和王安石关于理财的对话：
王安石：“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皆为盗，非国之福。”
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 范仲淹
范仲淹虽然是改革派，但观点其实与司马光是相同的，他也不相信政府能在加税之外增加收入。所以，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的核心是从政府本身着手，也就是节流。
于是，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便是想要富国，先富民；要富民，先澄清吏治；要澄清吏治，先裁撤冗员，任用贤才。
范仲淹的新政针对的便是冗官和冗兵，可是裁撤冗官涉及的人员太广，再加上宋朝本身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根本没办法推行改革。
于是，范仲淹向宋仁宗要求集中权力，打击那些当官不作为的闲散官员，最终触发了整个文官集团的根本利益，新政不过一年便不了了之。
- 王安石
公元1052年，范仲淹病逝。
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驾崩。
公元1069年，王安石开始变法。但与范仲淹不同，王安石根本就对减少政府开支没兴趣，他想要的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以此为目标，王安石的变法分为三大类，即富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等）、强兵（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等）、培养人才。
然而，对于当时小农经济的中国来说，王安石的变法过于超前了。同时由于操之过急，执行未得其人，最终导致变法逐渐走向了反面。不是新法不好，只是推行起来往往不是本意，最终变成了扰民。
同时，王安石变法对宋朝本身改变最大的却并非变法本身，而是为推行改革纳入的新官僚集团，并最终形成了宋朝的朋党之争。
与司马光的保守派普遍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不同，王安石的新党大都缺乏道德支撑，他们唯一的兴趣是赚钱和摄取权力。
4、范仲淹和王安石没有想到的结局
范仲淹的新政也好，王安石的变法也罢，都是为了大宋富国强兵。范仲淹想要节流，王安石想要开源，节流触动文官集团的利益，开源造就了一批敛财高手。
于是悲剧来了，宋朝不仅没有在变法之中强大，反而走向了全面的党争。保守派演变为一群道德狂人，而改革派却变成了一群理财专家，不是为了富国，只是为了为皇帝敛财。
蔡京，便属于王安石的新党，其将王安石的敛财发展到了极致，而穷奢极欲的宋徽宗最终迎来了北宋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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