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日本本来就不景气的经济随着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暴跌，大量中小企业因此纷纷倒闭，再加上1929年美国爆发著名的“大萧条”经济危机，而这场持续四年的资本主义风暴也很快就波及到了日本。
国内外危机结合后，短短时间之内日本的失业人口就节节高升，仅城市失业率就高达15-20%。
由于“大正民主”（1912-1926年）期间，日本自由民主化思潮觉醒，以至于出现了“反天皇”的舆论。在1910年的“大逆谋刺”之中，刺客就曾广为宣扬“日本天皇并非神的儿子，而是来自九州一隅，曾杀人越货的强盗”。甚至1923年行刺皇储未遂的刺客，还在法庭上公然诘问法官是否相信天皇具备“神性”。
如果说这种反天皇的激进分子尚属少数派，可随着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日本普罗大众也开始质疑不受政府约束的天皇却坐拥“金山银海”一般的财富是否恰当。
因为舆论压力过大，就连宫内侍从官都不无抱怨的说道：“如果人民能理解天皇的财富既是国家的财富，就不会有此怨怼了。”
日本社会思潮蠢蠢欲动，又适逢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撞上大萧条。若无举措，日本国内积攒的矛盾，必然会将矛头最终指向内阁乃至皇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在1932年制定了移民计划，将大量的失业市民和农民组建成开拓团输出到东北进行垦殖。
为了配合国内转移“不稳定分子”，并将东北完成本土化，关东军方面亦从东北现实出发，在当年9月制定了以军垦为核心的《满洲移民纲要》。
而为了减少日本国内民众对移民东北的抵触，日本政府决心将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建设成“王道乐土”的典范，“大东亚共荣”的楷模。因此不惜人力物力投入到这座城市的建设之中，以至于新京在粗具规模之后，就已经有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大阪和东京。
1932年满铁在日本政府授意下，正式将长春更名为新京，并开始对新京进行建设规划。为此成立了直属伪满“国务院”的“满洲国都建设局”负责具体的施工建设。
在确定了规划方案之后，伪满“国都建设局”将新京建设分为了三期，确定总规划面积为两百平方公里，其中核心都市区的面积则为总面积的一半，可供五十万人口生活居住。
在《大新京都计划》的规划之中，从安民广场到顺天广场的顺天大街为整个新京建设的重中之重，包括伪满帝宫、伪满国务院以及各部衙在内的重要政治机构都林立在彼处。
而在大同广场这个新京的几何中心，则云集了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伪满中央银行、伪满国都建设局以及伪满首都警察厅。
为了彰显这些新京核心建筑的体统威仪，在新京计划书之中，主干道的宽度最高可达60米，次干道亦达10-18米。同时还规定，为了维护新京的市容市貌，城区之内不允许出现高架电线，统统采用地埋式。
但这些城区道路和权威建筑的建设虽然看来恢宏，甚至比起东京、大阪这些日本国内城市亦不落下风，甚至还略胜一筹，但真正让“新京”这段历史影响到后来长春的建设格局，其实是现代城市理念的引入。
当时日本国内论资排辈的风气严重，再加上自“大正民主”以来，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排斥欧美文化，这就导致了许多日本的西式学人没有用武之地，而新京的建设则给了他们一个一展所长的机会。
在新京建设之上，伪满国都建设局云集了日本建筑业的一时群英，故而在整体规划上，建设局博采众长，但其主要采纳了“田园城市”跟美国现代都市化规划的精要，旨在建设一座令人生活感到舒适的现代都市。
由于工业化的加深，现代都市里的道路日趋繁杂，而光是依靠行道树和点缀在城区中的公园并不能让“新京”成为“森林城市”。
所以当时建设局决定效仿法国十九世纪对巴黎的改造，采用了直角交叉、方格网络和放射性道路等规划，并同样在重要路口设置了街心公园，以提供更多的都市区内的绿化面积——在新京规划的街心公园之中，又以大同广场和安民广场最为广大，前者直径足有300米，后者稍小也有244米。
对城市道路用地上的绿化尚且如此精细布局，伪满国都建设局当然不会在整体建设上忘记规划“新京之肺”——在南岭跟协和广场区域内，伪满首都建设局在此建设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动物园和体育场馆，使得此区域绿意盎然，至今仍是长春重要的文娱区域。
1942年之时，新京绿化虽然才粗成规模，可其人均绿化面积已经跟华盛顿相仿佛，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的东京和大阪，一时之间在日本被誉为“森林之都”。
但这对于当时伪满国都建设局的头号专家，日本二十世纪重要建筑学家佐野利器而言，顺天大街上的权威建筑跟伪满帝宫的建设不过是奉旨办公，甚至参照巴黎将新京建设成一座高度绿化的城市，都并非是他远渡山海来此的真正目的所在——毕竟这在欧美是已经实践过的建设规划。
具体而微的“人性化”宜居都市，才是佐野利器所看重的核心概念。
当时的长春旧城内，并没有现代的卫生厕所系统，下层市民由于居住在20平米的狭小房屋内，就连营造茅坑的地方也无，往往只能在背街角落里解决大小便。这就使得一旦到了雨天，整个长春的街头往往就会粪水横流，肮脏不已。
在长春旧城的中、上市民虽然如厕的环境稍好，但也不过或是在起居室内用马桶解决，然后倾倒院落里的粪坑中。亦或者在粪坑上搭两块木板，建一个挡风遮陋的茅屋而已。而这两者在常年浸透下，也难免污染到井水甚至整个地下水系统——古都西安数易其址的一个原因，便是因为地下水在遭到粪水污染后，变得咸苦难咽。
正是基于长春旧城的恶劣环境，佐野利器最终推动伪满国都建设局全面推进“冲水厕所”，并且一改当时日本大城市采用的合流式排水法，推进雨污分流法。这种分流式排水法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城市卫生状况，还能为雨季集中在夏天的新京，在最大程度上去利用雨水。
东北冬季的严酷气温，也让新京成为了第一个全面普及煤气的亚洲城市，同时佐野利器还考虑到通勤距离在冬季带给新京市民的困难，从而将居住区到地铁站的距离规划到了步行15-20分钟的范围内。
然而这一切看起来美好现代的“新京”其实与当时住在这座城市里的绝大中国人无关。因为日本人之所以大力投入建设新京，本身是为吸引日本移民前往东北，并且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
要知道在当时的大部分日本人所处的生活环境甚至可以说远远不如新京，所以日本人又怎么可能平白无故让几十万“亡国奴”坐享如此优渥的生活呢？
现代化的新京只是新建的街区，而这些街区只供日本人与伪满权贵居住，数十万的土著中国人所居住的长春旧城则毫无改变。
日本人所居住的新区自来水普及度高达90%，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居民自来水普及率只有30%，中国煤气用户只占中日总用户的0.7%。
中国人自来水的普及率尚未过半，所以佐野利器所期待的“全城冲水厕所”也仅仅在新区普及。
事实上东京、大阪等城市也未尝不想用分流排水法，但都被开支的浩繁所吓退——佐野利器曾在关东大地震后，组织重建东京被毁的小学，但因为其试图全部采用耐火砖料，而被东京教育局提出“所用太奢”的反对意见。
日本对东京的重建尚且如此，又怎么可能指望日本人为长春旧城去付出巨大代价，就为改善当地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呢？事实上，日本人为占据新京不受伊通河洪涝灾害的西区以营建新区，还强行将数十个村落驱赶到地势低洼的东边。
对于长春而言，“新京”这段历史最为重大的影响，并不是留下了如今大同广场、新民广场周遭的恢宏建筑。而是佐野利器等日本建筑学人为长春所留下的“森林城市”、“宜居都市”这样的现代城建概念——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服务日本的侵略战争，但毫无疑问这样的现代概念至今仍在回响。
如今长春的人均绿化面积高达41.76平方米，不仅在国内名列前茅，堪称东北省会第一，甚至还超过了不少欧美城市，无愧于森林之都的美誉。但值得强调的是，而今长春主城区内的总绿化面积高达119.3平方公里，而其中的49.2%则建设在2000-2016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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