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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
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1989年，黄星原任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馆随员，第一次来到日本。三十多年过去，黄星原的外交生涯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同日本各界打交道。
黄星原对50年来两国关系的起起伏伏和当前遭遇的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如今，他担任着“中日友好七团体”之一的日中友好会馆中方代表理事。
“我有许多来自日本的朋友，他们都认为，如果有人在中日之间挑事，实际是在破坏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对此他们必须反对。但是，目前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以及日本对自己的认知可能都需要纠偏。”黄星原说道。
当前，民调数据显示，中日两国的多数民众对对方国家持负面态度，但与此同时，大多数民众仍然认同中日关系是“重要的”。
黄星原接受采访。澎湃新闻 图
黄星原说，中日关系需要克服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现在我们经常探讨中日双方民意好感度变差、民意基础薄弱，有些政治人物就会以民意基础不好为由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这个言论可能又变成媒体炒作的点，进而进一步影响民意，最后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怪圈，两国关系在怪圈里边打转。所以，怪圈上的每一个链条都需要我们很好地去处理。”
民间友好可以多做一些地方工作、青少年工作
澎湃新闻：1989年前后，您第一次来到日本，那时候您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和感受是什么？
黄星原：我最早去的长崎给我最大的冲击。长崎是日本的一个边远山城，虽是山城，但和（日本）其他大城市区别并不大，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城乡差别不会太大，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当时我感受到日本地方上对中国的感情或者说对中国人的感情还是非常友好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民间友好可以多做一些地方的工作，多做一些民间的工作，多做一些青少年的工作等等，我们的立足点是正确的。日本地方上和中国的交流本身就多。就拿长崎县举例，它从历史上就是与中国联系最紧、最密的一个城市。长崎时任县知事高田勇对华特别友好，我记得当时他搞了一些欢迎仪式，其中谈到他的经历以及他对中日关系、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后来长崎多任知事都在延续这样一个友好的源流。长崎的百姓也展现了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具体表现在他们愿意多了解中国，愿意了解中国各式各样的展览，所以我们日中友好会馆现在也会把各种展览放在长崎举办。
澎湃新闻：您在日本历经多地，几十年过去，能请您首先谈谈对中日两国文化上共通和不同地方的理解感受吗，我们在发展推进中日友好时应该如何把握这一层面的因素？
黄星原：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共同的文化财产非常多。首先讲到文字，日本使用的片假名、平假名等文字，就是发源于汉字。第二，人们经常用同根同源来形容中日文化，两者都是东方文明。历史上，日本是向中国学习的国家，但是现在来看，我们发现日本有很多东西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是一个没有断层的文明，一直延续下来的文明。而日本在后来脱亚入欧等发展进程中，文明走向了另外一边，也就是它更多地去接受西方文明。也正是由于日本文化过于西化，最终日本把西方竞争概念，甚至把战争哲学引入，导致日本一度走入歧途，对此我们仍然应该警惕。
所以我们讲中日之间应该继承发扬什么，应该注意规避或者是警惕什么元素，这种区分很重要。我们今后可以挖掘我们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把它发扬光大，甚至逐渐培养成我们的共同价值观。
澎湃新闻：您在日遇到过一次恶性事件，就是日本右翼分子驾驶一辆汽车冲撞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在这之后日方正式道歉，这一事件在当年并没有给中日关系造成极大的损伤。结合应对此事的处理，能否请您谈谈我们应该如何管控中日关系中那些危机和敏感因素呢？
黄星原：分歧或者矛盾不管控好，它就会被无限地炒作和无限放大，会让我们之间共同利益或者长远利益受损。所以，危机管理以及分歧管控既是我们双方政府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也是执政能力的体现。一些敏感事件经常会在中日关系中出现，包括日本右翼特别是极端右翼经常会滋事，本身它是有背景的，有些人专门指使他们做这些事情，试图借此破坏中日关系，我们如果被这种势力给带到沟里或者说天天总在处理偶发事件，被部分因素所影响，就没有把握住中日关系的大局和前途，也就没法规划好今后的中日关系。
大国关系都是这样。国家之间都存在一些矛盾，有些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我们怎么样去管控好这些矛盾，让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让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对方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地在一个合理区间里相向而行，特别重要。
澎湃新闻：曾深入中国采访的日本记者加藤高广，想必您会印象深刻。您能说说他的故事吗？他的故事对中日关系和友好有什么启发？
黄星原：中国为人类做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脱贫，而在这份事业中，除了动员全国人民力量之外，我们国际上的很多朋友，包括日本朋友，也做了工作，在我挂职云南省麻栗坡县副县长时，日本放送协会（NHK）发觉中国政府很认真地在帮助边远地区的老百姓脱贫，对此很感兴趣，所以派了一个记者组去采访，加藤高广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起爬山越岭，一起访贫问苦，一起去看实地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去吃当地老百姓种的粮食和菜，最终采访完成之后，日本记者们深深被感动，并且做了一个全面介绍中国扶贫的专题节目。但很可惜加藤先生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不幸因交通事故去世了，当时他才33岁。而正是因为他去过中国的扶贫县，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且总是念念不忘地经常回顾这次经历，所以加藤夫人把他未完成的事业通过捐献抚恤金的方式加以延续，我记得当时她把几百万日元的抚恤金全部捐出去了，建立了一所高广希望小学。后来从这个小学里毕业的学生，至少也上千人了，我想他们应该感受到日本友人的善意。现在日本有些媒体跟风炒作我们新疆问题等，谬称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这种无原则的报道和当时很认真地报道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扶贫的行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
中日关系行稳致远需要市场、政治、舆论、民众等多纬度的合力
澎湃新闻：您在日本各界都有许多朋友，即便是在中日关系面临一些困难的当下，两国的有识之士也从未停止努力，您认为在中日关系和中日友好中，应该如何做好“人”的工作？发挥“人”的作用？
黄星原：无论是国与国的关系，还是与其他等各方面关系，人的要素是第一要素。我们现在所做的外交其实也是做人的工作。公共外交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一些外交政策让对方的人能听得懂，入耳入心，最后变成行动的一部分，这个非常重要。
我接触过日本的许多政治家。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位是中曾根康弘前首相，他对日本一些政治人物不顾对方的利益和感觉、一味坚持所谓自己原则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必须要考虑对方国的国民和政府的一些感受，才能把关系持续下去。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人民视觉 资料图
还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日本政治家是海部俊树，他和我交流他在33年前是如何有勇气打破西方制裁，带头率日方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经历。他回忆说：“我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为了取悦中国，实际上我恰恰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因为中日之间必须友好，中日合作必须坚持开展。可能用现在人的观点看我那次的举动有点疯狂，但是对于今后的中日关系来讲，我的举动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举动。”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 人民视觉 资料图
很多日本的友好人士都认为，中日之间是搬不走的邻居，是剪不断的关系。他们认为，如果有人一定要在中日之间挑事，实际上这是在破坏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个东西他们必须反对。其实日本还是有许许多多能够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人），他们知道什么是他们真正的利益，什么是急功近利，这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澎湃新闻：我们特别希望援引您之前的一段话，中日有两千年的交流历史，疫情前最多时每年有1000多万人次的人员往来。同时两国间每年贸易额最多时达到3000多亿美元。频繁的人员往来与密切的贸易关系本应使中日关系如同一艘大吨位巨轮沿着友好合作的航道行稳致远。然而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却总像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经常在不大的沟渠中剧烈颠簸。这种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黄星原：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我想讲一点，中日关系不完全是中日关系，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中美关系。所以在中日关系当中，美国因素有时候起了很重要的干扰，这是我想强调的。
首先，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以及日本对自己的认知可能都需要纠偏。他们需要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首先致力于自己老百姓安居乐业、致力于自己国家复兴这两大重要任务的国家，以及在世界上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目标的国家，本身并不是威胁。但日本媒体经常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的始作俑者，欧美媒体随后跟上，最后泛滥。所以对当下中国和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错误认知，导致日本心态上总是出现一些波动，这也是导致中日关系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日本对自己的认知也需要纠偏。日本安全到底是怎么样的安全？是绑在美国战车或者是绑在战争火药桶上更安全？还是在亚洲大家庭中践行平衡、全面、综合的安全观更安全？日本未来发展的前途又在哪里？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它提出贸易立国、科技立国、人才立国以及环境立国等等一堆立国方针。而中国作为它的最大市场，它的邻居，如果没有了同中国的合作，这些方针就根本立不住。
所以过去的50年，中日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东西，因为这50年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和发展，带来了深度的广泛合作，中日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但即便是这样，中日关系也经常会出问题，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认知偏差。这就还需要政治家的智慧，需要媒体正确的引导，需要老百姓冷静的应对，这几个方面合在一起，才会使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这几个方面无论是哪个方面出问题，都会变成恶性循环。比如说我们经常探讨双方民意好感度变差，民意基础薄弱。然后有些政治人物就会以民意基础不好为由，“顺应民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这个不负责任的言论，可能又再度变成媒体炒作的点，进一步影响民意，最后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怪圈，两国关系在怪圈里边打转。所以这个怪圈上的每一个链条都需要我们很好地去处理。
澎湃新闻：最近几年的舆论民调显示，中日民间友好指数处于低谷，与此同时不少日本民众仍然认为中日关系是“重要的”。日本民众了解中国往往通过日本媒体，您与日媒打交道多年，您如何看待他们对中国的报道，您认为中日之间期待破除的误解有哪些？
黄星原：中日之间首先的问题是信息不够对称。其实我同日本媒体打交道也有几十年了，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咬狗是新闻，还是狗咬人是新闻”。“人咬狗”的新闻观在西方媒体里边特别畅行，但是“人咬狗”不是常态，我们需要弄清楚这点。“人咬狗”很能抓眼球，但真实情况是人不总咬狗或者很少有人去咬狗，这才是现实。
所以媒体怎么样把现实的、真实的情况反映给老百姓，这个很重要。不一定要抓眼球，也不一定要歌功颂德，只要实事求是，它本身就是“德”，就能让大家从中得到很好的启发。
我希望不管是日本媒体，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可以重新回归实事求是，回归事实本身，让老百姓更多去了解事实真相。媒体要相信国民是有判断能力的，给他们呈现事实真相就足够了，多余的东西不要做。
保证中日世代友好能够支撑双方可持续发展
澎湃新闻：您作为日中友好会馆中方代表理事，能介绍会馆正在主要推进的事情吗？在“中日友好七团体”之中，会馆和其他团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022年6月16日，“透过艺术看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精选作品展”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开幕。 日中友好会馆 图
黄星原：日中友好会馆是中日双方出资出人，建立一个中日友好的共同事业平台，这个可能跟其他团体不太一样。日中友好会馆本身有五大支柱，包括经济、文化、教育、青少年交流、日中学院，这五大支柱全面介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促进中日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交流，主要是做普通民众的工作，而且我们进行的项目设计和希望达到的目标，也是以此为重点进行的。当然我们本身作为七团体之一，不可能说我们自己就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我们也肯定是配合着政府外交，配合着其他各个友好团体一起来完成中日友好这个共同事业，最终让中日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
澎湃新闻：作为资深外交官，您如何看待当前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它符合日本或者说中日共同利益吗？面向未来，作为邻邦的中日两国应该发展怎样的中日关系？
黄星原：中日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在我看来是同在亚洲，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世代友好能够支撑双方可持续发展。日本要恢复经济，中国也要持续发展，要实现我们各自的战略目标。我们努力让整个环境以及我们的关系支撑我们各自的目标实现。如果偏离了这样一个目标，中日就无法可持续发展，我们两国在亚洲以及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就会减弱。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如今，中日两国青年人都被对方国家文化所吸引，当然也许当下日本文化对中国年轻人的影响更大。放眼未来，对肩负两国未来的年轻人和下一代有何寄语和期待？
2022年6月，日本青年参观“透过艺术看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精选作品展”。 日中友好会馆 图
黄星原：中日关系的未来在于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很现实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太多的偏见，也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他们看待彼此的眼光是平视的，他们彼此交流也是畅通的。我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日本年轻人到了中国之后，对中国的印象就很好，中国的年轻人来到日本旅游之后发现印象也不错，这种往来才会支撑着我们。中日人员往来在疫情之前每年要超过1000万人次。我觉得年轻人、青少年的交流特别重要，有助于相互增强文化认同感。中日青年人天天做宅男宅女（宅）在家里是不行的。
中国今后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发展自己，还要向世界特别是向自己的周边国家、向日本展示我们的魅力，展示我们文化的吸引力，能够让他们更多接受发展中的中国、正面的中国以及积极向上的中国。日本要做的工作也有一样的部分，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日本还应该吸引更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个方面的人才。如果都能做到，我相信今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未来和合作前景会很好。
【人物简介】
黄星原，资深外交官，现任日中友好会馆中方代表理事。198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长崎总领馆、大阪总领馆、驻日使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担任参赞、新闻发言人、副会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