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这一位伟大历史人物成为现在电影电视的宠儿，从梁冠华的神探狄仁杰再到赵又廷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人们往往狄仁杰和神探联系在一起。狄仁杰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曾经两度出任宰相，在武则天一朝，武则天竭尽全力为武则天服务，但也不遗余力促成武周王朝回归大唐，那么这样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因为什么被称为神探?他和武则天之间为什么又有如此复杂的关系?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信任的大臣，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但也正是狄仁杰深谋远虑的人事安排，最终颠覆了武周政权。他忠于李唐王朝，但又在武周政权中位极人臣。他竭尽全力辅佐武则天，但又不遗余力促成武周政权回归大唐。那么，在这一系列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行为背后，我们能了解到一个怎样的狄仁杰呢?
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武周时期政治家，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三位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狄仁杰出身于太原狄氏 ，早年在太宗贞观年间狄仁杰考中明经入仕，高宗时官声见于史书， 45岁前始终为“沧海遗珠”，其能力不为朝廷所重视，历任汴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朝散大夫，至武则天称天后后开始受到重用，并逐渐得到武后的信任和提拔，历任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以不畏权贵著称。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升任宰相，担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但在相位仅四个月便被酷吏来俊臣诬陷谋反，夺职下狱，平反后贬为彭泽县令。他在营州之乱时被起复，并于神功元年（697年）再次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进拜纳言。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使得唐朝社稷得以延续。成为武则天时期真正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武则天对他以“国老”相待，他去世后，武则天痛心疾首，称“朝堂空矣”。狄仁杰为什么会如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呢？这得先从武则天说起。
一代名相：狄仁杰
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癸卯（705年2月20日），一场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全副武装的军人们包围了这里。当久病的武则天缓步走出来的时候，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原本面带杀气的人们，没有一个敢冲上去。武则天简单地环顾了四周，这个叱刹风云数十年的女政治家，在她政治生活的最后一幕当中，没有体现出丝毫的慌乱与紧张。相反政变者们，却好象做错事了一般，畏缩不前，就连政变的那个名义上的领袖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也吓得缩在人群后边，不敢说话。几句简单的对话之后，武则天知道，一切已成定局，于是她转身走入了寝殿，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关上门，把政变者和一切往事都关在了门外。十个月以后，武则天去世了，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一幕就此闭幕了。而背后的推动者是已经死去两年有余的狄仁杰。
要是谈论狄仁杰就不得不说武则天。武则天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武士彟曾对唐高祖、唐太宗反隋建唐鼎立相助，并与二人的私交甚好，武则天十四岁时，以貌美被太宗诏入内宫，封为才人。她在太宗身边一呆就是12年，虽未受到太宗的宠爱，但因长期在御书房侍奉文墨，接触皇家公文，故而学到了太宗任人唯贤、虚怀纳谏、励精图治的风范和治国安邦的政治权变，这为她后来参与朝政、称帝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宗晚年时，她因机缘巧合得与高宗相爱，在高宗即位后被高宗立为昭仪，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高宗身体多病，且患有眼疾，武则天因此得到了帮助高宗处理政务的机会，其政治才华由此得以施展，并得到了包括高宗在内的朝中大臣和百姓的认可。高宗死后，武则天几经波折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开创了武则天时代。说武则天是史上一个有手段、心狠手辣的女人，这是绝对不夸张的。早年时期，为了打败李治的后宫嫔妃，成为李治后宫的掌舵者，武则天耍尽手段，甚至不惜弄死自己的女儿，到最后还害死了自己的姐姐以及侄女等等，她的权利是践踏自己无数至亲的人的尸体上而来的。成为女皇以后，武则天也弄死不少的李家和武家子嗣，这些可以说很多都是武则天至亲之人。武则天和狄仁杰间君臣关系是非常独特的，武则天很信任狄仁杰，狄仁杰也实心实意的帮助武则天治理国家，是武则天最好的助手，也是她唯一的对手，能配的上，能称得上是武则天对手的也就狄仁杰了。这种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狄仁杰是政治家不是政客，政治家就是一生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政客是墙头草随风倒，没有原则。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狄仁杰，他有以下几个闪光点：
第一点：仁杰本身的品格端正，勇于担当。狄仁杰具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严于执法、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等美德，其立身处世必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且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具备了一个贤臣良相所应有的最可宝贵的品德。中国古代历来有“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的说法。在封建社会里，对皇帝能犯颜直谏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一旦触怒了皇帝就有立即招来杀身之祸的可能。然而在认为皇帝所做的决定将会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狄仁杰会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据理力争反对皇帝的决定。这在高宗时就已经展现出来。在狄仁杰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时，为维护国家法度狄仁杰对唐高宗犯颜直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仍保持着对皇帝面折廷争的作风，反对一切他认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宋朝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说“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平广记》评价他时说他“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由于遇到了对狄仁杰比较了解和信任的武则天执政，所以面折廷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反而加大了他对社会的影响，成就了他的赫赫政绩。狄仁杰每次直谏必定是从维护国家法度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到底。狄仁杰对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佞臣虽然勇于打击，决不手软，但是对于那些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同僚却一笑置之，不予追究。当官至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这样的高官后，武则天问狄仁杰“欲知谮卿者乎？” 狄仁杰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既不愿查得罪他的人，更不愿利用官职挟私报复，体现了他宽阔的胸襟。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使得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人品非常认可，能够相信狄仁杰在处理政事时是真正地从国家大局出发，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考虑个人的私利，这一点对于武则天能够真正信任狄仁杰非常重要，这是以后狄仁杰在与武则天产生冲突时，武则天总能够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认可和重视狄仁杰的意见的根本。
第二点狄仁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狄仁杰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而且在辅助武则天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赢得了武则天很高的信任。“大周革命，万物惟新”这既是武则天的心声，也是狄仁杰的政见。国家需要能够坚定而正确地推行政令的能臣，对这样的能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不吝于高官厚禄，武则天也不例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所任官职共计18种，其中除了军事重任和被贬之官职外，其余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央重职。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被外放为宁州刺史。任内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深受爱戴。宁州百姓立碑勒石，以颂扬他的德政。当时，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弹劾了大批州县官吏。但当他到达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境内后，却不断听到当地百姓称颂刺史，因而向朝廷推荐狄仁杰。不久，狄仁杰被征拜为冬官侍郎。垂拱四年（688年），狄仁杰充任江南巡抚使。当时，江南之地遍布淫祠（指民间自行设立、不在祀典的祠庙）。狄仁杰奏知朝廷，焚毁淫祠一千七百余所，只留下四所祠庙，以供奉夏禹、太伯、季札、伍员。不久，狄仁杰又改任文昌右丞。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由洛州司马升任地官侍郎，代理尚书事务，并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再次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当时，朝廷征发百姓戍守安西四镇，以致怨声载道。狄仁杰为此上表劝谏，又建议废除安东都护府，复立高氏为高句丽君主，暂停江南粮草运输，抚慰河北百姓。他的建议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却得到了有识之士的赞同。不久，狄仁杰又代理纳言之职，兼任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圣历元年（698年），突厥南下骚扰河北，劫掠百姓万余人。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征讨突厥，并许以便宜行事之权。突厥军杀尽俘虏，由五回道（在今河北易县西）退回漠北。狄仁杰率十万大军追击，但未能追上，只得退回河北。武则天又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让他安抚河北。当时，河北百姓多被突厥胁从，在突厥退军后害怕受到牵连，纷纷逃匿。狄仁杰奏明皇帝，赦免河北诸州百姓，使他们回乡生产。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得说狄仁杰识时务，狄仁杰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的。对于武则天来说，人才虽然难得，但如果不能衷心拥护她的统治，则宁可杀掉也不能放在身边任其发展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在她统治时期，有许多虽然是德才兼备的人，但因为反对武则天改唐立周，而被武则天清除掉了。狄仁杰虽然好面折廷争，但因为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所以不仅没有被武则天清除掉，反而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大力重用。狄仁杰愿意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是他对当时所有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人进行慎重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狄仁杰出身于官宦人家，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年轻时在太宗朝任职，中年在高宗朝任职，至45岁以后为武则天所用，后历任高官重任，直至71岁去世。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将太宗、高宗、武则天甚至中宗、睿宗等人的政治才能加以比较。武则天早年曾深受一代明君太宗皇帝的熏陶，并且在政治上大有太宗皇帝的遗风，比起高宗、中宗、睿宗等人在政治上显然要成熟的多。在高宗统治后期，由于身体的原因，高宗大部分时间都仰仗武后为他处理政事，其处理政事的方法与能力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并为“二圣”，这种皇帝健在而与皇后并称“二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在当时不仅为高宗所倚重而且也应该为百姓和大臣所敬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狄仁杰在内。至高宗弘道元年（683），高宗“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此举显然是对将国家交与太子并不放心，认为需要武则天的扶持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此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臣的反对，说明朝中大臣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认可的，对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是放心的，这些大臣当然也包括狄仁杰。考虑到国家的昌盛需要在有为的皇帝统治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狄仁杰坚定地站到了拥护武则天统治的一边，当然也正因此，他才能真正地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成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
第四点狄仁杰具有目光远大、能够洞悉他人的本质和比较准确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趋势的能力。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在遇到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能够为武则天能够作出正确决定提供宝贵的意见。武则天晚年时一直被是立自己李姓的儿子为太子还是立与自己同姓的侄子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问题而苦恼。狄仁杰认为武承嗣等人德、才都不足以胜任天子之位，而李姓子孙虽德才也教武则天为差，但相比而言，把江山社稷交给李姓子孙要比交给武承嗣、武三思这样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而且这样做也能得到大多虽德才兼备但不愿效力于武周的人才的支持。所以，在立嗣的问题上一直倾向于让武则天在身后还政于李唐的做法。这不仅是考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也是从维护武则天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国一直以来对祖宗祭祀和身后谳飨的事都很重视，直到今天每逢清明节大多数人家仍要祭祀祖先，在唐朝这种思想当然更为人民所重视，狄仁杰认为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劝武则天从考虑儿子与侄子孰亲和身后受祭飨的角度出发，立武则天的儿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这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武则天本人都是利大于弊。经过几次劝谏，终于使武则天打消了立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念头，使李显当上了太子，为以后武则天还政李唐做了准备。狄仁杰之所以有再造唐室的功劳，不仅仅是因为他为唐王朝做出的政绩与功德，更是在于由他举荐的能人贤才，神龙政变最重要的五个人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最终完成了狄仁杰的遗志再造大唐。
第五点：出身恰逢其时，伯乐遇到了千里马。唐朝前期是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前有隋朝，再前面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有个特点，贵族政治势力特别强大，贵族很厉害，第一位是家族，在贵族的眼睛里忠孝二字，孰轻孰重不一定，忠象征着国家利益，孝象征着家族利益，三国时候曹丕宴请群臣的时候，问个问题：“君臣各有笃病，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当时大臣邴原他不吭声，曹丕要特意问问他的意见，邴原大声的回答给父亲，邴原不是贵族，但是代表贵族，皇帝要想政权做的稳，也得依靠贵族。武则天虽然有卓越的政治才华，但是在唐朝初期，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手脚并不容易。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虽然较魏晋时期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出身仍很看重，一般庶族地主想要在朝中立足尚且会遇到来自士族的巨大阻力，何况武则天不仅出身寒微，而且还是女子，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立足于政治舞台，并位登九五，其所遇到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比一般的君主更需要能够倚重的具有良好品德和杰出才能且忠诚于自己的大臣。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倚重是必然的。
总之，武则天身为皇帝需要品德优良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从统治国家的角度考虑，需要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才，从国家和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需要有能够洞明世事、善于谋断的人才，而狄仁杰自身所具有的优点恰恰完全符合武则天治国的需要，二人在政治追求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者，武则天需要靠狄仁杰这样的大臣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而狄仁杰也需要象武则天这样的明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其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二人一拍即合，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几组最完美的君臣搭档之一，成就了一代名相狄仁杰的美名，实现了由“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成功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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