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楚艳红（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副馆长、原校史研究室主任），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西方大学教育发展历程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西方大学教育发展历程的认识
作者：楚艳红（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副馆长、原校史研究室主任）
近年来，在世界各国都在竞相从国家高度推出各种战略用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际，我国在已有的“211工程”“985工程”等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工程之后，于2015年由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要求，继此于2017年和2021年先后两次公布了“双一流”学科名单。由此，如何坚持“中国特色”、建设“世界一流”成为中国大学最核心、最热点和最首要的命题。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问题，并非一篇论文能够阐释清楚。本文主要从哲学视角简要梳理和回顾西方大学在几个重要节点的历史发展特征出发，希望能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问题，提供一个理解的背景和框架。如果说，“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单选题，西方大学自身也是遵循着多样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一、关于“大学是什么”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大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不同人从自身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出发，对这一概念持有不同观点。大学从中世纪的遗世独立的象牙塔发展到今日，从社会的边缘走到社会的中心，但对何谓大学至今难以求得一致。其中，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对大学的定义可能差别很大，甚至截然相反。首先也是最为核心的观点，毋庸置疑，大学是学者的团体，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是探索高深学问（或真理）的地方，是独立思想和批评的中心。最为典型的就是中世纪大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大学。中世纪大学被称为“象牙塔”，不但有修道院的宗教神秘色彩，更包含了学术研究的对外封闭的之义。在“象牙塔”中，学者组成团体，以学术为己任，为知识而知识。在此寓意之下，中世纪大学继承了古希腊对理性的追求，把探究高深学问作为一种崇高的生活方式，把大学作为神圣的学术殿堂，努力维护其自由、独立、超然于世外的独特精神气质。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指出，大学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洪堡反对在大学中进行专业训练，他说，“任何专业性、实用性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正途。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是达至修养的不二门径。”1852年，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写道：大学是“一个传授真理的地方……为了真正拥有真理，我们必须掌握真理的全部”，“任何专业性、实用性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正途”。这些表述都充分阐释了对真理、纯科学之于大学的重要性，但并不完整，关于大学的定义，是一个不断在丰富和生成的“菜单”。奥尔特加在《大学的使命》中强调“通过履行其职能，使人们成为医生、药剂师、律师、法官、经济管理者、公务员、中学理科和人文学科教师等”的重要性，他把大学的功能分为三方面：文化传授、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此后，弗莱克斯纳指出：20世纪的“大学不是某个时代一般社会组织之外的东西，而是社会组织之内的东西”。克尔在1963年版《大学的功用》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大学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美国大学在沿袭过去的同时，正朝着另一方向转变”，“整个一代人正在叩击高校的大门”，克尔给它取名为“多功能大学（multiversity）”，并认为大学的理念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被纽曼视为理想和被莱克斯纳所赞扬的现代大学在当代也正在灭亡。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德里克·博克则认为，传统的学术保护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在一个已经被创新技术改变了的世界里，在一个大学也可能持有公司股票的商业社会，学术自由不可能保持“中立”……由此可见，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文化传统中，对大学定义本身是历史的、变化的，甚至是不可还原、不可复制的，有的时候，不同时代的大学特征是相互不可调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二、关于大学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价值取向是辩证统一的
布鲁贝克对大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区分。认识论的大学合理性的解释为，探讨深奥知识是出于闲暇的好奇，这与对认识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所产生的影响都没有关系，大学的存在是为了知识而知识；政治论的大学合理性的解释为，从国家、社会的需要等出发，大学和学院是理解和解决国家和复杂社会的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从布鲁贝克看来，我们熟悉的德国大学的路线更加切合于认识论的大学。康德在《系科之争》中强调了大学中的哲学对真理的认知的使命，后来的韦伯则强调真正“价值无涉（wertfreiheit）”，洪堡则指出，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以布鲁贝克的观念看来，美国大学的路线更加切合于政治论的大学，美国大学不但成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社会服务的最大贡献者，而且已经逐渐走向了社会的中心，社会热点的问题在大学那里能够得到一种真理与谬误的判断，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也期待从真理和知识的诞生地即大学寻找解决之道。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些大学中的一些课程的设置往往被学者视为实现政治安全的手段，这些课程让学生们通过对西方历史典范的梗概性了解再次树立了种种判断的标准，引导学生在追求知识的同时确定了社会政治行为。在此政治论的大学中，教育的职能“不是一个培养批判意识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西方或美国）评判标准的最终认可与重新确认的过程，而其所认可的评判标准，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一教学过程本身”。即使是哈佛的通识教育，也被看作是为了探求一种适用于美国的“自由社会的普遍教育观念”，而一旦这样的观念能够被发现，那么哈佛将再立新功，“为增强美国的民族作出独特的贡献”。
在关于大学的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中，认识论和政治论只是很多价值取向的划分中的一种经典模型。事实上，大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这两者如钟摆过程中的两个顶端，大学不管选择与否都会在二者之间摇摆，最后表现为略显倾向于哪一端。认识论和政治论这两种路线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对而言的一对概念，认识论和政治论可能是同一位思想家的不同作品，或同一思想的不同层面。例如，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相关论述，可谓是深奥知识的典型；而从政治论的角度看，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谓是政治论的典范。同时，我们很难严格划分大学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因为在大学的发展实践中这二者是相互交融、互为手段的。比如，美国也出现了像德国一样重视研究的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且以此为代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成为美国20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动力所在。而德国柏林大学创立之初正是为了振兴德意志民族教育，促进德意志民族在战败后的复兴。如果仔细观察，甚至会发现，理论上所界定的认识论或政治论的大学的典范在当今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二者的区分只是理论假定，即我们不能说德国或者美国单纯是大学的认识论或政治论的路线，只能说他们在某一路线上更具倾向性特征和某种特色。
三、关于大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永恒的话题
检索大学这一文化组织机构，会发现大学这一组织是长久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组织之一。在此，一方面大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本民族、本国的民族意志、民众心理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大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所得以形成的传统和时代。
1.大学的时代性
时代性首先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在欧洲自从中世纪以来，教会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教育者，尽管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大学都走了不同的路线，但是都在批判宗教中保留了被批判者的部分影响。康德为“上帝”保留了地盘，德国哲学带有来源于神学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使得受到德国哲学影响的大学的认知不仅仅诉诸思辨的概念，也诉诸直接原始经验。从对传统性因素的批判性继承的角度看,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柏林大学的认知中包含了此前宗教的认识倾向，即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包含了前一阶段文艺复兴期间的人文主义的倾向，即新人文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的研究型大学如霍普金斯大学中包含了德国大学崇尚认知的职能，即科学研究；杜威甚至试图调和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他认为时代性是“由各种相反的倾向混合而成”，是对传统“珍爱的价值”予以保留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
从时代性的角度看，大学与哲学都受制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总体体征，或者说不同时期的大学与哲学都在不同侧面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例如，仅从科学对大学影响的角度而言，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期间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人重新发现自我和科学地认知世界起到了推动作用，“日心说”等理论的发展让人们从宗教神学的蒙昧中走出来；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也正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牛顿力学的体现。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其过程论的思想都受到了当时的最新自然科学成果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同时，大学也是时代的精神的一种体现和载体，大学的发展变化也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为适应当时社会的时代需求所作出的一种自我调整和对外部需求的一种回应。例如，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费希特等关于理性主义的学者道德的论述，所强调的超感性的道德观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个人的感性幸福的一种纠正、补充和调整。这种调整既是来自自身的一种传承，也是一种“作为‘不满意识’存在下去的”的回应时代意识，利科阐释为：“各种历史在各个方面相互交织在一起，所有的解释体系都是单纯的和先天不足的。时代意识是这种交织的大范围综合。”例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方面呼唤大学的诞生，一方面为大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神学压制和同化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直接原因，而经院哲学所磨练和训练出的思辨的思维武器则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思辨的思维为大学追求真理准备了最缜密的思维，导致了对真理的热衷；而修道院与外界的隔离和大学所取得的一系列特权为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独立自主的特权，赋予了大学象牙塔的地位和想象。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的思想内核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而其现实性路径则是适应了德国国家教育符合当时德国振兴的需要。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对此作出阐释：“民族国家自身欲表达民众意志的惟一有效方法即是通过思辨知识的媒介来完成。有必要在此解释一下那种使柏林大学创建合法化的哲学，它的主旨是想使该大学成为大学自身发展和当代知识的原动力。它寓居于思辨的大学内。”同样，美国的赠地大学的出现符合了当时社会需要，而当今时代走向多元和开放的大学也正是对这个时代的需要的回应。而多元化大学的多元化思想共存、强调融合、沟通、对话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等开放性也是在这种时代产物，是这个时代特征的体现。我们对大学的理解其实也不是永恒绝对的，也是有一个历史的、渐进的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大学对我们研究者开放自身、我们对大学不断进行深入了解和更深层次进行把握的过程。
2.大学的民族性
一位教育家曾指出，教育是与民族的独特精神相联系的，“每一个民族独特的教育观念，无疑是建筑在其关于人的独特观念的基础上的，这个观念的涵义，就是根据一个民族在其发展的一定时期所理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同是对自我和人自身的觉醒与认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所走的路线是不同的，或者说是依据了不同的民族的传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提倡的是回到古希腊去寻找人文主义精神，而德国古典哲学却是以原始基督教或原始德国的价值为精神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古典哲学对道德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更感兴趣的原因。
雅各布·布克哈特对意大利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征服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在这里我们无法厘定民族精神和时代需求究竟各占了多大的比重，但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正是意大利民族和古典文化的结合才成就了辉煌的文艺复兴运动。
没有大学能够像美国大学这样可以在似乎没有受到传统的影响下而博采众长、对其他国家的大学理念兼收并蓄。在很多欧洲人看来，美国人对高雅文化不屑一顾，被一些激进者称作是地球上惟一从石器时代跳跃到文明的民族，缺乏创建一种文化的曲折性。美国的实用主义被看作是世俗化的典型，被看作是缺少宗教的精神的功利主义的大众文明，被看作是“没有灵魂的文化 ”，认为美国文明中的商业利益窒息了理性和精神的生存，在美国大学中表现尤为明显，可以说美国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既深深根植于美国文化传统之中，更是美利坚民族所特有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具体体现。美国人务实的观念和重物质轻精神的传统，使得其大学称为社会的动力站、服务站，甚至是社会进步的轴心。
德国学者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肯定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的管理方式所带来的活力和生机，当然他也对美国大学的精神是否能在德国真正被吸收表示出一种迟疑，“不可否认，就像所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种管理的发展确实有它技术上的优点。但是，这种新的主导‘精神’，却与德国大学传统的气氛不相容。无论就外观与本质而言，这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形态大学的主持者与一般旧式的教授之间，都存在着一道鸿沟，心态方面也呈现同样的差异。”
大学既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每一个特定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会对其大学的教育有当时的特定情境下的独特的需求。早在1868年,康乃尔大学校长怀特就职演说中慷慨陈词:“大学应促成文雅教育与实际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发展个人的智力、道德及宗教能力，务使其适应社会与个人双重发展的需要，即大学应适应美国人民的需要，适应美国的需要，适应我们现时代的需要。”所有的大学都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时代背景，这种大学的发展史和文明史一样，呈现着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西方大学发展进程中的大学之间的发展多样性如此，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之间发展的各自多样化路径也是如此。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不同理论背景和现实处境下的不同大学。大学是在各个不同时代特征下顺应历史、回应时代、应对挑战所作出的创造性回答的结果。
总之，大学的诞生是历史的，它的变迁也是历史生成的。环顾四周是为了博采众长为吾所用，梳理和总结西方大学的来时路，对我们坚定信心，在学习和借鉴他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坚定走好自己的未来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