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实习生 丁超逸
上海的四月里，杨程睡在窗边，每天被鸟叫声吵醒。
一个清晨，耳边不停有人在对他说，“你可知、你可知？”仿佛要让他接受一个真理。醒来后，杨程一顿纳闷，听到窗外有鸟叫，“咕咕咕”，也是三声，原来是鸟叫声钻进了他的梦里。
他32岁，是一名广告行业工作者，租住在延安西路附近的老公寓。封控在家后，他偶尔烦闷，对窗外的风景变敏感了。4月22日，一对雄雌斑鸠来他家窗台考察地形，一会儿窝进花盆里，一会儿飞出来，过了两天，花盆里出现了两颗蛋。5月初，小鸟孵化出来了，绒毛茂密。“那时候蛮激动的”，杨程说。
杨程窗外，珠颈斑鸠和它的两颗蛋。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年幼的珠颈斑鸠，浑身绒毛杂乱。
封控期间，路上几乎没有人影，听不到车流声。只有偶尔响起的大白志愿者的喇叭声，城市安静下来。
这时，杨程窗边珠颈斑鸠的叫声显得更欢快、密集了。
过去的两个月里，居民隔离在家，他们与外界的接口可能只是一扇窗，或是一个阳台，随着活动尺度的缩小，他们重新发现了同样在城市里讨生存空间的另一批居民：野生动物。
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鸟似乎变多了。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王放有这样的感受，疫情期间，被“关”在家几十天，在小区的树下、小池塘边坐一坐都成了奢望。为了维持五岁半儿子的心理健康，能出楼栋后，他每天和孩子沿着小区的一条路线巡游，意外发现树上有一个不起眼的乌鸫窝，等待食物的小鸟在焦急地大叫；棕头鸦雀的数量好像也增加了。
一路下来，孩子的衣服和裤子总是沾满了草籽。王放很惊喜，正常情况下，小区里的植物都有物业请来的工人按时修剪，封控时，“人都管不过来”，草木疯长，这给了鸟在小区里更好养活自己的可能性。
一天，他和孩子走着走着，满地都是紫色的汁水，抬头一看，是一棵樱桃树，白头鹎和乌鸫源源不断飞来，啄食樱桃。
封控期间，王放的儿子每天望向窗外。
封控的春天恰好是鸟类求偶的高峰期。鸟类爱好者朱维佳察觉到，人变少后，小区里的鸟更加“肆无忌惮”了，为了求爱成功，到处有鸟在打架，“飞来飞去、撞来撞去，一个追、一个逃。”家住松江佘山镇的张雅娜是观鸟爱好者，她也感受到，鸟的胆子变大了，它们会飞入往常不会停留的低矮灌木中，例如樱花树。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看来，上海这座城市中鸟的种类和数量本身就多，是跟人类距离最接近的野生动物。它们受疫情影响明显——人不出去活动之后，原本只生活在园林绿地的稀有林鸟，很可能会扩大活动范围，飞进小区里。
过去，车辆噪音、人对鸟巢的破坏、对幼鸟的捡拾，都会影响鸟的繁殖。现在，何鑫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疫情期间由于受到了更少的人类干扰，鸟类能更自由自在地求偶、筑巢、孵蛋、养育，从而提升繁殖率。
除了常见的林鸟，天空中还更多地出现了猛禽的踪迹。自然教育讲师蒲川整日呆坐在飘窗前，平时他常带学生去湿地公园观鸟，封控时只能困于约16平米的出租屋里。那日，他正望着天，灰蒙蒙的，突然一群白琵鹭排成人字形列队，往北飞去，蒲川觉得惊奇，他意识到，自己难得地见证了它们的迁徙。
白琵鹭北迁。
张雅娜看到的是红隼和凤头鹰，无意中，它们从上空飞过，儿子拍到了，这些猛禽平时很少能在小区看见，它们过去只在辰山和天马山飞行和捕食。她猜想，“也许是人少了，世界安静了，它们扩大了巡游的范围。”
不过，上海封控期间城区的鸟是否增多，以及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还没有调查与研究结果。何鑫提到了另一个影响居民判断的因素——在正常活动期间，人们会去更远的野外观鸟，很少有人关注小区里的鸟。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疫情期间，何鑫和同事们在自然博物馆的公号上也策划了一场阳台观鸟活动，“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去发现现在周围野生动物是不是更活跃一点。”
每天在窗外，蒲川能见证数不清的珠颈斑鸠求偶“滑铁卢事件”。雄性斑鸠向雌性斑鸠求爱，发出一连串“咕咕”的叫声，并不停地打躬靠近。雌性斑鸠会摆出一点架子，迈着优雅的步子离开，雄性斑鸠则紧追不舍。
平日里，人和鸟的相遇通常只有一幕，封控意外地给了人们更多的时间，“长期跟踪它，就拍它整个生活史”，朱维佳说，“我很有乐趣。”隔离在家的一天，他看到一只鹊鸲正站在一棵竹子上，叼了满嘴的虫子，朱维佳想，它不把虫子吃下去，那准保要去喂小鸟了。
疫情时，他一度情绪低落，看到网上的视频，“各种各样困难的事情，老人就医、上门消杀。越来越害怕。”朱维佳一个同事的亲人，也因为救助不及时，在医院离世。后来，在小区里观鸟和拍鸟抵消了他的无助感。
那次，他花了两天时间，果然在鹊鸲活动范围附近找到了鸟巢，位置在一个油烟机的排风口。他发现，鹊鸲喂好小鸟后出来，还会把小鸟的粪便捡出来。他把这些画面都拍摄记录了下来。
鹊鸲飞进油烟机排风口。 朱维佳 图
“疫情似乎为‘人类世’按下了暂停键，让城市周围的动物‘夺回失地’。”何鑫说，“（但实际上）忙碌的城市生活，让大多数人忽略了身边那些共同分享着城市环境的生物。疫情让大家知道，其实很多鸟类，也是有可能出现在你自己家周围的，只是你之前不会注意。”
何鑫介绍，相比于哺乳动物，鸟类本就更擅长利用城市环境，例如珠颈斑鸠除了会进入居民区觅食，还经常在居民楼的空调外机平台筑巢。
在四五平米的阳台上，朱维佳种了月季花、薄荷、夏威夷竹和枇杷树，花死了，他没把泥土倒掉，地上专门留了五个花盆，盛着干土。每天从早到晚，有不少鸟来他家洗泥澡。好几次他正在阳台上浇花，鸟从背后飞过来了，见他转身便飞快溜走。
但“不幸”的是，前段时间因为缺菜，朱维佳把三个花盆种上了葱和丝瓜，现在鸟儿们只剩下两个洗泥浴场了。
朱维佳阳台上，原先的洗泥浴场已长出葱。
一起生活的城市
朱维佳没想到，能在小区里记录到貉的踪迹。
封控期间，可以下楼后，朱维佳把红外相机绑在了小区的棕榈树和竹子底部。视频画面里，一只貉出现在草地上，它的脸像浣熊，浑身披着乌棕色的毛发，肚子圆滚滚的，步子有些迟缓。
很显然，这是一只怀孕的母貉。母貉不断向一只刺猬走去，刺猬蜷成一个球，滚着想要离开。朱维佳以为貉想跟刺猬玩，直到貉用嘴巴叼住刺猬，被刺到后，不停地甩嘴巴，他才反应过来，原来貉想吃刺猬。
通过相机的记录，朱维佳逐渐掌握了貉的行踪：两次踪影，分别出现在凌晨2点和4点。
这是貉为了能在城市安家改变的作息，它们的藏身环境也从洞穴、墙根转移到了小区假山、墙体空隙和废弃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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貉捕捉刺猬。(00:35)
朱维佳拍到的貉。
貉是乡土物种，是一种在上海生活了千万年的野生犬科动物。王放是关注城市生态的生物学者，2018年开始调研貉在上海的生活状况。他告诉记者，目前上海至少200个社区存在野生貉，最中心的分布点在城市西南方向，也就是松江、闵行一带。
“19世纪中叶，上海是河网密布的长江口冲积平原上一个不起眼的城镇，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界一带以及外滩，当时都是芦苇丛生、群鸟翱翔、走兽出没的湿地。现在上海变成了城市，只在崇明东滩、南汇东滩等少数区域还残存着相对自然的滩涂。”何鑫说，“城市诞生于荒野，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将荒野吞噬。但即便如此，城市无法将荒野的痕迹完全抹去，河流、野地、丘陵……这些残存在城市中的自然栖息地吸引着很多动物。”
王放说，提到上海，许多人不会想到，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另外，上海江河很多，还有池塘、湿地，“所以两栖爬行动物和昆虫的数量也非常多。”
疫情期间，很多时候，朱维佳感觉小区成了动物的世界。刺猬的脚步声很响，“沙沙沙”，仿佛人走过落叶。两只刺猬相遇时喜欢斗气，它们将头顶在一起，发出“呼呼”的声音，可以僵持数分钟，直到有一方被恐吓得不行，掉头跑路。
两只刺猬脑袋顶在一起“互怼”。
相比之下，貉胆子很小。有一回，他见到小区步行道上有一只貉，貉发现他后，好奇地看了一眼，便溜进草丛里了。有时候，几只貉还会轮流蹭吃猫粮。
“它不挑食”，何鑫介绍，貉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也就是哺乳动物中，既能依靠自然食物生存，也能利用人类环境中诸如垃圾和被丢弃的饭菜这类资源的物种，这让它们能更好地“进城”生活。
2020年疫情时期，王放和研究团队监测到，“进城”的貉，数量激增。
他们在十五个公园和社区绿地放置了近百台红外触发相机，疫情后回收数据发现，四五月正值貉求偶、繁殖的高峰期，居民活动减少后，城市成为了貉的天地，它们沿着公路、小街道到处迁移。同时，因为很多区域生活垃圾管理粗放，“那个时候貉面对的是一个还能很轻易地得到猫粮，很轻易地吃到人的残羹剩饭的时期”，王放说，这也助推了貉数量的快速增加。
出生三个月大的小貉，从洞里探出脑袋打量王放手里的镜头。
松江一个小区的貉在吃市民投喂的猫粮。
一个更直观的观察是，原先小貉很害羞，比成年貉胆小很多，2020年以前，王放和团队成员多次想拍到小貉，但它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躲回洞里。但疫情期出生的小貉不怎么怕人，会直勾勾地冲到他们的脚底下，主动讨要食物或者打量人。
王放猜想，由于没有太多的人类活动干扰，小貉可以跟着父母探索一个人类和车辆都少得多的世界，因此更大胆了。
但到今年4月，关于貉的数据出现了一些变化。
王放透过红外相机收集到的数据看到，由于人完全封控在家，貉的数量反而可能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这两年疫情的区别，更进一步证明，其实它们是城市野生动物，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跟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并不是那种真正荒野意义上的、靠自己的本事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生活的动物。”王放说，“当人类投喂给流浪猫的猫粮和人类自己产生的湿垃圾都减少之后，貉也会陷入封城的困境中。”
黑夜中，松江一个小区里，两只貉在互相梳理毛发。
生存的尺度
四月中旬，在张雅娜的小区里，发生了人和貉的冲突。
最初，一个业主发现自家飘窗下有一个洞，便把洞堵上。可是，第二天又冒出新洞。于是，业主便在洞前架了一台相机，并在树上挂了个灯，整晚拍摄，最终锁定了打洞做窝的“真凶”。
视频中，貉从墙洞里探出头，朝着光亮的地方，张望一下，又转身跑向河的方向。
张雅娜了解到，业主很害怕貉，曾用铁丝网堵住洞，但因为貉的咬合力很强，最终把铁丝网咬破了。更令业主崩溃的是，貉似乎很满意这个住处，过了几天，监控画面里，又多了一个新伙伴。于是，这位业主直接使用上了封控“硬隔离”的铁网，后来的三四天里，再未出现貉的身影。
貉在观测周围环境，准备打洞。
“冲突主要源于不熟悉。”王放说，2020年疫情后，上海貉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快速扩散，当时居民的反应非常强烈，市长热线出现了大量投诉。
但是，过了一年，王放回访发现，原本激烈投诉的小区普遍安静了下来，当居民了解貉的习性之后，开始接纳它们的存在。
这让王放意识到，当貉的数量最初增多的时候，可能人们会反应激烈，但是随着野生动物数量稳定下来，人们逐渐熟悉它们，人与动物的关系可能又要发生新的变化。
在一次演讲中，王放提出，所有动物都需要一个适合生存的尺度。
螳螂需要的尺度跟一个舞台差不多大，坚持几个月不喷洒杀虫剂，不让剧毒的杀虫药附着在它的猎物身上，它就能够安全地度过夏天，继续帮助我们控制害虫；黄鼠狼需要的空间可能更大一点，跟一个会场差不多大，同时它们需要每隔一公里到两公里，就有一片会场这么大的绿地，这样它们可以一个一个城市岛屿之间跳跃，完成觅食和求偶。
“比如一个刺猬，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间就够了，因为它可以到处走，小区几个花园、几片绿地，其实就能够让两三个刺猬的家庭在那生活。”
王放带儿子在小区里夜观刺猬。
野生动物进入和适应城市生活，有不断收缩生存空间的迹象。貉是典型的例子，王放说，在自然界，貉有非常强的领域性，会驱赶闯入它领地的竞争者，活动范围达到一、二平方公里，但在城市，它们的生存空间需求缩小了二十分之一，一个十几公顷的小区环境就能够让三四个貉的家庭生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野生动物生存状况也会变化。曾经分布在上海的一些动物数量稀少，“比如小灵猫的数量大幅度下降，以前曾经多到可以到河沟里用脸盆去装的无斑雨蛙也消失了。”河岸硬化后，王放曾听说不少溺水的貉和刺猬的故事，“貉能游泳，但是直上直下的池子它们爬不上来，还是人帮忙把貉从水池里边打捞上来的。”
疫情期间，这样的现象更为明显，两个月频繁的消杀，让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的气味。王放观察到，小区里蝌蚪的数量少了很多，筑巢的翠鸟和萤火虫也消失了。
在担忧的同时，王放告诉记者，“保护”的意义有时被扩展了，“城市的国土功能主要就是满足经济发展、满足人的社会需求的地方，所以从法律法规上，没有在城市里建大的保护区。能够适应的动物留下来，不能够适应的消失一部分，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对于那些有非常强适应能力的动物，人们反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减少它们的食物，降低它们在城市的密度，“突出的是可持续，让它们能够更安全地、更长期地维持正常的数量和行为”，王放说。
而让城市里的动物与人共处，或许不需要有特别宏大的目标。让王放心心念念的，是一个叫作“生境花园”的项目——通过在小区里创造一些小池塘、小野地或者小湿地，让野生动物重新回到小区环境，“这其实是一个副产品。以前大家不会低着头去观察，这里到底有一种青蛙，还是两种青蛙，现在大家察觉到这些变化，能感受到小区环境变得更漂亮了，更愿意坐在旁边乘凉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就足够了。”
很多人会问王放，城市本来就是人生活的地方，为什么要恢复生物多样性？他想，这样的小小改变或许就是人和生物多样性最直接的连结，“让动物不经意地有一些活动的空间，也让人不经意地觉得更舒适一点。”
（文中人物杨程为化名，感谢姜龙、吕永林、李辰阳、周依、李明芝对本文的贡献）
责任编辑：黄霁洁 图片编辑：张同泽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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