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到1961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还没来得及在国际社会上站稳脚，就接连迎来极端天气的重大考验，在异常天气和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下，农民们劳苦工作一年却颗粒无收，中国迎来了全国性的粮油短缺，平民百姓的吃喝都成了问题。
1960年秋，刚到10月，甘肃酒泉偏远村镇的一户人家，老农已经有几天没有进食了，他出门试图从街头乞讨一点吃的，途径泉湖公园时，他昏倒在这个狂风大作的夜晚。第二天天亮，人们在泉湖公园的街角发现他的遗体。在长时间的冻饿下，他已经一命呜呼了。当地工作人员将他安葬在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窝中。
25年后，一位撰写县志的工作人员在反复核对历史资料后，对这位老农的身份产生了疑问。政府对这件事给予了关注和重视，立马成立了调查小组彻查，在多方工作人员不懈地搜寻查找下，这位老农的身份和生前故事终于得到了还原，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位老农生前竟担任过：川陕省苏维埃主席。
这位老农究竟是谁？他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为何这位曾担任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的老农晚年竟如此凄凉以至于沦落街头冻饿致死？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讲述这位老人的传奇人生。
这位老农名叫熊国炳，1899年10月8日出生于四川通江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世代务农为生，除了那一亩三分地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一来二去的，日子过得很是拮据。熊国炳有兄弟姊妹几个，人口众多，仅靠父母在田中劳作无法供养全部的孩子，熊国炳的父母只好忍痛割爱，将自己的亲骨肉过继给同村的富庶人家做儿子。熊国炳被继父送去私塾读书认字，从小聪明懂事的他很快便能熟读诗书。在空闲时间，他便砍柴、烧水、做饭尽可能地帮助继父继母分担家务，也由此练就了健硕的体格。
熊国炳为了生活下去，先后做过许多工作，曾只身入深山开垦荒地，在山野中捕猎，制作皮革贩卖，在大户人家做砌墙的砖瓦工，等等。久而久之，村镇内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员都认识这个叫熊国炳的小伙子。
凭借着踏实肯干的态度和与人为善的性格，同村的适婚姑娘争相派遣媒人前去说媒。成家后的熊国炳为了挑起生活的重担，除了耕种田地外，还往返几十里山路前去城镇的集市贩卖山中野货。
熊国炳与共产党的不解之缘开始于1932年的冬天。熊国炳照常在集市上贩卖刚刚捕获的山货和兽皮。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子走到他的货摊前与他商讨收购山货，这个男子衣冠整齐且出手阔绰，张口就要订购大批的山货。
熊国炳的现有山货数量并不够支付这位老板的订单，但他又不想错过这单生意。几经商讨后，这位老板答应跟随熊国炳来到了他的家中暂住，等熊国炳上山采集够了所需货物再付款离开。这位老板在熊国炳家小住的时候也没闲着，茶余饭后便往人堆凑，不断地向当地百姓讲述红军在抗击日军侵略者，保卫家国，抗击土豪乡绅，将土地重新分给农民的故事。
这位老板每天变着花样的宣传红军故事，没过多久，当地的百姓虽然谁都没有见过红军，但都知道红军是帮助人民的。老板在熊国炳家住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摸清了熊国炳的身世，他了解到熊国炳是一位对地主阶级充满愤恨的劳苦百姓，且心存大志，渴望实现自身价值。他放下戒备心，向熊国炳讲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刘子才。熊国炳被这突如其来的转折惊得愣在原地，刘子才耐心地讲述来川东的缘由。
1932年7月，敌军调集30万兵力对红军统辖的鄂豫皖苏区发起围攻，与敌军僵持几天后，红四军伤亡惨重，只好决定暂时放弃鄂豫皖苏区。率领2万余名士兵西上，前往四川、陕西一带，筹划建立新的川陕区根据地。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刘子才被红四军派出来前往川东一带调查情况，联系当地的游击武装力量，初步建立民众基础，从而确保后续红军的成功转移和新根据地的顺利建立。熊国炳听完红军故事后一直感慨报国无门，如今得知眼前人便是红四军的参谋长，当即提出要参军报国的想法。
凭借着商贩贩卖物品的流动性，刘子才借着和熊国炳搭伙做生意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活跃在川东一带，暗中走访联系军事部门和武装力量，很快便就摸清了当地的群众基础、地貌地形、地方武装和军阀驻军数。
1932年12月，刘子才将熊国炳带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并让其登台，向党内领导汇报这几个月在川东地区打探到的情况。红四军领导结合当前局势和川陕地区消息，多次开会后做出，全军战略性转移，前往四川发展的决定。熊国炳向组织主动请缨，愿意作为向导，率领先锋队前往川东地区作战。他凭借在川东地区广泛的人际脉络，为红四军转战四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党内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
1933年2月中旬，党组织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被组织推举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担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熊国炳积极着手党政建设，大力发展群众基础，恢复以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建设，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在熊国炳的治理下，川陕地区的农民摆脱了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过上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
1933年秋，建立半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熊国炳的领导下逐渐壮大，根据地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万。熊国炳凭借着卓越的领导能力和优越的政绩，连任3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受到张国焘、徐向前等红军干部的表彰和川陕地区当地民众的信赖。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省的不断壮大，在民众间的呼声越来越高，触碰到四川军阀刘湘的利益。他为了反击红军部队，勾结收买其他省的军阀，从多省调集军队对红四军进行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腹背受敌，一时间陷入逆境。
红四军经多次开会后决定调整战略方针，转移革命阵地。熊国炳再次担任向导，带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人员向西转移。就在红军全部撤离川陕地区后，当地的军阀和地主们马上反扑，对当地的平民百姓大加迫害。熊国炳的妻儿竟被这些泯灭人性的地主乡绅们虐待致死。
熊国炳也因此在革命工作中时常郁郁寡欢，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的徐向前了解到这一事情后，被熊国炳一家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当时在军中担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一职的张庭富刚好还未婚嫁，两人各方面都很般配，徐向前便在暗中撮合这两人，最终，熊国炳和张庭富两人结为连理，成为革命伴侣。
1935年5月16日，张国焘组织红四方面军干部在茂县城内召开会议，决定在茂县组织成立“西北特委”和“西北联邦政府”。熊国炳被张国焘提拔为副主席。但熊国炳对张国焘刚愎自用的性格很是不满，两个人多次政见不合，张国焘也由此对熊国炳心生厌恶，从而日渐冷落熊国炳。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将大批党政干部派往部队任职，熊国炳任红四方面军总后勤部经理处处长。同年的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完成了几万里的长征。组织考虑到当地局势，组织决定临时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收复西北地区。如果此次能够成功在西北边疆建立革命根据地，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可以更加迅速地与苏联政府建立联系，中国的经济水平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然而在西路军横渡黄河后，敌军便迅速地封闭了渡口，将西路军封闭在西北地区。孤军深入的西路军，在甘肃一带并没有根据地也毫无群众基础，前线的战士们战斗条件极其严峻，在敌军的控制下，我军后方的战略物资运输和医疗设施都无法到达。
西路军在甘肃的永登、古浪、河西走廊一带同作战人数几倍于我军部队的“马家军”作战，“马家军”就是“西北三马”马步芳、马鸿逵和马鸿宾三人率领的部队，他们长期在西部山区活动，旗下的七万余将士们骑马羿射堪称一绝，行走崎岖的山路如履平地。
马家军
马家军巧妙地运用地形优势，使用游击作战抗击红军，从不和红军进行正面冲突。这种打法加快了红军的物资消耗，让红军接连遭遇重创。西北的天气极其寒冷，西路军在前方作战时因物资运送不上，战士们都是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与装备精良的“马家军”们战斗。从小在南方长大的熊国炳哪里见识过北方的寒冷，他的脚也因此在此次战役中被冻伤。
这场消耗战足足打了四个月，西路军在石窝子附近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派遣陈昌浩、徐向前前往陕北汇报西路军战况，委托中央接合实际情况再做定夺。剩余的人马分编为两组相互配合，与马家军进行最后的抗争。
熊国炳率领着二百余人向敌军阵营处前进，没多久便被敌军的侦察部队发现。战士们拿起武器与敌军展开周旋，尽管寡众不敌却依旧顽强抵抗到最后一秒。熊国炳凭借着多年来在红军队伍中的作战经验，带领几名战士冲出重围，半路被敌军埋伏阻击。一颗子弹命中熊国炳的后脑勺，霎时间鲜血喷涌出来，给雪地撒上一片鲜红，他踉跄着栽倒在雪坑里晕了过去。
这场战役打得极其惨烈，西路军两万一千余人，最后仅有四千人侥幸存活下来回到延安。虽然骁勇善战的红军战士们在此次战役中战败了，但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依旧击败敌军2.5万余人。
熊国炳再次醒来时，已经在敌军的狱中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熊国炳只字不提自己在军中的身份，对军中的军事机密更是守口如瓶。他一再和敌人将领强调自己是个伙夫，在红军队伍中负责烧火做饭。敌人看他穿着破烂，双脚被严重冻伤，全然没有领导的样子，便相信了他的说辞，没有再拷问，而是将他关押到裕固族的帐篷中。
张庭富听到前线传来的战报，了解到熊国炳壮烈牺牲的消息，顿时悲痛欲绝。张庭富跟随队伍在山林中行军，迟迟没有找到敌人的突破口，粮食早已消耗殆尽，严寒的天气让大部分战士们都冻伤了手脚。为了存活，他们不得不划分小队，走出山林寻找粮食，张庭富跟随小队在寻找食物途中被早已蹲守多时的敌军抓获，张庭富及小队的其他成员一并被俘虏。
其实熊国炳并没有死，裕固族头人看他可怜便将自作主张将熊国炳放走。熊国炳一路沿街乞讨走走停停到了甘肃酒泉，得到一名姓张的好心村民的免费救助，保住了双脚，只是落下点残疾。
熊国炳惊奇地发现酒泉的县城内，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首犯”的告示，熊国炳的名字赫然写在告示上，十分扎眼，敌军开出一千二百大洋的高价赏金悬赏他的人头。为了保住性命，他只好使用化名张炳南在县城生活。
熊国炳白天在醋坊里拼命打工赚钱，晚上在一座王爷庙内凑合过夜。有了一点积蓄后，他试图出去寻找革命队伍，但敌军在各条道路均设有大批卫兵驻守，严查出入居民身份。熊国炳多次碰壁后，自知出关口无望，断绝了寻找革命队伍的念头，决定踏踏实实地在酒泉生活。熊国炳凭借着多年来辛勤务工攒下的积蓄，经人介绍与酒泉当地的一位叫白玉生的姑娘相识并结婚。夫妻俩起早贪黑地劳作，虽然日子依旧过得紧紧巴巴的，但两人之间的感情却越来越好。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大举进军甘肃，消灭了马步芳的主力军，西北各地的反动武装组织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困窘局面，人民解放军抓住时机，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干脆利落的解放了甘肃地区，为我军解放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马步芳公馆
看着一行行列队整齐进驻酒泉的解放军们，熊国炳内心写满了羡慕，他渴望重新回到这支队伍中。但一想到他带领着西路军在战役中吃了败仗，两万一千余名士兵在最后仅剩四千人，他对自己说：“川陕省根据地的两万多人都死了，但我却活着，我有什么脸面去找组织寻求帮助。”
1951年9月，甘肃人民政府登记参与抗战的士兵信息，熊国炳再三斟酌决定以“张炳南”这一化名和普通红军战士的身份填写参加革命登记表。政府为了表彰战士们英勇抗战的壮举，给每位战士们颁发了50元补助款和4石粮食，熊国炳便以此为本金，开了一家磨坊。然而日子却并没有因此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他的生活依旧一贫如洗。
1960年，异常天气引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熊国炳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他硬着头皮准备前往县委申请救济，却在途中因冻饿倒在了路口，终年62岁。
直到1986年5月,当地政府撰写县志的时候，为撰写西路军的将领生平而查阅历史档案时,发现这位叫“张炳南”的战士便是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熊国炳这段谜一样的身世才得以浮现在世人眼前。
熊国炳将自己前半生的大好青春全部交付给国家，在暮年却选择默默度过艰苦生活，最后却在冻饿中逝世，他的精神应永远传承在后人心中。当代年轻人要珍惜先辈们用血汗为我们营造的美好生活，学习先烈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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