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一朝，凡力主抗金北伐、收复故土的主战派官员，均命运多舛、结局悲惨，轻者被贬谪流放，如辛弃疾、李纲；重者杀头，如岳飞。然而，岳飞因力主抗金被冤杀于风波亭，从而引起后人对岳飞的同情缅怀，对秦桧的仇恨公愤。相比之下，南宋有一位比岳飞命运更悲惨的人，他就是韩侂胄。他不仅因为主持“开禧北伐”被非法杀害，死后头颅被割下来送给金国，而且还被诬以“奸臣”的恶名，一直保持到今天。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太上皇宋孝宗亡。主政的宋光宗是位有精神疾病的人，加上受其妻李皇后的挑唆，对于做了太上皇的父亲，生前就不去见有问候，死后又拒不出面主丧，致使朝廷乱成一团。是年七月，时任知閤门事的韩侂胄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通过太皇太后（高宗吴皇后），迫光宗让位给皇太子赵扩，是为宋宁宗。显而易见，宁宗总要比一个精神病人强多了，在他即位之初，“天下翕然望治”。韩侂胄当时的官位并不高，“知閤门事”只是个管朝廷宴席礼仪的闲官，能参与此事，完全是因为他母亲是高宗吴皇后的妹妹，他又娶了吴皇后的侄女，是皇亲国戚的原故。
宁宗即位后，赵汝愚作为右相掌握了朝政大权，他推荐当时的道学家朱熹为侍讲。朱熹不仅为宁宗讲解道学理论，还借机干预政务。赵、朱二人联合，企图将韩侂胄排挤出朝。然而宁宗对道学不感兴趣，认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在韩侂胄的支持之下，宁宗免去了朱熹的侍讲之职。不久，赵汝愚也被罢相，韩侂胄则被加开府仪同三司，他的支持者京镗被任为右相。由是，以韩、京为首的一派在宋廷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一些曾受赵汝愚压制的人纷纷起来揭露道学的虚伪和欺诈，称道学为“伪学”。
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宁宗下诏禁止道学，并再次贬斥朱熹及其门徒，甚至要求官员升降调动的奏折上，都要表明是不是“伪学”门徒。两年后，订伪学逆党籍，赵汝愚、朱熹、留正等59人被列为伪学逆党。这次抑道活动持续了四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
韩侂胄整治了朱熹，却留下了千古骂名。元修《宋史》，尊崇理学，为道学立传，而把韩侂胄列入“权奸”行列。明清都尊崇理学，朱熹的地位日高，韩侂胄的骂名更是逃不了了。
南宋时，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朝臣实际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小心翼翼地侍候好北方的金国，维持眼下的和平局面，是为主和派；另一派则主张挥师北伐，收复失地，是为主战派，韩侂胄是著名的主战派官员。
为了为北伐造舆论，韩侂胄上台不久就进行了“尊岳贬秦”。对待南宋初期的岳飞、秦桧这两个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官员争论的一个焦点。岳飞被迫害至死后，孝宗临朝，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加谥武穆，但并未清算秦桧的罪行。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韩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在政治上高度褒奖。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在韩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决定，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韩侂胄尊岳贬秦，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投降妥协势力，一时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绪极度高涨。
韩侂胄执政，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再被起用，尤其是将闲居在家的辛弃疾重新任命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在决策伐金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族，正在陆续发动抗金斗争，各族人民的反金起义，也在各处兴起。金朝统治者日益陷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困居铅山（今江西省铅山县西南）的辛弃疾，随时在密切注视金国内部的动向。他被再度起用后，力陈“金国必乱必亡”，本来准备北伐的宋宁宗、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更加激起了北伐的紧迫感，坚定了抗金的决心。
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即下令各军密做行军准备，取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任命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赵淳、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使以及副使，以收复失地。是年四月，宋军先后收复泗州、虹县、新息县、褒信县，初战告捷，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开禧北伐”全面爆发。伐金诏下，群情振奋。辛弃疾作词赞颂韩侂胄：“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
但是，不利因素也随之不断出现。自张浚符离兵败后，宋廷求和派窃取要职，从此，军备松弛，军纪涣散，多年没有作战了。
另外，决策出兵前，朝廷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诚合作。甚至在韩侂胄部署北伐时，宋军中已出了内奸。
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并派遣门客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今甘陕一带），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吴曦叛变，对宋军伐金的部署破坏极大。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六月，韩侂胄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丘崈受命后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宋军退守后，金兵分九路进攻，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了。是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讲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正月，韩侂胄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又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但战势对宋方不利，只能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方信孺带回消息，金要求割两淮、增岁币、赔军银，还要北伐首领韩侂胄的人头，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宋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得病家居，任命下达后还没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韩侂胄筹画再战，朝中一些官员却在挖空心思搞议和。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率先弹劾韩侂胄，指责北伐以来，军民死亡无数，耗费财资不可胜计，给国家带来惨重灾难。
另外，韩皇后死后，宋宁宗在立杨氏为后时，韩侂胄持异议。因此，杨氏立为皇后以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杨皇后和兄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于是，史弥远勾结皇后杨氏和皇子荣王，谎称得到密诏，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相当于近卫军司令）夏震等，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将其截至临安城南门外玉津园夹墙内害死，事后才奏报给宋宁宗。
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归杨氏及史弥远。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议和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将韩侂胄的头割下送去，并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议和条件，签订了“嘉定和议”：增加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
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就以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收场了。其实，当时的金朝已处于“必乱必亡”前夕，只不过是借南宋统治集团的软弱和内部矛盾，实施威胁讹诈而已。金主曾喜曰：“除掉了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将北伐坚持到底，打败金朝是有可能的。
从表面上看，韩侂胄是被史弥远和夏震等人“矫诏”枉杀的，事实上，宁宗皇帝是默许了这件事的，从事后没有追究史弥远的责任反而加以重用，便可得到证明。
后来有些人将韩侂胄的北伐失败归因于准备不充分便草草出兵所致，这实在是对当时的政治生态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当时的官员和将领的心态，是无论花多少时间、投入多少钱都做不好北伐准备。
韩侂胄之死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南宋当时从上到下，绝大多数人是想过安稳日子的，即绝大多数都是主和派，只有少数人是主战派。朝野上下是痛恨主战派的，因为这些人破坏了他们宁静安生的日子，所以，杀掉韩侂胄（或放逐张浚）之流的主张，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态，尽管有少数人支持张浚、韩侂胄等，但成不了气候，反而遭受冷遇和打压。
对韩侂胄的处理，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南宋皇帝和主要官员的怯懦、卑劣和邪恶。本来金国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他们提出杀掉韩侂胄只是政治讹诈而已，杀掉韩侂胄他们已如释重负很满意了，可宋宁宗和史弥远却生怕不按金人的要求去做，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竟然把韩侂胄的尸体从棺材中剖出，将其头颅割下，送给金国人，表明自己投降的态度。
相比之下，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还令人尊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予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为国家考虑得太多了，对自己考虑得太少，这个评价是公道的。
与之相比，南宋那些谋杀了韩侂胄的人就显得更加卑劣，为了掩饰自己的卑劣行径，他们不惜纂改历史，将韩侂胄打造成十恶不赦的奸臣，这些经过恶意篡改过的史料，被元人修《宋史》不加分析地采用，于是，将韩侂胄永远地定格于“奸臣”的行列之中。韩侂胄岂不是比岳飞死得更冤的南宋大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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