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陆续领导了多次工人运动。比如早期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联手干涉并阻止破坏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国内的工人运动逐步转向了低潮。中国共产党逐步开始意识到了工人运动的困难和曲折，也开始逐步寻找其他可以合作的力量。
这个时候，共产党人把眼光转向了国民党。为什么当时中共会选择与其政治理念完全不相符的国民党来合作，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弱小，需要寻找合作伙伴来发展自己。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之前，共产党刚刚成立不到3年，还是个年轻的政党，而且还不具备“合法”身份，一直以秘密的地下组织的形式存在着，严重影响发展速度。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范围内的党员仅有50余人，到中共二大召开的时候，党员人数变为200多人，三大时，党员也才400余人。说句实话，这样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连能不能维持下去都两说，更不用说领导革命胜利这样的豪情壮志了。所以，中共当时需要找一个伙伴去合作共赢，这样才能机会发展自己的实力。而当时国民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民党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改为同盟会）。当时同盟会党章规定，同盟会“国内分五部”、“国外分四部”，可见一开始同盟会就在海内外开创了局面，影响较为广泛。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党直到1919年才正式成立并且之前历经几次改组，但是孙中山一直在努力发展组织。在国共合作之前，当时的国民党宣城在海内外成员高达30万人。所以从组织力量角度来说，当时的国民党可以说是国内第一大党，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政党组织。也可以说，当时国民党可以算是实力最强的“大哥”，也只有国民党才能扮演这一角色。
二、当时国内的政党中，国民党的政治观念相对与中共有相似之处。我们知道孙中山提出的著名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中提到的概念，与中共当时的奋斗目标和革命纲领还是有一些不谋而合的地方（比如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平均地权等等）。我们常说，两个人需要有共同的出发点或者目标，才也可能去合作，否则两人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理念，还谈何合作？所以，正因为国共两党当时的理念与信仰还是有共同之处，所以才有了后期两党的合作（这里且不论后期合作破裂的事情）。
三、国民党当时受苏联影响，也有主动和中共合作的意向。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力量远远大于共产党，但是自身却有许多矛盾。首先国民党内部派系分立的问题，有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派，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还有西山会议派等等。所以国民党看似强大，实则各自为营，各怀鬼胎，内部并不团结，这种局面领孙中山当时十分苦恼，非常不利于他政策理念的实施。其次，孙中山在后期收到苏联革命的影响，对苏联革命比较向往，希望借鉴苏联的革命经验来运用到国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与孙中山虽有联系，但并未上升到要建立革命互助的关系。苏联在与北京政府的接触时，也关注着孙中山。联合北京政府受挫后，苏联加紧了与孙中山的联系，孙中山对于苏俄和列宁愿意支持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逐渐有了较深的了解。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更加坚定了与苏联合作的决心。1920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维经斯基，提出建立电台联络，军事援助，希望能将“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最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出于政治原因考虑，也希望两党完成合作。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国内方面，苏联革命成功太迅速，国内反动派并没有完全被镇压，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组成白卫军，与境外势力妄图颠覆新生苏维埃政权，甚至连苏联党内也有很多矛盾纷争，所以苏联列宁领导的政权并不巩固；同时，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国家开始敌视苏联，在经济上、外交上封锁、打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迫切需要与正在进行解放运动东方国家——中国进行联盟。为此，苏俄政府在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和《加拉罕第二次对话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并表示希望与中国政府建交。然而，苏联欲与北京政府吴佩孚、地方军阀陈炯明合作计划却频受打击，在共产国际马林的极力推荐下，苏联把合作的对象目标放在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身上。
维经斯基
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共两党的合作条件也就基本形成了。在确立合作意向后，中共先是召开了西湖会议，专门探讨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尤其以陈独秀为主，他认为两党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党，根本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后来经过马林苦口婆心地解释与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但是西湖会议的召开，为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西湖会议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讨论中就如何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马林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以此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张国焘、蔡和森等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同时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陈独秀的观点较之前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究其原因，还是“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首先陈独秀迫于共产国际这一“上级”的威严，不得不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其次，当时共产国际每年向中共提供12000金卢布的经费支持，陈独秀恐得罪了共产国际后没了这一经费来源，也只得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国民党方面也没有闲下来，孙中山在1921年末接见了马林之后，才采纳了马林当时提出的三点建议。第一，国民党必须改组，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第二，必须建立一个军事学院，以便为革命奠定武装基础；第三，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等。同时，孙中山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1922年8月，苏俄政府副外长越飞来华，之后，孙中山与越飞多次函件往来，互通各自关注的信息。1922年12月《越飞、马林提纲》形成，1923年1月《孙越联合宣言》发表，这标志着孙苏合作关系开始确立。但是孙中山也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先决条件是“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的建议被苏俄政府批准。
在得到了苏联的认可之后，孙中山也着手开始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前脚走了马林，后脚来了鲍罗廷，鲍罗廷当时是苏联派来接手马林工作的人物，孙中山自然不敢怠慢。鲍罗廷真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米·马·鲍罗廷是他诸多化名中用得最多的一个。1884年7月9日生于沙俄亚诺维奇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曾干过船工，16岁开始革命生涯，参加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19岁支持列宁，在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成为布尔塞维克，在国内外从事革命工作。22岁时被捕，沙皇把他放逐到国外。次年到美国上学工作，长达10年。1918年十月革命后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被派到欧美许多国家执行秘密任务。1923年2月回国。当时孙中山已决心执行联俄政策，与马林和越飞都会谈过，希望苏联派一位高级政治顾问给他，鲍罗廷这时被斯大林被选中了。1923年8月他与比他小5岁但职务比他高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一起来到中国，加拉罕后任苏联驻北京政府的大使，鲍罗廷则到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中工作，其任命及使命开始还是秘密的。
左二为鲍罗庭
1923年10月，鲍罗廷抵达广州，孙中山在当天就接见了他。孙当时做了件不太地道的事，因为叛逆势力的围困与捉襟见肘的军费，他强行截留了广州的海关关税，与英国为首的沙面势力对峙冲突，这使他对苏联的援助更加迫切，也放弃了以往与莫斯科方面的谨慎态度，转而合作态度坚定。孙中山对鲍罗廷的重视，正因为他注意到此人与马林的差别——他不仅在苏共中央有深厚的人脉，还受到现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他在寻求苏联援助的驱使下，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住广州，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直接联系。
马林之前虽然向孙中山提出了三点重要建 议，也得到了孙的采纳，但是推动的却异常缓慢。而鲍罗廷却不一样，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也未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才到了几天便顺利推动，其中虽有天时地利，但个人魅力却也不难想见。这也源于他善于发现问题——他发现广州国民党有组织、有联系的党员可能只是宣称人数的十分之一（国民党广州分部号称三万党员，但缴纳党费者仅五分之一，重启登记时有案可查者仅不到三千，且都缺乏联系），而且，党部与党员之间既无会议宣传、也无书刊传递，连孙的斗争目标也只是作为新闻偶尔刊发在报纸上，国民党的思想和路线从未得到发展，组织力量几乎不存在。更严重的是，持续的武装斗争造成的军费巨额开支，转变成苛捐杂税摊派到广东百姓头上，因为大量存在强制征兵、劳役、纳粮，广东人民对孙中山政府甚至持有强烈的反对。
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摆在孙中山面前，孙中山也承认严重性超过他的预判，加强党的工作、扩大群众影响，势在必行。要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就要有效发展党员、聚拢人心、扩大宣传，而这必须借助俄国革命的经验。因此，他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真正下决心仿效俄共来全面改组国民党。鲍罗廷在成为“组织教练员”之后，为国民党改组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积极参与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组织法、党章、党纲等草案的起草工作。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民党改组会议，鲍罗廷就国民党改组问题和新制定的新章程草案作了报告。会议聘任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12月底，在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
鲍罗廷不仅成功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也成功与身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建立起良好地合作关系。他并不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贬低中共的作用或否定中共的理想目标，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说明壮大国民党就是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一边设计着如何在国民党改组中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一边提醒中共领导人要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并不妨碍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产党内，要将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来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的材料。
鲍罗廷虽然在国共两党同时具有影响力，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存在，就能让国共两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孙中山对鲍罗廷与中共党人间的密切往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当然也会心存芥蒂，他一面批评邓泽如等国民党高层对陈独秀的指控，一面严厉指责了陈独秀自以为是的行径。
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仍是无奈的成分居多，由衷的成分太少。他同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有欣赏这些年轻人的才华与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必须争得苏俄的同情。陈独秀等人表现出的组织独立、批评自由、不够服从，比他最初意识到的还要严重，也让他陷入两难的境地。但他也清楚自己的底线，如果共产党员继续公然违抗党纪、公开批评国民党、拒不服从，他也有壮士断腕之决心。
说到这里，不得不向大家提及另外一位人物——廖仲恺。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1925年8月20日），男，汉族，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省归善县陈江镇窑前村人（今属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祖籍广东梅县程江镇。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后赴日留学，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和妻子何香凝协助孙中山创立了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辛亥革命之后，廖仲恺历任广东财政厅厅长、总统府财政部长、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等职，1923年10月以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可谓是孙中山革命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和贯彻者。廖仲恺曾说：“而欲国家富强，则必要国民党之三民主义能得实行，方能有济。故谓三民主义，即救国主义也。”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廖仲恺
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几日，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
廖仲恺的死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孙中山原本的工作推进进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了国共合作的脚步。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同时加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根据史料统计，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卢布的资助，在经孙中山同意后向广东革命政府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随后，为帮助建立黄埔军校莫斯科出资270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财政建立中央银行提供贷款1000万中国元。在广州商团叛乱时，苏联运来了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平定了商团的叛乱。到北伐战争开始，苏联又接连数次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人。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支，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我们可以看出，苏联当时给予国民党的援助是远超共产党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苏联想在中国扶持一个类似苏联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刚刚创立不久，力量弱小，所以国民党是一个蛮合适的选择。加上孙中山后期不断向苏联表现出“谄媚”的态度，令苏联的高层十分满意，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国民党一大参会代表合影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筹备许久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终于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召开。这次会议代表总额196人，到会165人。代表中一半由各省党部选举产生，一半由孙中山指定。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0%。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王尽美、李维汉等人都以个人身份出席了大会。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大会。（孙中山在大会前还比较给“面子”，他推荐了李大钊成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
孙中山主持大会并发言
本次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帮助起草的宣言和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反对帝国主义，“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废除国内的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实行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
至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一直到“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前，国共两党的合作还是相对和谐的，也共同做了许多事情。比如创立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事后这次合作还是破裂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党的观念分歧。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从当时的合作原因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合作其实只是“互相利用”罢了，从执政理念、阶级代表、最终奋斗目标等角度来看，两者完全不是同路人，所以后期的分道扬镳是不言而喻的，只是来的早晚罢了。另一方面也有中共当时指挥不当的原因，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了，但是通过这一次的合作，共产党人还是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掀起了革命的热潮。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对外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对内打击了北洋军阀腐朽的统治，尤其是推动了后期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放眼整个历史长河，他的功绩还是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虽然共产党人后来遭受了国民党人的打击和屠杀，但是通过这次教训也让共产党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掌握革命领导权、掌握军队、掌握农村是多么的重要，也就有了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著名革命思想。
历史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每个结局都是这出戏新情节的开始。今天的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之后我还会和大家分享更多其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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