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带学生参加“湖湘中医文化之旅”，去了长沙、岳阳和湘西凤凰古城。其实，早在30年前读沈从文的小说，我就被湘西奇幻且神秘的风土人情所吸引。
大巴车从岳阳楼出发奔驰了6个小时，苍苍莽莽的崇山峻岭与重重叠叠的茂林修竹不断从眼前飘过，一片片浮光掠影。直坐得腰酸背痛，才终于到达这块位于湖南西北部的作家沈从文故乡、苗族和土家族的聚居地。
凤凰古城边，沱江清流碧。沿岸吊脚楼，依稀在梦里。石板路，旧城墻，明清院落，轶事趣闻……导游在不断地讲解，八方游客熙熙攘攘。在这变身为繁华街市的古镇里，已难寻到怀旧的气氛和闲适的静谧。
我们泛舟沱江，听苗女唱歌，看岸边妇女捣衣;倘佯街头，“艷遇”盛装的苗妹，付费而合影“留念”……努力着想要发现和追觅，关于这座古镇前世今生的线索与思绪。直到走进文豪沈从文的故居，才感觉到光阴的回转与定格。
沈从文旧居
考察“蛊”字，原本寓意为器皿中的虫。字从繁体变为简体，虫的数量虽然减少，但体积却变大了。这虫是用来毒害人或迷惑、“整蛊”人的，所以派生出“蛊毒”、“蛊惑”、“巫蛊”以及“製蛊”、“放蛊”等词语。
从秦汉以来的《黄帝内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中医文献，我们都可以找到“蛊”的踪影。有专家考证，在战国时代的中原地区，就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法术。“蛊毒”的种类很多，诸如金蚕蛊、疳蛊、癫蛊、肿蛊、泥鳅蛊、石头蛊、篾片蛊、蛇蛊等等。这“蛊”既被视为病因，也被作为病名，同时又是巫术。
说到“蛊”，首先是指饮食中毒。多由投毒所致，主要来自毒虫等毒药，被视为“原始的生物武器”。以往投毒放蛊者，在湘西苗区是女人(蛊婆)，据说目的大都是为捍卫爱情、家庭或部落。放蛊的目的不全在取人死命，更为了控制和要挟人。因事件多发于偏僻的山寨，据说也与蚩尤战败以来，其子民不断被朝廷驱赶和虐待而不得不“绝地反击”相关。虽然至今有许多人进行了多次调查也未寻找到一份蛊毒样本，但是歷代的文献与口耳相传，使当地人大都对蛊婆的存在深信不疑，甚至有“无蛊不成寨”的说法。由此，这蛊毒又兼具了“心理战”的“精神武器”职能。
作为病名的“蛊”，从各种传说所描述的症状来看，除了涉及到急性或慢性中毒症以外，一些原因不明且较难医治的慢性咳嗽、咯血、面色青黑而形体消瘦，以及表现为内脏不适、肠鸣腹胀、食欲不振、精神异常等症状的慢性疾病，也都被认为是着了“蛊”。考察其中似有属于肺结核、肝炎或肝硬化等传染或感染性疾病，或肿瘤及营养与代谢失调类疾病，以及形形色色的心身病、焦虑症或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者。旧时大山深处知识与信息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正确认识和理解，于是人们就疑神疑鬼，莫名其妙的病症每每会动辄被归咎于“蛊”。
沱江边上浣衣女
明代《赤水玄珠•虫蛊》记载：“蛊以三虫为首”;“彼蛊证者，中实有物，积聚已久，湿热生虫”，说的应是寄生虫病。古有“虫臌”病名，指因虫积而腹胀如鼓者，大概与蛔虫、绦虫或血吸虫病等相关。“蛊”在此泛指由虫毒结聚，络脉瘀滞而致胀满、积块以及营养不良的状态。古代环境卫生与食品卫生的意识和条件低下，所以寄生虫病多发。
清代的《证治汇补》指称：“胀满既久，气血结聚不能释散，俗名曰蛊。”此蛊在音义上应该与“臌”相通，所言或与肝硬化腹水以及肿瘤等病症相关。此外，诸如下腹热痛、尿色白浊的泌尿系统病症，以及因色慾过度、神魂颠倒而导致的心身失调等等，也被称之为蛊病。
综上所述，作为病因之蛊或蛊毒，或许是虫毒，或许是药毒，或许是菌毒以及病毒，不一而足;作为病症而被指称的“蛊”，更是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这“蛊”还是一种通过“蛊惑人心”而扰乱视听的“巫蛊之术”。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毒性，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因而症状多端，甚至神智昏乱。
由凤凰返回长沙的归途，大巴车又狂奔了6个多小时。捧读著梁波、李苑合著的《蛊毒 千古之谜的解读》一书，我陷入沈思。从北方环境中长大的笔者，研习中医以来对以往江南或岭南地区常见的“蛊毒”与“瘴气”等充满风土气息的概念，感到难以思议。
与已经烟消雾散而不復可见的“瘴气”类似，所谓蛊和放蛊到底是什么样子，尽管古书或传说里对其言之凿凿，但是近几十年来许多关注者就此走乡串寨考察多年，却未能有实证发现，其原因何在呢?
滚滚车轮穿越重重无尽的山岭，让我联想到在往昔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因交通闭塞而关山难越，或许方圆数十里就成为一生的活动天地与世界。莽莽山野，漫漫长夜，毒虫横行，瘴气遮天。加上饮食与环境卫生条件恶劣和医疗知识匮乏，恐怖的灾病威胁无处不在，令人生死无常。每当形形色色的灾病袭来，人们对其原因和实态难以把握，于是牛鬼蛇神、鬼魅魍魉在想象中自然就会铺天盖地般地压来。处处充满无常的恐怖，随处充斥未知的神秘，蛊毒、蛊婆以及蛊病也由此在流言蜚语中无限膨胀，甚至形成无中生有的坚实基础。
包括湘西和岭南等以往“蛊毒”与“瘴气”肆虐的地区在内，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平均寿命接近于倍增。除了战争动荡因素的消焉，我想更重要的因素应是伴随着交通与经济、文化的开拓和发展，山区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文化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居住与生产环境和饮食卫生条件的改善，极大地减少了源于自然的虫毒侵害;而文化与医疗保健知识的普及，也让人们减少了蒙昧时代的疑神疑鬼。
漂亮的湘西小姑娘，你们也会“捣蛊”吗?
尽管现实中蛊毒与蛊术已经销声匿迹，但是于许多人心底，千百年来众口相袭的“蛊惑”，道听途说的“精神传染”，令“蛊”依然作为一种顽固的观念、文化和信仰，作为一种如影随形的病因，至今还是根深蒂固!必须承认，在精神心理与文化领域，潜移默化的渲染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对于神秘的“蛊毒”以及“蛊术”的恐惧，至今还令一些人谈之色变。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而“赶尸”与“蛊毒”作为湘西的两大神秘文化代代相袭，至今也未被彻底揭开面纱。我感觉，其中传统的文化观念、信仰和认知威力不可低估。历代文人墨客对此的渲染与传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起码说，沈从文引人入胜的小说多年来对我，就起到了“相当大”的“蛊惑”效果!
专栏作者 戴昭宇
专栏作者简介：习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及中国中医科学院，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医师。在日本留学、工作20多年，长期在东京有明医疗大学等院校任教。现奉职于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主要从事临床中药学与中医内科学等教学，同时参与诊疗，从事以中日两国传统医学的比较为中心的临床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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