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达，我的爷爷。
父亲于2020年5月20日与我们告别，至今已快三年了。作为一个参军就与文字工作结缘、干了几十年编辑工作的老文字工作者，父亲编辑了很多人的文章，自己也写了很多文章，有的发表了，有的只是在亲朋好友间传阅。退休后，父亲经战友鼓励，又激发了极大的写作热情。前前后后写了近百篇的文章、回忆，记录曾经的过往和现实。
三十多年前，40多岁的父亲正赶上单位向无纸化办公转变的潮流，加上受了一位他敬仰的老前辈70岁后学会中文输入法的激励，用心学会了五笔输入法，在没有换成手机写作以前，他都是用笔记本一字一字的把文章打出来。后来，手机又成了他写作的主力工具。看着周围的叔叔阿姨被智能手机折磨的痛苦的表情，再看已年过70的父亲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翻飞，我们都不能不敬佩父亲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每次翻看这些文章，仿佛又看到父亲在离开我们以前，要么坐在电脑前用五笔打字，要么斜靠在床头，用手机不知疲倦的抒发着情感。翻看着这些文章，以前那些他零零碎碎讲过的过往仿佛集合成片段展现在眼前，看到了一个农家小子逐渐长大的过程。
因为设备更换、存储介质的损坏，很多文章已经找不全了，我从这些文章里挑一些能发表的，应该不违反审核的发出来，就当记录一个人的历史给朋友们分享，看看我们的国家是怎么一步一步从过去走向未来的。
我爷爷官名叫X士X。按族谱排行玉、秀、广、远来论，他应该是“玉”字辈，不知为啥取名“士X”。他有两个孩子，我伯父官名X秀X（单名“秋”），父亲（我们叫“大”，单名“福”）官名X秀X。
爷爷活了七十多岁，一生务农。我小学没毕业，他老人家就仙逝了。他的音容笑貌我不是十分清晰，但他说过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这句挺有文化的话，我至今没忘。
伯和大，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性格面相截然不同：大，慈眉善目，总是温和对人；伯，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板着面孔，很难看到他的笑容。其实，两个人的内心都一样，善良和气，待人真诚实在，对谁都不搞花里胡哨那一套。尽管如此，我和哥哥、二姐总有点怕见他，连邻居小伙伴们见他也绕着走。
伯和姆（大伯的妻子我们叫姆）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孩，取名“环”，我叫她二姐。二姐人很好，很懂事，对长辈孝顺，与我的亲姐和我们兄弟俩相处得如同亲姐妹亲姐弟。她成年后，嫁于本村崔家为媳，一生还算幸福。
我伯母，粗粗拉拉不太讲卫生，不懂人情世故，有时候不通情理。我娘和她处不好关系，开始忍着，时间长了，忍不下去了，吵了她几回。我伯怕我娘太委屈，让我伯母和我二姐开灶另过，他自己仍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喝。
伯和父亲（行文用“父亲”称谓吧）没日没夜地操持那三十多亩地和两头牛、一盘磨，面朝黄土背朝天，春种秋收。辛辛苦苦打下粮食，供我们一大家子人过日子，供我们哥俩上学。那时，粮食卖不上价钱，有吃的，没花的。我哥俩上学的钱没着落，常常为钱发愁。
我家有驴。除去农忙天以外，伯牵着驴跑三十多里山路，去煤矿贩煤，到县城去卖。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大车路，十分难走。驴驮二百多斤，我伯自己背几十斤，负重走山路，人和驴一样苦，一样累。
冬天天短，伯一大早起床，摸黑出门，天黑前才能回到家。第二天再赶到县城去卖。夏秋天天长，早去早回，从煤矿买了煤，不往家拐，直接到县城卖了。途中有农家开的简易饭铺，他都舍不得买一个热馒头，喝一碗热汤，总是啃干粮、喝泉水。挣多挣少，攒起来都给我和哥哥上学用。
伯，个子不高，人长得瘦小。天天劳累出大力，全家人都心疼。哥哥、姐姐多次劝他：“伯，您岁数大了，驴能驮多少就卖多少，您别背了。”邻居也有人在背后劝他：“你自己没有孩子，在侄子身上下那么大劲儿，划得着吗？你老了能靠得住？”他不抬头，也不接话，别人说多了，他“哼”一声应付过去。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我上小学的时候，总想穿好衣服。春秋天穿上有四个口袋、下有两个裤兜的灰色制服，冬天穿大衣（那时候叫大氅），虽说制作工艺差一点，但那也是县城裁缝铺一位表姨做的。穿衬衣，要扎进裤里。伯看不惯，撇撇嘴搁一句：“还想穿莽袍哩！”但他也只是说说而已，从不过多干涉。他是怕我变成好吃好穿懒干活的坏小子。
还真有那么一次偷懒怕干活的事，以后，一想起来就脸红，就后悔。那年麦收后，帮助父亲种玉米，他赶着牛拉着犁在前面趟沟，让我跟着撒玉米种。干了一会儿，不想干了，也不想逃脱，来个消极怠工，大把大把地往沟里扔。父亲心疼种子，嘴里直“唉唉”，什么话没有说，蹲下身子一点点把多撒的捡出来。
父亲没有发脾气，更没有说一句重话，只无奈的“唉唉”几声，弯腰去捡被我赌气撒下的过多的玉米种。看到他那么认真，那么劳累，我不忍心也不敢再使性子，老老实实继续跟着撒下去，一趟又一趟，直到日落西山，把这块地种完。
农家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到农忙季节，哪有不干活的？其实，长辈谁不心疼孩子？最重的活，他们宁愿自己苦点累点，都是自己揽着，不吃不睡也得干完，再难都不会让孩子们累着了。从我记事起，伯和大都是这样做的。
我和哥哥一年年上学，伯和大一年年风里雨里辛勤劳作，没有一天轻松过，无怨无悔。哥哥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我高中毕业参军离家，都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历程。两位老人虽说没享到什么福，但应该说是减轻了一些负担，不用再为我们那么拼死拼活地下大力了。
我在部队每个月6元津贴费，舍不得乱花，都攒起来了。参军的第二年，我一次寄回了30元。汇票上写明伯父X秀X收。我想得很简单，他老人家没有亲生儿女，为我和哥哥出了那么大力，第一次寄回去的钱，就该让他花。我知道父亲的为人和这一对老弟兄的至爱亲情，他决不会想不明白。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后来听二姐的婆婆崔大娘说：“你伯收到那30块钱，可高兴啦！逢人就说，俺侄儿给我寄的钱，我花。”
不巧，我侄女得了大脑炎，命悬一线。伯二话没说，全拿出来给我侄女治病用了。我寄的钱，他没有花一分。
1970年冬天，伯因病去世了。我正在家休假。在那个特殊年代，姐夫（也是表兄）和我哥俩商量，丧事新办，不穿孝衣不戴孝帽，佩戴黑纱，不烧香不烧纸钱，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我匆忙写了一篇悼辞，含泪念了一遍。生产队长也讲了话。两位本家叔叔嫌这样办太简单，很生气，他们自己带香带纸去烧。结果，一个葬礼搞成了两样。伯走后没多久，姆也随他而去了。
我在湖北服役时，父亲到部队去看过我一次，我天天参加军事训练，除吃饭外，没时间陪他走动，只有晚上能去招待所和他说说话。我结婚成家，妻子在南阳工作，我回南阳休假时，接老人在那儿住过几天。我们在郑州安家后，他先后在我家住过几次，每次都是因为治病才肯来。
第一次，他患肺脓疡，在家高烧不退，大热天穿棉袄，咳嗽，吐浓痰。在妻子工作的职工医院输抗生素，妻子给他开中药，中西医并举，时间不长，就治愈了。那是八十年代初期，肉、蛋、豆腐和油、粮都凭证供应，各家生活水平都不高。妻子想方设法改善伙食，给老人和孩子增加营养。父亲病好了，能吃能睡，面色红润，精神头十足，经常在街上走走转转看看。他在国营菜站看到人家丢掉的白菜叶子，感到可惜，一点一点检回来，收拾好，洗干净。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天天找活干，帮我们料理了很多事。
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带他去公园玩，去逛街，到热闹地方看稀罕，尽量不让他想家。妻子自己动手，给他做了一身新衣服，买了新帽新鞋，全身上下焕然一新。郑州火车站对面的中原大厦（俗称十八层）是当时全市的最高建筑，也是唯一有电梯的地方，我特意陪他乘电梯登上最高处，观赏郑州新面貌。
那半年多，应该算是父亲一生中过的最舒心的日子。我和妻子原打算让他和我们一起在郑州住下去，起码多住几年。谁知，老人家日夜挂心的是我哥哥一家。他总说，你哥四五个孩子，他在外工作，我不回去，地没法种，指望他那几十块钱工资，一大家人咋过？自打父亲身体好转，就经常吵着要回去。妻子笑着拿话激他：“哥有难处，俺的难处也不小啊！我们上班的地方远，两个孩子没人管。你在这儿全当帮我的忙，行不行？”他笑笑，不说话。你有千条计，他有老主意，怎么劝都没用，心心念念要回去，我和妻子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依他。
父亲回乡后，地里操持庄稼，家里照顾孙儿孙女，一天到晚不得闲。在大天大地里操劳惯了，城里清闲的日子他过不惯。邻居笑他：“你这老头有福不会享，在郑州半年多，回来像换了个人儿。在那儿吃得好、住得好，回来干啥？”有个亲戚逗他：“表叔，你一个人在郑州闷得慌，我去陪你说话，教你下棋。会下棋，有事干，保证你能住下去。”他只是叹口气，不作正面回答。
过了几年，年过八旬的老父亲中风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妻子当机立断，让我借我们单位的车，我们两口一起回去把他接到郑州，仍然住进职工医院，大姐和我们同行。这次，针灸加中药，再辅之西药输液，在四十天有效治疗期内，再一次使老人家恢复了健康。父亲住院期间，我大姐白天在医院伺候，我晚上陪他。侄女来伺候了两天，说要回去结婚，匆匆忙忙走了。因为得到了及时治疗，老人很快康复，行走运动自如，跟正常人一样了。他高兴，我们和两个孩子更高兴。老家的亲戚邻居知道后，很快把消息传开了，有的说：“人家有个当医生的好儿媳妇，这老头有福气呀。把偏瘫治好可不容易，这回不会想着回来了吧。”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半年以后，父亲又住不下去了，还是总想着要回去。妻子对我说：“无论如何得把老人留下，不能走！这病随时都会复发。”她苦苦劝说：“偏瘫病不难治，若以后再复发，就难治了。一次比一次难。你再倒下了，孩子们受累是一方面，自己受罪可是大事。”还招呼儿子：“给你爷跪下，求他别走！”儿子听话，立马跪地求告：“爷，求您别走了，在这住吧。我和妹妹都不想让你走。”一番劝告暂时起了作用，勉勉强强挨了半年多，还是留不住，非走不可。
父亲和我嫂子不对脾气，回去后住在我大姐家。两家相距一里路，隔一条小河沟，跟一个村子差不多。姐姐和我的外甥、外甥女对他都很亲，照顾得周到细致，在县城工作的表兄经常回去看他。不到两年，果然二次发病，卧床不起 。
哥嫂把他接回家里。父亲的病情日渐加重，一天不如一天。父亲临终前几天，我一直陪在他身边。他含含糊糊反复说着相同的话。哥哥回家看他，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问我。我告诉他：“叫享福不享福，叫享福要受罪。”哥哥明白了，老人是怀念自己在郑州的日子，后悔不该回来。其实，那时候我和妻子的收入有限，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在说不上能享什么福。受了一辈子苦的老人家，在我们家，菜里油水大一点，能经常吃上白面馒头，时不时包顿饺子，变变花样，就觉得那是享福了。现在想想，真是心酸。为了让哥哥一家日子好得过一点，他宁愿回去再出一把力，而不顾自己已风烛残年。作晚辈的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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