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散文诗15(父亲的文章一伯和达)(1)

父亲的达,我的爷爷。

父亲于2020年5月20日与我们告别,至今已快三年了。作为一个参军就与文字工作结缘、干了几十年编辑工作的老文字工作者,父亲编辑了很多人的文章,自己也写了很多文章,有的发表了,有的只是在亲朋好友间传阅。退休后,父亲经战友鼓励,又激发了极大的写作热情。前前后后写了近百篇的文章、回忆,记录曾经的过往和现实。

三十多年前,40多岁的父亲正赶上单位向无纸化办公转变的潮流,加上受了一位他敬仰的老前辈70岁后学会中文输入法的激励,用心学会了五笔输入法,在没有换成手机写作以前,他都是用笔记本一字一字的把文章打出来。后来,手机又成了他写作的主力工具。看着周围的叔叔阿姨被智能手机折磨的痛苦的表情,再看已年过70的父亲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翻飞,我们都不能不敬佩父亲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每次翻看这些文章,仿佛又看到父亲在离开我们以前,要么坐在电脑前用五笔打字,要么斜靠在床头,用手机不知疲倦的抒发着情感。翻看着这些文章,以前那些他零零碎碎讲过的过往仿佛集合成片段展现在眼前,看到了一个农家小子逐渐长大的过程。

因为设备更换、存储介质的损坏,很多文章已经找不全了,我从这些文章里挑一些能发表的,应该不违反审核的发出来,就当记录一个人的历史给朋友们分享,看看我们的国家是怎么一步一步从过去走向未来的。

我爷爷官名叫X士X。按族谱排行玉、秀、广、远来论,他应该是“玉”字辈,不知为啥取名“士X”。他有两个孩子,我伯父官名X秀X(单名“秋”),父亲(我们叫“大”,单名“福”)官名X秀X。

爷爷活了七十多岁,一生务农。我小学没毕业,他老人家就仙逝了。他的音容笑貌我不是十分清晰,但他说过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这句挺有文化的话,我至今没忘。

伯和大,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性格面相截然不同:大,慈眉善目,总是温和对人;伯,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板着面孔,很难看到他的笑容。其实,两个人的内心都一样,善良和气,待人真诚实在,对谁都不搞花里胡哨那一套。尽管如此,我和哥哥、二姐总有点怕见他,连邻居小伙伴们见他也绕着走。

伯和姆(大伯的妻子我们叫姆)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孩,取名“环”,我叫她二姐。二姐人很好,很懂事,对长辈孝顺,与我的亲姐和我们兄弟俩相处得如同亲姐妹亲姐弟。她成年后,嫁于本村崔家为媳,一生还算幸福。

我伯母,粗粗拉拉不太讲卫生,不懂人情世故,有时候不通情理。我娘和她处不好关系,开始忍着,时间长了,忍不下去了,吵了她几回。我伯怕我娘太委屈,让我伯母和我二姐开灶另过,他自己仍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喝。

伯和父亲(行文用“父亲”称谓吧)没日没夜地操持那三十多亩地和两头牛、一盘磨,面朝黄土背朝天,春种秋收。辛辛苦苦打下粮食,供我们一大家子人过日子,供我们哥俩上学。那时,粮食卖不上价钱,有吃的,没花的。我哥俩上学的钱没着落,常常为钱发愁。

我家有驴。除去农忙天以外,伯牵着驴跑三十多里山路,去煤矿贩煤,到县城去卖。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大车路,十分难走。驴驮二百多斤,我伯自己背几十斤,负重走山路,人和驴一样苦,一样累。

冬天天短,伯一大早起床,摸黑出门,天黑前才能回到家。第二天再赶到县城去卖。夏秋天天长,早去早回,从煤矿买了煤,不往家拐,直接到县城卖了。途中有农家开的简易饭铺,他都舍不得买一个热馒头,喝一碗热汤,总是啃干粮、喝泉水。挣多挣少,攒起来都给我和哥哥上学用。

伯,个子不高,人长得瘦小。天天劳累出大力,全家人都心疼。哥哥、姐姐多次劝他:“伯,您岁数大了,驴能驮多少就卖多少,您别背了。”邻居也有人在背后劝他:“你自己没有孩子,在侄子身上下那么大劲儿,划得着吗?你老了能靠得住?”他不抬头,也不接话,别人说多了,他“哼”一声应付过去。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我上小学的时候,总想穿好衣服。春秋天穿上有四个口袋、下有两个裤兜的灰色制服,冬天穿大衣(那时候叫大氅),虽说制作工艺差一点,但那也是县城裁缝铺一位表姨做的。穿衬衣,要扎进裤里。伯看不惯,撇撇嘴搁一句:“还想穿莽袍哩!”但他也只是说说而已,从不过多干涉。他是怕我变成好吃好穿懒干活的坏小子。

还真有那么一次偷懒怕干活的事,以后,一想起来就脸红,就后悔。那年麦收后,帮助父亲种玉米,他赶着牛拉着犁在前面趟沟,让我跟着撒玉米种。干了一会儿,不想干了,也不想逃脱,来个消极怠工,大把大把地往沟里扔。父亲心疼种子,嘴里直“唉唉”,什么话没有说,蹲下身子一点点把多撒的捡出来。

父亲没有发脾气,更没有说一句重话,只无奈的“唉唉”几声,弯腰去捡被我赌气撒下的过多的玉米种。看到他那么认真,那么劳累,我不忍心也不敢再使性子,老老实实继续跟着撒下去,一趟又一趟,直到日落西山,把这块地种完。

农家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到农忙季节,哪有不干活的?其实,长辈谁不心疼孩子?最重的活,他们宁愿自己苦点累点,都是自己揽着,不吃不睡也得干完,再难都不会让孩子们累着了。从我记事起,伯和大都是这样做的。

我和哥哥一年年上学,伯和大一年年风里雨里辛勤劳作,没有一天轻松过,无怨无悔。哥哥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我高中毕业参军离家,都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历程。两位老人虽说没享到什么福,但应该说是减轻了一些负担,不用再为我们那么拼死拼活地下大力了。

我在部队每个月6元津贴费,舍不得乱花,都攒起来了。参军的第二年,我一次寄回了30元。汇票上写明伯父X秀X收。我想得很简单,他老人家没有亲生儿女,为我和哥哥出了那么大力,第一次寄回去的钱,就该让他花。我知道父亲的为人和这一对老弟兄的至爱亲情,他决不会想不明白。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后来听二姐的婆婆崔大娘说:“你伯收到那30块钱,可高兴啦!逢人就说,俺侄儿给我寄的钱,我花。”

不巧,我侄女得了大脑炎,命悬一线。伯二话没说,全拿出来给我侄女治病用了。我寄的钱,他没有花一分。

1970年冬天,伯因病去世了。我正在家休假。在那个特殊年代,姐夫(也是表兄)和我哥俩商量,丧事新办,不穿孝衣不戴孝帽,佩戴黑纱,不烧香不烧纸钱,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我匆忙写了一篇悼辞,含泪念了一遍。生产队长也讲了话。两位本家叔叔嫌这样办太简单,很生气,他们自己带香带纸去烧。结果,一个葬礼搞成了两样。伯走后没多久,姆也随他而去了。

我在湖北服役时,父亲到部队去看过我一次,我天天参加军事训练,除吃饭外,没时间陪他走动,只有晚上能去招待所和他说说话。我结婚成家,妻子在南阳工作,我回南阳休假时,接老人在那儿住过几天。我们在郑州安家后,他先后在我家住过几次,每次都是因为治病才肯来。

第一次,他患肺脓疡,在家高烧不退,大热天穿棉袄,咳嗽,吐浓痰。在妻子工作的职工医院输抗生素,妻子给他开中药,中西医并举,时间不长,就治愈了。那是八十年代初期,肉、蛋、豆腐和油、粮都凭证供应,各家生活水平都不高。妻子想方设法改善伙食,给老人和孩子增加营养。父亲病好了,能吃能睡,面色红润,精神头十足,经常在街上走走转转看看。他在国营菜站看到人家丢掉的白菜叶子,感到可惜,一点一点检回来,收拾好,洗干净。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天天找活干,帮我们料理了很多事。

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带他去公园玩,去逛街,到热闹地方看稀罕,尽量不让他想家。妻子自己动手,给他做了一身新衣服,买了新帽新鞋,全身上下焕然一新。郑州火车站对面的中原大厦(俗称十八层)是当时全市的最高建筑,也是唯一有电梯的地方,我特意陪他乘电梯登上最高处,观赏郑州新面貌。

那半年多,应该算是父亲一生中过的最舒心的日子。我和妻子原打算让他和我们一起在郑州住下去,起码多住几年。谁知,老人家日夜挂心的是我哥哥一家。他总说,你哥四五个孩子,他在外工作,我不回去,地没法种,指望他那几十块钱工资,一大家人咋过?自打父亲身体好转,就经常吵着要回去。妻子笑着拿话激他:“哥有难处,俺的难处也不小啊!我们上班的地方远,两个孩子没人管。你在这儿全当帮我的忙,行不行?”他笑笑,不说话。你有千条计,他有老主意,怎么劝都没用,心心念念要回去,我和妻子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依他。

父亲回乡后,地里操持庄稼,家里照顾孙儿孙女,一天到晚不得闲。在大天大地里操劳惯了,城里清闲的日子他过不惯。邻居笑他:“你这老头有福不会享,在郑州半年多,回来像换了个人儿。在那儿吃得好、住得好,回来干啥?”有个亲戚逗他:“表叔,你一个人在郑州闷得慌,我去陪你说话,教你下棋。会下棋,有事干,保证你能住下去。”他只是叹口气,不作正面回答。

过了几年,年过八旬的老父亲中风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妻子当机立断,让我借我们单位的车,我们两口一起回去把他接到郑州,仍然住进职工医院,大姐和我们同行。这次,针灸加中药,再辅之西药输液,在四十天有效治疗期内,再一次使老人家恢复了健康。父亲住院期间,我大姐白天在医院伺候,我晚上陪他。侄女来伺候了两天,说要回去结婚,匆匆忙忙走了。因为得到了及时治疗,老人很快康复,行走运动自如,跟正常人一样了。他高兴,我们和两个孩子更高兴。老家的亲戚邻居知道后,很快把消息传开了,有的说:“人家有个当医生的好儿媳妇,这老头有福气呀。把偏瘫治好可不容易,这回不会想着回来了吧。”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半年以后,父亲又住不下去了,还是总想着要回去。妻子对我说:“无论如何得把老人留下,不能走!这病随时都会复发。”她苦苦劝说:“偏瘫病不难治,若以后再复发,就难治了。一次比一次难。你再倒下了,孩子们受累是一方面,自己受罪可是大事。”还招呼儿子:“给你爷跪下,求他别走!”儿子听话,立马跪地求告:“爷,求您别走了,在这住吧。我和妹妹都不想让你走。”一番劝告暂时起了作用,勉勉强强挨了半年多,还是留不住,非走不可。

父亲和我嫂子不对脾气,回去后住在我大姐家。两家相距一里路,隔一条小河沟,跟一个村子差不多。姐姐和我的外甥、外甥女对他都很亲,照顾得周到细致,在县城工作的表兄经常回去看他。不到两年,果然二次发病,卧床不起 。

哥嫂把他接回家里。父亲的病情日渐加重,一天不如一天。父亲临终前几天,我一直陪在他身边。他含含糊糊反复说着相同的话。哥哥回家看他,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问我。我告诉他:“叫享福不享福,叫享福要受罪。”哥哥明白了,老人是怀念自己在郑州的日子,后悔不该回来。其实,那时候我和妻子的收入有限,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在说不上能享什么福。受了一辈子苦的老人家,在我们家,菜里油水大一点,能经常吃上白面馒头,时不时包顿饺子,变变花样,就觉得那是享福了。现在想想,真是心酸。为了让哥哥一家日子好得过一点,他宁愿回去再出一把力,而不顾自己已风烛残年。作晚辈的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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