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业已跻身国家战略，养老保险与延迟退休等议题更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2月26日，人社部部长张纪南、副部长游钧、李忠共同出席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就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话题回应社会关切。
针对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未来的发展方向，游钧表示，将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
在2020年减免企业社保费、同时连续第16年上涨养老金发放水平的背景下，张纪南称，通过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加大基金中央调剂力度以及建立定期调度机制等措施，确保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对于延迟退休话题，游钧指出，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匹配，不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不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未来将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沿革情况，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
大力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称“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游钧表示，我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三个层次中，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健全了，职工养老保险加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个平台，目前已覆盖近10亿人。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初步建立，并且在逐步完善，目前已经覆盖5800多万人。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出台。
2020年11月，在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第十五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表示：“第一支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来说基本都是现收现付的，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基金储备必须发展第三支柱和第二支柱，就是说，第三支柱和第二支柱是承载大规模养老基金储备的载体，这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游钧坦言，第三支柱在整个养老保险体系中目前还是个短板。
郑秉文称，造成第三支柱发展短板的原因主要包括税制环境不适应、经办手续繁杂、退休领取时个税比例相对较高、三大层次建设顶层设计不完善等。
郑秉文随即就第三支柱建设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是要加快第二支柱建设，因为个人养老金制度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建设关联紧密。比如，第二支柱要尽快引入自动加入制度，根据美国经验，美国第三支柱账户余额的绝大部分来自第二支柱的转移。
其二是应该尽快做好顶层设计，包括保险行业、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这三个领域的养老金产品协调和整合起来，做到税优政策的承受主体是账户持有人而不是产品或行业。
针对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未来的发展方向，游钧称：“总的考虑是，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出。”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社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张纪南表示：“全年减免社保费1.54万亿元，这里面大头是养老金，占到1.33万亿元，这为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稳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全国31省份均参照人社部与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以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以及对特殊人群适度倾斜等方式上调了养老金发放水平，这也是我国养老金连续第16年上涨。
一降一增之下，张纪南表示，确有少数省份存在养老金发放压力较大的问题。为此，人社部2020年针对养老金保发放，采取了3大举措，使1.2亿人得到实惠。
一是全面启动了省级养老基金的统收统支，加强省域内基金之间的平衡和调度。去年底，全国所有省份，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实现了省级养老基金的统收统支。
二是加大基金中央调剂力度。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我国从2018年7月起采取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各省以职工平均工资与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基数，按比例上缴资金作为中央调剂基金的来源，中央再按照人均定额拨付的办法全部拨付地方。
据张纪南介绍，去年企业养老金中央调剂力度的比例从3.5%提高到4%，全年调剂金的总规模达到7400亿元，跨省调剂的基金达到了1768亿元：“对于养老基金负担比较重的省就能起到调剂作用。”
三是建立了定期调度机制，确保发放及时到位。密切关注各地具体情况，及时进行调度。张纪南称，去年针对疫情较重的湖北地区，人社部以提前预拨养老调剂金，动用一部分养老基金储备等方式予以帮扶。
今后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张纪南另介绍了五个方面的情况，请民众放心。
第一，当期能平衡。2019年当期的结余是3400多亿元，在2021年1月1日起恢复养老保险的正常征收以后，人社部预判收支相抵以后也还会略有结余。
第二，历史有积累。我国养老基金累计结余现有4.7万亿元。
第三，财政有补助。中央财政对养老基金的补助力度持续加大，去年达到了5800多亿元，并重点向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
第四，增值有渠道。结存的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目前委托资金已经达到了1.2万亿元。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保值增值。
第五，长远有储备。全国的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的权益已经达到了2.4万亿元，2000年建立的时候是200亿元，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这个基金还在不断充实和扩大。
张纪南表示，在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人社部正加快研究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将进一步提高养老基金的抗风险能力。
正研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另一重要举措。
我国现行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发布会上，游钧指出，退休年龄总体偏低的问题十分突出，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
一是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匹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建国初是40岁左右，到2019年已经提高到77.3岁。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更高，已经超过了80岁。
二是不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到2019年底，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8.1%，预计“十四五”期间，我们的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这样的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影响深远。
三是不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以上，并且减少幅度在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
四是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我国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也在不断延长，已经达到了13.7年，人们开始工作的年龄相应推后。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平均的工作年限自然就会缩短，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人力资本利用率的下降。特别是在高校、医院、科研机构和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学历人员集中的行业和单位，情况尤为突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游钧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近几十年来，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退休年龄，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都在65岁以上。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则从养老金发放的角度看待延迟退休政策。她此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1963年是我国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当年出生了2934余万人，创建国以来的新高，而上世纪整个60年代的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500万人。到2022年底，1963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就将陆续达到退休年年龄。
杨燕绥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将退休时间与领取养老金时间的两个概念区分开，明确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国家要参考全国各省标准，参考世界上与我国经济水平以及老龄化程度相似国家的标准，调研领取养老金居民的余寿，同时根据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减去领养老金居民的余寿，确定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早于此年龄退休的，按比例减少领取养老金；迟于此年龄退休的，按比例增加领取养老金，这就是所谓的‘早减晚增’养老金发放机制。”
针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游钧称，方案将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沿革情况，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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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悟，实习生陈莹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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