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物价那些事
民国的物价计算其实没那么简单。大部分时间里银元作为主要货币进行流通。但是架不住各省军阀的私心以及对金融的掌控权，所以各地发行的钞票，以及后期发行的法币。银元在那个时代其实身份越到后期越尴尬，曾一度提出禁用但是一直没有禁绝。而法币又快速贬值，银元快速升值，导致各个时期法币和银元的兑换率都频繁变动，
一些民国回忆录里提到的物价：
上海物价
1911-1920年间：米价1斤0.034元；猪肉1斤 0.12-0.13元；白糖1斤0.06元；食盐1斤0.01-0.02元；植物油1斤0.07-0.09元。
1920-1926年间：米价1斤0.059元；猪肉1斤0.14-0.15元； 白糖1斤0.07元。
1927-1936年间：米价1斤 0.064元；猪肉1斤0.20-0.23元 白糖1斤0.10元；食盐1斤0.02-0.05元；植物油1斤0.15元。（其中，1927年金价每两37元）
我们知道一个大洋就是一圆，字面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但一个大洋的购买力绝不仅是一块钱，要知道民国还以厘、分来计算价格，一圆已经是相当大的面额了。
所以，如果以猪肉购买力来作为这算标准，上海的物价纵向比是呈现一个稳步上扬的态势的。
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广州市政府刊登了一份《广州市零售物价表》，上面提到：新兴白牌大米1斤0.11元，牛肉1斤0.6元，瘦猪肉1斤0.9元，菜籽油1斤0.33元，咸鸭蛋1个0.02元。
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在北京(北平)的物价普遍比上海低些，20 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但是，当时北京的猪肉是1斤0.13元。
换言之，当在北京1个银元能买8斤左右的猪肉的时候，上海1个银元能买4-5斤猪肉的时候，广州却物价更显得高些。即便如此，大城市如北上广，民国时期猪肉也不是一般人饭桌的首选。但餐桌上的“二师兄”踪影一旦出现就不一般，甚至变幻出花样来。
说一道民国的美食
什么菜最能代表春天？最经典、最好吃、最不容错过的春季时令菜，还是这道“腌笃鲜”。有几年，北京的好友来上海，特地点名要找家本帮的餐馆吃腌笃鲜。
当浙江嫩嫩春笋的上市季节也就是腌笃鲜粉墨登上餐桌的时候了。灵魂主角必须是身材纤细苗条的春笋，选一块长得匀称的五花肉、备上一块南风肉、再配上些百叶结……一顿文火慢煮个几小时，光想想就已经是口水四溢。
偏偏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好不容易到手的春笋缺因为保存不当，深深就与这道春季美食错身而过……
“腌”是盐腌制肉类咸肉、火腿，上海方言念“yī”，桐乡方言却作“ái”，则是吴语中典型的ai与yan不分的缘故。
“鲜”可不仅仅是指这道菜口感鲜美，也有指的是食材中有新鲜的肉类。
“笃”是用小火慢炖之意，说它是煮食时“咕嘟”拟声也是有趣的。
在大多数江浙人民的认知里，腌笃鲜的固定班底就是咸肉、春笋和百叶结。有意思的是，腌笃鲜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老方子”。
清代食笋，《闲情偶寄》中便有“笋肉齐烹，合盛一簋”的做法，用肥猪与笋共煮，待熟肥肉全部要去掉，李渔夸赞：“此制荤笋之大凡也。”清代画家金农也曾道：“夜打春雷第一声，满山新笋玉棱棱。买来配煮花猪肉，不问厨娘问老僧。”或许是腌笃鲜最初的模样罢。
有人说“腌笃鲜”是上海菜。而安徽人不服哦!传说左宗棠去拜访胡雪岩,而他家别的没有,火腿超多,于是把本家的家乡“腌笃鲜”做了改良。在安徽菜里,做这道菜是用腊肉炖的,胡雪岩把腊肉换成火腿,加入春笋,炖出来招待左宗棠…后来因为左宗棠升官去了上海,也在上海做这道菜,因此成了上海菜。
在民国时期留下的菜谱中，白菜、萝卜、冬瓜、蚌肉等，全都可以作为腌笃鲜的原材料。汪曾祺的《肉食者不鄙》中：“（腌笃鲜）上海菜，鲜肉和咸肉同炖，加扁尖笋”。而蔡澜的《问老僧》写道：“腌笃鲜就是笋尖干，亦叫扁尖，得和春笋一起煲”。
这道家常菜民国上海本地饭店也有卖，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也提到过“老正兴”饭馆里的售价：“当时物价生煸草头是铜元八枚、腌笃鲜小洋二角半……”所以，进入菜馆的美食，多少也算是在银元时代上档次的菜肴了。
—— 评级布道者 中式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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