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家族是对欧洲中世纪影响最大的名门望族之一，该家族起源于公元6世纪法兰克王国的阿尔萨斯公爵一系，公元10世纪左右迁移到瑞士南部并在那里建立起了赫赫有名的“鹰堡”(哈布斯堡)。纵观欧洲主要国家在中世纪晚期的国王与贵族名单，我们能很清楚的发现，不少人都是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名贵，其中尤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为突出。
1519年，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登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成为了当时欧洲拥有最多领土、最多荣誉头衔的皇帝，他不仅仅要兼任西班牙国王、尼德兰国王、那不勒斯国王，还要负责管理西班牙地区的海外殖民地，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如此繁多的事务让查理五世感到力不从心。
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他将自己的弟弟斐迪南分封为奥地利大公，并且通过《布鲁塞尔条约》正式确定了斐迪南对奥地利的家族继承权，以便自己从复杂的家族关系之中抽身。从此，斐迪南一世成为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新任掌权者，他立志要以奥地利公国为中心，建立一个“哈布斯堡君主国”，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东南侧的重要屏障，从而答谢哥哥的恩情。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忧外患就在公元1522年斐迪南一世成为奥地利大公的同时，来自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了整个欧洲威胁最大的敌人，他们使用巨炮轰塌了巴尔干半岛的军事重镇贝尔格莱德的城墙，使得奥地利公国的近邻——匈牙利王国的门户洞开。5年之后，匈牙利与波希米亚的国王路易二世，也就是斐迪南一世的妹夫在莫哈奇战役之中全军覆没，他本人也伤重不治，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国家的国王位置出现了空悬。
此时，斐迪南一世利用之前匈牙利与波希米亚的婚姻合约关系，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国家的王位，从而宣告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正式成立。但是，新生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政权并不稳定，斐迪南一世刚刚上位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威胁：
从“内忧”方面来看，斐迪南一世对领地内的话语权实在有限，这一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封建领主制。由于城堡和领地界限的存在，他所统辖的领地陷于分裂，奥地利公国、匈牙利王国都是多民族的混合国家，因此各王国议会拥有极大的的权力，这就导致斐迪南一世很难对松散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实施有效的管理。
因此种种怪相就出现在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尽管在当时波希米亚的首都布拉格，斐迪南一世被王国的等级会议推举为国王，但是波希米亚王国下辖的数个州，它们却公然联合起来反对布拉格的会议决定，搞得斐迪南一世十分狼狈。不得已之下，他只能亲自前往布拉格，宣布会维持匈牙利与波希米亚王国的统一与自由(此时匈牙利国土的大部分已被奥斯曼土耳其夺走)。
除此之外，奥地利公国的哈布斯堡贵族们并不喜欢自幼在西班牙长大的斐迪南一世，甚至在1522年发动骚乱，图谋另立新君，尽管斐迪南一世将其迅速镇压了下去，但是由此也能够看到斐迪南一世此时对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控制力度的微弱。
而从“外患”方面来看，莫哈奇战役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匈牙利王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一方面需要应对奥斯曼人所扶持的傀儡国王约翰·扎波利亚的骚扰，而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不断向西推进，甚至在公元1529年包围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首都维也纳，形成了第一次“维也纳之围”，使得斐迪南一世险些亡国。从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中，奥斯曼土耳其多次大规模进攻哈布斯堡君主国，使得斐迪南一世常常夙夜难寐。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如何将国家整合成一个具有强烈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摆在了斐迪南一世的面前。
斐迪南一世对中央集权机构的重建面对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外极其复杂的环境，斐迪南一世意识到要想加强自己对领土的控制权，就必须从自身所在的奥地利大公国进行一场彻底而强硬的变革，通过对哈布斯堡君主国中央集权机构的重建，来树立自己对国家的绝对权威，这些改革尽管首先从奥地利公国发起，但是实际上也对匈牙利以及波希米亚具有同等的效力。
公元1522年，奥地利公国首都维也纳爆发了大规模反对斐迪南一世的贵族骚乱，在使用强硬手段镇压叛乱之后，斐迪南一世趁机剥夺了维也纳城市的自治权力，并且收回维也纳城市的最高立法权、司法审判权以及铸造货币权，从而控制了首都维也纳的政治局势。随后，斐迪南一世开始重新组建中央集权机构，其中枢密院是他的得意之作。设立在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枢密院由6位枢密院顾问官组成，他们主要负责王国的财政政策、军事行动、外交政策等方面，对斐迪南一世直接负责。
除此之外，斐迪南一世还重组了王国的司法机构，在维也纳设立的宫廷会议厅与宫廷司法处是奥地利公国的最高司法机构，他们除了负责审理奥地利公国内部的重要案件之外，还间接负责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地区的财政监督。虽然由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贵族的强烈反抗，斐迪南一世在库特纳霍拉或者布拉格无法复制维也纳的宫廷会议厅，但是他的司法改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在军事与战争方面，由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军事威胁，斐迪南一世不得不长期维持国家的紧急状态，这就使得他希望通过设立一个常驻机构来彻底解决国家内部的征兵征粮问题。经过斐迪南一世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1556年在维也纳设立了最高战争会议，该会议由6位军事顾问组成，负责全权指挥王国军队与奥斯曼军队的交战事宜。除此之外，它还负责对军工厂的生产控制以及对军队后勤的保障工作，这就使得斐迪南一世能够通过最高战争会议控制全国的军队行动部署，并且最终在漫长的消耗战之中取得了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胜利。
除了在宏观上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调整和重构之外，斐迪南一世还对自己以及近亲属严格要求，以自身的表率行为赢得了王国内部人民的民心。为了能够和匈牙利等多民族人士进行流畅沟通，他严格要求自己和他的儿子们刻苦学习多种民族语言，使得自己的家族更容易被主流上层社会贵族所接受。最终，斐迪南一世的努力没有白费，已经度过千年、日渐夕阳的哈布斯堡家族在他的手中重新振作起来，直到拿破仑到来之前，哈布斯堡家族在中欧地区的统治力是无可撼动的。
斐迪南一世对匈牙利、波希米亚地区的君主集权匈牙利与波希米亚王国作为后加入的一部分，与奥地利公国之间的关系算不上过于亲密，只是因为斐迪南一世与两国之间有姻亲关系，因此他才获得了这两个国家的统治权，这样的权力获取方式难免让当地人心生不满。在位期间，斐迪南一世通过各种手段，在削弱匈牙利与波希米亚王国地方权力的同时，直接加强了自己对两国地区的君主集权。
首先对于匈牙利地区来说，由于这一部分领土位于奥斯曼土耳其侵略军的正面战场，因此斐迪南一世清楚的认识到，争取匈牙利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他还不能使用太过激进的手段夺取匈牙利王国的继承权，因为此时奥斯曼帝国扶持的以约翰·扎波利亚为首的匈牙利傀儡政权严重威胁着他对于匈牙利地区的统治。
故而他只能循序渐进，通过软磨硬泡的手段，迫使匈牙利议会在1547年承认他对于匈牙利王权的世袭继承权，这得益于奥斯曼人在匈牙利王国占地区之上的直接统治。为了加强对匈牙利地区的控制，他废除了匈牙利地区的首相职位，并且直接指派维也纳的多位高级官员分摊处理匈牙利地区的事务，从而一步步将他所统治的匈牙利地区纳入自己的核心控制版图之中。
而相对完整的波希米亚王国却不时爆发反对斐迪南一世的叛乱，特别是1548年在波希米亚王国的政治中心布拉格爆发的新教叛乱尤为严重。为了镇压这次叛乱，斐迪南一世借用了哥哥查理五世的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平息了这次变乱，并且趁机剥夺了一些叛乱贵族的政治地位，并且随后在布拉格宣传自己拥有波希米亚王国的完全控制权。次年，斐迪南一世设立波希米亚枢密院，直接掌控了波希米亚王国的货币铸造权与财政监督权，使得波希米亚完全屈服于自己绝对的君权之下。
斐迪南一世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在内部四分五裂、外部遭受奥斯曼帝国武力威胁的困境之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开创者斐迪南一世当机立断，通过改革政治与军事机构强化了自己对于整个王国的控制力度。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斐迪南一世成功利用外部的政治压力，将奥地利公国、匈牙利王国与波希米亚王国成功融合为一体，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且确保三个国家的君主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是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之下，斐迪南一世推行的中央集权政策使得哈布斯堡的向心力变得更加强大，成为了西欧地区防备奥斯曼帝国东侵的战略屏障。无论是在1529年还是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奥斯曼帝国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终只能止步于多瑙河流域。而因为抵抗奥斯曼帝国获得巨大荣耀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也声名鹊起，在公元16-18世纪成为了中欧地区首屈一指的政治实体，这一切都和斐迪南一世的中央集权制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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