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55年1月周恩来总理设宴为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饯行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评价周总理：“与周恩来相比，我们就是个野蛮人。”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之初，外交工作尚属于从零开始，就连专门的外交人才也很缺乏，为此不得不将黄镇、耿飚等将军派遣出国，黄镇、耿飚等后来也有了“将军大使”的美誉。
“不卑不亢，有礼有节。”
无论是对热情友好的朋友，还是不怀好意的质疑，周总理总是能够想出各种的应对方式，他的机智也赢得了各方的美誉。
作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奠基人，周总理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即便是后来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以后，周总理依旧重视外交工作，也正因为周总理重视礼宾工作，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朋友遍天下”。
周总理罕见的大发雷霆周总理待人宽厚，一向都是温文尔雅，但唯独在涉及到外交工作上，曾有几次大发雷霆。
新中国建立之初，尽管外事工作一片繁忙，但在许多人的心里，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外交礼仪这根弦儿，许多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不注重外交礼仪，对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周总理没少为此操心。
1951年1月1日，外交部交际处提交给周总理一份报告，报告内容指出：
“匈牙利驻华大使宴请我某部一位副部长，该副部长竟迟到两小时。还有，我有关单位的人，收到驻华使馆宴会请柬，因事不能出席，事前不通知，事后不道歉。有的负责干部收到请柬，随便派人代替自己出席，使宴会主人很不高兴。”
图|周总理
针对外交上有失礼节这样一种现状，1951年1月，周总理知识外交部和国家典礼局（1958年撤销）制定了《对外宾交际须知》。
尽管已经制定了种种严格规范，可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外交上有失礼仪的举动。
1956年2月9日，周总理、罗瑞卿、刘亚楼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到机场欢送到中国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
宾主之间其乐融融，相互拥抱、握手后告别，从刘亚楼、罗瑞卿的眼神中，彼此可以看出一点轻松的神情。
事实上当时参加欢送的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出轻松的样子，西哈努克亲王的飞机起飞以后，在空中盘旋，周总理尚站在原地一直等着，可在现场却有人已经按捺不住，起身离开。
众人之所以如此胶着，是因为当天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即将举行一场足球赛，是中国队对印尼队，许多人生怕去得晚了，赶不上球赛。甚至还有人小声笑着，议论着即将举行的球赛。
周总理看着眼前这种情况，顿时有些不高兴，要知道当时在现场的，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欢送的外国使节，当着客人的面，周总理实在是不好发作，只好吩咐秘书，将所有离开的人全部都截住，一个也不准离开。
看着飞机一点点的盘旋离开，外国使节也都各自离开了机场，周总理这才叫住众人。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图|1956年周总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访华
正有说有笑走过来的罗瑞卿、刘亚楼愣了一下，一看周总理的脸上严肃的表情，几个人立即意识到，自己可能犯错了。
罗瑞卿、刘亚楼一个个站直了身子，没敢再说话。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客人还没有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样？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仪。”
周总理一连批评，在场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周总理的批评教育。
这还没有完。
1956年5月9日，外交部便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接待外宾注意事项》，对各种应该出席的外交场合中应该注意的礼仪，均作了严格的规定。
如迎送贵宾演奏国歌时，应该肃立，脱帽、行军礼；贵宾飞机起飞或专车开动时，应挥手致意；在送行的主要领导同志和各国使节未离开时不要先行离场等等。
周总理不仅仅是这样严格规定了，同时也是这样做的。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
图|在亚非会议休息期间，各方人士请周恩来签名留念
在中国邀请下，与中国建交的世界各国都派出了代表团，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11个，其中党政第一把手率团的有：苏联赫鲁晓夫、越南胡志明、朝鲜金日成、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提尼、蒙古泽登巴尔；亚非国家的政府代表团8个，非执政的兄弟党代表团49个。
尽管周总理日常工作十分忙碌，但他还是专门抽出时间，亲自安排国庆活动的具体细节，就连招待会上前三桌的座位位次，也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
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马保奉，就曾在外交部档案馆中，看到周总理用红蓝铅笔勾画和书写的座位图原件。
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外交场合，周总理均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守外交礼节。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迅速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我国也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做法，比如夹道欢迎。
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理苏加诺访华，不仅有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北京市也组织了11万群众夹道欢迎。
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也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彻底打开了局面。
到了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决定取消夹道欢迎，周总理为此还专程给外宾解释了原因：
“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一些外宾受不了，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他坐着敞篷车，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凉；第三，坐一般轿车，则会显得和群众有隔阂；第四，我方领导人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
图|1963 年12 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埃及时，与纳赛尔总统在埃及参观
1972年1月31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访华。
考虑到1月30日晚突降大雪，气温骤降，中方取消了夹道欢迎仪式，布托抵达北京后，周总理在接待中还专门向布托做了解释。
尽管如此，布托还是通过下面的官员反应，希望能够在离开北京时，补一下，以示两国友好，消除外界误会。
周总理考虑后，决定答应这一请求。
2月2日，周总理与布托一同登上敞篷车，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周总理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况且在寒风凛冽的天气里，乘坐敞篷汽车，周总理年龄也很大，实在是不应该再坐在敞篷车里。
可尽管这样，周总理却依然答应了朋友的请求，敞篷车绕行天安门广场后，缓缓驶入东长安街，周总理始终保持微笑，挥手与街道旁群众示意。
布托总统对中方的安排十分满意，事后对周总理表示了感谢，并盛赞此次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有困难为何不报？”曾在外交部工作的李家忠曾回忆起两次接待越南总理范文同的往事。
1964年9月底，越南总理范文同率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五周年国庆典礼。
活动结束后，范文同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继续留在中国并在各地进行考察，并由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亲自陪同，外交部国际司一位副司长以及亚洲司一名处级干部，也随同一起前往。
尽管临行前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但仍不可避免的是忙中出错这一情况。
范文同结束在上海的行程后，在中方安排下启程前往杭州，原定行程中的交通工具原本是飞机，考虑到上海距离杭州较近，乘坐专列只需要1个小时，而且还可以在火车上，一边品尝上海的风味小吃，一边饱览铁路两旁的江南景色。
范文同等越南来的客人，对中方安排的行程也表示满意，征得客人同意以后，中方工作人员随即安排布置，令客人下榻的锦江饭店，准备早餐食材等事宜。
原本计划中并未出现纰漏。
图|周总理与范文同（右一）等人合影
10月4日上午8时，范文同乘火车离开上海，车站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火车开起来以后，宾主之间照例进行友好的交谈，并通知火车上的厨师准备早餐送上，哪知这时变故却来了，早餐等了十多分钟，也不见端上来。
工作人员询问列车上的服务人员，服务人员却说：“从来没有接到通知，要在列车上用餐。”
就在大家都急得不可开交时，那位负责早餐的处级干部一拍脑袋：
“我忘了通知锦江饭店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本应该在前一天晚上，就通知锦江饭店准备好早餐，并在第二天提早把准备好的早餐端上去，可也许是太忙了，这位干部竟然忘了通知饭店。
范文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脸上露出茫然的神色，中方工作人员始终很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好在罗贵波是老红军出身，见多识广，他仿佛定海神针一般，快速安抚了众人的情绪，并询问列车服务员：
“车上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列车长告诉罗贵波：“只有生大米，咸菜和几个鸡蛋。”
图|范文同
在罗贵波的安排下，没过20分钟，客人面前就摆上了早餐，两碗大米粥、一碟咸菜、一盘煮鸡蛋。尽管范文同似乎并没有察觉出来有什么问题，依旧笑容满面，但当时中方工作人员的尴尬可想而知，因为食材不够，做好的早餐仅够客人食用，中方人员只能站在一旁尴尬的看着。
尽管危机安然无恙地解除，可是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那名处级干部回去后也写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周总理对这件事什么态度，我们无法得知，但是据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得知此事后，还发了很大的脾气。
可在接待越南总理范文同这件事上，后来还出了一件事，令周总理十分生气。
1966年6月，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中国访问，原定是由周总理到机场迎接，可因为有事，于是就改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李先念陪同范文同以及越南代表团抵达钓鱼台国宾馆3号楼住下，范文同之前几次访华，对钓鱼台国宾馆的整体布局并不陌生，见这次安排的住房较小，于是小声的问了身旁的越南大使陈子平：
“这是几号楼？”
陈子平告诉范文同：“这是3号楼。”
范文同点点头，没有再问。
尽管客人并没有质疑这次安排，但是下午周总理来到3号楼会客厅时，却对安排越南代表团住在3号楼表示不满，立即找来了负责接待的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询问。
图|周总理访问埃及期间，为外国友人签字
原来当天钓鱼台国宾馆已经住满了，就连原本的3号楼，也是请陈永贵当天上午搬出去以后才空下的。
“为什么不住在6号楼？”
周总理问了一句
礼宾司副司长告诉周总理：“6号楼安排了巴基斯坦议长，考虑到巴基斯坦是友好邻邦。”
“你们怎么不想一想，越南不仅是友好邻邦，还处于抗美前线。”
周总理有些愤怒，这周围的人不敢说话了。
隔了一会儿，周总理才又问道：“为什么不安排8号楼？”
周总理记得很清楚，1964年范文同访华，就是住在8号楼。
“8号楼里住的是江青同志。”
周总理沉吟一阵，随后质问：“有困难为什么不报告，不把矛盾上交？”
这位礼宾司副司长面露难色，没有再说话。
事后周总理表示，他会与江青亲自协商这件事。
经过周总理做工作，江青后来搬出了8号楼，周总理立即安排将范文同安排到8号楼居住。
那位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亲自向范文同表示了歉意，并恳请他搬到8号楼，他还告诉范文同，自己因为这件事已经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
范文同十分感动，立即托这位副司长转告周总理，对周总理的盛情招待表示感谢。
周总理陪同黎笋、范文同亲访延安1973年6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总理范文同率领代表团赴中国访问。
听闻这个消息后，周总理不顾劳累，执意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图|1973年6月周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赴延安参观，在宝塔下与工作人员合影
事实上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不好，心脏病、膀胱癌等各种病症将周总理折磨得瘦了一圈，尽管如此周总理还是忘我地工作着，而接到消息的时候，周总理才刚刚结束休息，从玉泉山治疗结束后回到了西花厅。
越南代表团的飞机落到北京机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一点钟，周总理这时还没有睡下，在秘书的提醒下，周总理洗了把脸，刮了刮胡子，然后便匆匆赶往会场。
范文同一行来中国的目的并不单纯，而是想让中国为越南提供帮助，当然帮助归帮助，本身这个要求并无可厚非，但越南一方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予以81亿元的经济援助。
周总理一听这个要求，就感觉到了越方是在狮子大开口，8年来81亿元援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二来这个数字并不符合越南发展的实际需求。
尽管客人提出了要求有些许过分，但本着外交礼仪，周总理并没有当面拒绝，而是提出了折中方案：
“从越南的实际情况来看，恢复和发展经济一年是做不得到的，要用几年的时间计算。因此现在先定金额为25亿元（包括外汇1.3亿美元在内）的援助计划，然后在分类计算。”
周总理的身体十分疲惫，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说服越南方面接受这个建议。
会谈结束后，周总理松了口气，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并向毛主席提了自己的想法：
“主席，我想去趟延安，看看当年帮助过我们和红军战士的老乡们过得怎么样了，而且我也想念延安。”
图|1973年夏天，周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延安，访问队伍到达延安时的情景
1973年6月9日，周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启程赴延安。
尽管事先并未通知延安的百姓，但延安十数万群众，还是自发地涌上街头，迎接周总理的到来。
越南副总理黎毅清更是感慨地说：
“看得出来，延安人民是在欢迎周总理。”
抵达延安后，周总理将最好的房间安排给越南来的客人，并亲自制定了行程规划，周总理陪同客人参观了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的旧居以及延安革命纪念馆。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周总理看着1949年10月20日毛主席写给延安人民的复信时，不由得对着身边的客人感慨：
“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
当晚，延安宴请越南来的客人，酒过三巡后，周总理端着酒杯站起来对大家说：
“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要当众作自我批评。”
图|周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一起深入到延安群众中了解情况
尽管周总理来延安的时间很短暂，而且此行的目的只是陪同外宾参观访问，但延安群众的生活，还是让周总理十分挂念，周总理去世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当两万元稿费送到邓颖超手中时，邓颖超却对周围的人说：
“恩来在1973年去延安时的一段话，中心意思是当时延安人民的生活艰苦，今天虽有变化，但仍不平衡。这些变化恩来是看不见的。把稿费送给延安，让他们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钱虽然不多，算是替他圆了一个心愿。”
就这样，两万元稿费全部都寄给了延安。
周总理致力于外交工作几十年，始终勤勤恳恳，尤其是在外交礼节等一系列问题上，周总理始终致力于展现国人良好的形象，为中国走向世界奠定基础，周总理伟大的一生，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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