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贤亮
暑假结束以后的新学期，我换了一所学校。妈妈说我已经是中学生了，不能象读小学那样，随便哪个小学都行。妈妈说这所中学是所著名的中学，她还是托了人说情才把我送进去的，因为象这样著名的中学一般是不收插班生的。妈妈叮嘱我好好上学时，又象惯常那样含着眼泪。我害怕看她的泪眼。妈妈平时是喜欢笑的，只要她眼睛里涌出了泪水，那就说明她和爸爸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事，但总是些可怕的事吧。她每次用泪眼望着我，我总扭过头去，回避她的目光，心一面别别地跳着，一面向往着外面大好的春色。那时，柳树早已垂下了嫩绿的枝条，庭院里的两株桃树也开出了一簇簇粉红色的花；我们院子里还有一株粗大的古槐，那上面经常停憩着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我要出门时正叽叽喳喳地叫得热闹哩。
说实话，我不是个好学生，所以在妈妈那对似乎表达出要把她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泪眼面前，我浑身都感到不自在。我最羡慕的是不上学的人。在上学期，还是在原来那所中学里，有一次国文老师给我们出了个作文题目，叫《我的志愿》。国文老师讲解说，出这个题目是要我们写我们希望自己将来当个什么样的人，并且要当堂交卷。我握着笔苦思冥想，把十个手指尖上的死皮都啃光了之后，才发现没有一种体面的职业不需要经过上学这一关。我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紧张，感到了做人的艰难。天啊！如果我能够象《侠隐记》里的达特安那样多好，那我就可以成天舞枪弄棍了。因为火枪手的职业就是击剑骑马，行侠仗义；《侠隐记》里面的三个火枪手——达特安、阿拉密和颇图斯似乎都没有上过学，但他们一样能够包打天下，成为英雄。
虽然我有时也跟别的孩子打架，但其实并不喜欢舞枪弄棍；我喜欢一个人坐着、走着或躺着——怎么说呢？用妈妈的话来说最确切了，叫“瞎想”！我在灯下做作业的时候，只要我眼睛一愣神，妈妈就能看出来，她就要用她那修得很好看的手指戳我的脑袋：
“又瞎想了！”
的确是“瞎想”。我总想象自己是个英雄：我有一条三桅帆船，船尾飘扬着黑色的骷髅旗，在海上乘风破浪，所向无敌。我把这艘船起名叫“黑天鹅”。我呢，一身好莱坞武星范朋克式的海盗打扮：腰前别着燧发手枪，胯上挂着长剑，穿着紧身裤，足蹬高统靴。我站在高高的船头上：
“收紧三角帆！”
“左满舵！”
“右舷炮准备——放！”
我的水手们在甲板上忙碌，在我的指挥下跑来跑去，个个汗流浃背。随着我的一声“放！”一艘法国商船顿时着起了大火……
但每次都是想到关键时刻，就被妈妈的手指头戳醒过来。原来我还是一名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面前还有一道一元二次方程式要我去解哩。
换了学校，我却觉不出有什么好来。老师的面孔变了，似乎普遍比原来中学的那些老师年纪大，但课程还是那些课程。我是插班生，课堂上坐着的同学我都不认识。而且，这所学校的同学好象都有点排外，没有一个主动和我打招呼的。我感到陌生和孤独。
所好的只是我换了一条路去上学。新的路途就是我新的天地，在我心里激起对种种不同景物的新鲜感。
没有一座大城市比南京市更象乡村了。从家里出去，经过一段有茶馆、杂货铺、茶叶店、荐头行和几家作坊的街道，就立刻投身在一片绿油油的菜地中间。这时节，油菜花正开，放眼望去，四处是浓得化不开的金黄色。蜜蜂嗡嗡地叫着，别的虫子嘤嘤地叫着，在我周围乱飞乱撞。油菜花并不香，但有一股熏人欲醉的春天的气味。这气味无法形容，却能使人的活力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刺激，从而骚动不宁起来。在这里，在这条路上，更便于我“瞎想”了：“黑天鹅”现在要驶向一座宝岛。那里有水手辛巴德埋藏的一堆珠宝。可是还有另一艘海盗船叫“白天鹅”的也向那里急驶而来，眼看一场火并就要开始了……
我多数是胜利者，但也有失败的时候——老是胜利也不象话。有一次，我一个人和五个法国人斗剑——奇怪！我的敌人总是法国人，终于寡不敌众，被法国人在胸脯上刺了一刀。伙伴们把我抬下去。我躺在底层的炮舱里，我的伙伴们还在甲板上和敌人搏斗。我感到那时就象这时在学校里一样，孤独而又寂寞。想一想，受了伤，胸膛上流着鲜红的血，在炮舱里虚弱地躺着，这时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突然想到，在这种情景下，身边最需要的是有一个美丽的姑娘一一电影里就是这样演的。
……金黄色的油菜地走过去了，爬上一道不高的土坡，就到了铺得非常平整的柏油马路上。从这里，被乡村截断的城市仿佛才续接上。向左一拐，顺着马路走上一条略微倾斜的坡，这就是那叫做“傅厚岗”的街道了。
这条街并没有什么铺面，两旁都是花园洋房。一株株法国梧桐在春天里也是那样老气横秋地伫立着，没有表情，没有音响，使我联想起在上海给有钱人看门的“红头阿三”。路面一直是倾斜的。“傅厚岗”好象是一个山坡。但从远处也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山，大约这就是地理书上所说的“丘陵”吧。
我不喜欢这条街，对一个其实已经破落了的世家子弟，它似乎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条街上没有黄包车，三轮车也极少，从我身边驶来驶去的都是黑色的小轿车。连早晨给各家各户送牛奶的都是原来日本人留下的那种三轮摩托。
这条街的第一家花园洋房的围墙是褐色的，墙头上嵌着密密麻麻的碎玻璃。那家的大门是铁制的栅栏，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水泥甬道和被银杏树遮掩着的乳白色的房屋。我一走上这条街就感到压抑，还因为这头一家门口的铁栅栏上就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这样写着：
“内有猛犬，切勿靠近！”
不过，所幸的是这条街并不长，稀稀落落地仅有几十座洋房，我很快就走过去了。它并不妨碍我“瞎想”。
……我身边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但我却想不出她应该说什么话，有什么样的动作。“瞎想”也失落了依据，象一群编蝠在暗夜中乱飞。
一个雾气刚散的早晨，我又走上了“傅厚岗”。我低着头急急地经过那“内有猛犬”的大门，往前没走多远，蓦地听到有个清脆的嗓音喊：
“小孩，小孩，你过来。”
我不由得停住脚步向后看了看。那声音不是发自那警告别人“切勿靠近”的人家，似乎是在那家的隔壁，那一座完全由铁栅栏围着的房屋里。这家的铁栅栏一根根地嵌在只有我腰那么高的水泥台基上，行人可以一眼望到里面有一个修剪得很整齐的花园。花园中间有一座圆形的花坛，栽种着丛生的月季，虬结的枝头密集地缀着淡红色的小花蕾。花坛后面才是那座两层楼的红色洋房。当我的眼睛四处寻觅的时候，我又听到了喊声：
“喂，在这里，小孩。”
那红色的洋房开着许多扇长窗，长窗四周镶着白色的宽边。在一株棣棠树旁边的窗口里，一个姑娘正向我招手：
“喂，来，来。”
我警惕地看看旁边那家的大门，谨慎地靠近铁栅栏，呆呆地从缝隙里望着她。
“有狗吗？”
“没有狗，绝对没有狗！”她断然地保证说。
但我仍迟迟疑疑的。
“喂，来呀，来呀！我叫你来你就来嘛！”
她的口气和手势是急不可耐的，还带着一种命令的意味。我以为她现在一定是需要人帮助。一个行侠仗义的“瞎想”又闯入了我的心头，我激动得心别别地跳，脸一下子涨得彤红：
“我怎么进来呢？”我握着铁栅栏紧张地喊道。
“喏，就在你右边那一格，你数到第三根铁栅栏，对，对，就是这根，你往上拔，往上拔……”
我用劲往上一拔，但并不费力地就把那根铁栅栏拔起来了。原来这根铁栅栏和水泥台基早已脱离，上面那两根固定栅栏的铁条，中间都有圆孔，栅栏可以上下地活动。
“对，对。现在你可以钻进来了。”她很高兴地喊道。
我先把书包扔了进去，头随后往里一钻。但在翻过台基的时候，我的脚背却在棱角上面刮了一下，刮得我好疼。我强忍住痛一瘸一拐地走到她的窗前。
“碰疼了吗？”她关切地问，“疼不疼？啊，疼不疼？”
“不疼，”我说，“真的不疼。”我还抬起脚让她看了看。但我自己却看见线袜已经刮起毛了，我更感到疼了。
“活该，笨手笨脚的，碰断了才好！碰死了才好！”她的语气突然一变，仿佛对我有极大的仇恨。那一个“死”字象一条蛇咝咝地在空气中游动。我大吃一惊，同时又感到委屈和疼痛，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我默默地转过身想朝扔在地上的书包走去。
“嗳，你别走，不许走！”她急叫道，“来嘛，来嘛，我给你看样东西。”
她的声音很尖利，但并不难听；即使骂我“死”时，也有许多撒娇的成分。总之，似乎她有一种非要人顺从她不可的力量，又把我拉回她的窗前。
“哎哟，不怕羞，你哭了么？”她嘻嘻一笑，“来，你过来，站近一点儿。哎，你爬上来吧，来，爬上来。”她拍拍窗台，命令我。
她不是需要人帮助。她好端端地坐在窗子里，看来完全没有一点危险，而是要给我看个什么东西，这又刺激起我的好奇心。窗台并不高，我一纵身，用手一撑就可以上去。我这样做的时候，尽可能不让她发觉地一抬胳膊，用袖子擦去了我脸上的眼泪。
“哎哟，哎哟，你别进来，不许你进来！”可是，我刚把上身探进窗口里，她便惊吓地叫起来，并不自觉地蜷缩了一下。我的腰担在窗台上，上下身都悬空地晃着，莫名其妙地不知怎么好。
“你就坐在这上面，”她又拍拍窗台，“就这样，这样坐着。”她用手指挥着。
于是我只好侧身坐在窗台上。现在我可以看清楚她了。她面容苍白，但的确很美丽；有一对大而亮的眼睛和很长的睫毛；她的鼻梁很细，我从来没有看过人有这么细的鼻梁，因而反把她年轻的、瘦削的脸衬得丰满起来。她的嘴极小，却轮廓分明，鲜红鲜红的，如同一只玄武湖里的菱角，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一头又浓又黑的长发，梳着两条发辫盘在头上，几乎使她瘦伶伶的脖子力不能支，但她的头却也转动自如。
她看起来不比我大多少，我顿时减少了对她的敬畏，开始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张望：她有个什么好玩的东西给我看呢？
“你叫什么名字？”
我随口告诉了她。
“你住在哪里？”
我又心不在焉地作了回答。屋子里没有什么稀奇的玩意儿，除了大沙发、小沙发、茶几和墙上挂的许多楹联、条幅外，就是地当中有一架很大的三角钢琴。我对那些楹联、条幅不感兴趣；我喜欢看画。我把眼睛收回来又看着她。
“你在哪里上学？”她继续问我。
“中学，喏，就是那边的那所中学。”
“哎哟哟，知道你是个中学生唦！”她做作地用眼上下打量我一番，含着笑讥讽我，“啧，啧，真了不起，好个中学生，听起来都吓人！”说罢，她扑哧地一笑，露出一口细密而又洁白的小牙。
我也羞赧地笑了。可是这一来却使我们之间的气氛起了变化，我涎着脸问：
“你不说要给我看个东西吗？是什么东西？”
她不停地绞着手中的小手帕，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朝我抱歉地笑笑，说：
“那是我骗你的，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我只是想跟你玩。”
我即刻兴味索然：跟一个姑娘家有什么好玩。我想跳下窗台去上学，她却一把握住我的手腕，既兴奋又神秘地说：
“你猜我怎么知道那根铁栅栏可以拔出来？嗯？”
“不知道，”我不由得也被她感染得兴奋了，马上联想到这里面也许有个侦探故事，“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
“我告诉你，”她竖起一根手指头，并且神经质地回头向空荡荡的房间看了看，“每天一大早，我都看见一个跟你一样大的小孩儿从那里钻进来，到我们家门口的奶箱里偷牛奶。嘻嘻，这事我们家谁都不知道，厨子都不知道。他们每天都奇怪，可我装作没看见。”
原来是这么回事，一点也不曲折。
“你为什么不喊人来抓他呢？要是我，我一下子就跳出去，这样一下，这样一下，”我威武地比划着，“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
“你真行！”她眼睛里闪现出敬羡的目光。这种目光大大地满足了我，我也不想走了。“你会打拳吗？”她兴奋地绞着手帕问。
“当然会！”我挺了挺胸，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唉！”她情绪蓦然低沉下来，微微地叹了口气，垂下头沉默了。我看见她瘦伶伶的脖颈，皮肤白得几乎透明，在颈椎处，有一个很大的骨节支棱着。她的娇弱使我不禁怜悯起她来，于是什么命令、叱骂、嘲笑似乎都可以原谅的了。
“你们家为什么不养条狗呢？象那家一样。有了狗，就不会有人来偷牛奶了。”
“不！我不要狗。家里人要养狗，我不让他们养。”她仰着脸，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笑道，“养了狗，你不是就进不来了吗？我早就想有个人来跟我玩。”
啊，她早就有了心计。这样，我倒成了她的同谋，同时又使我钻进别人家的园子这种行为涂上了一层电影上常演的浪漫色彩。我带着同谋者的那种心照不宣的笑容问：
“那么，你想怎么玩呢？”
“你不是会打拳吗？”她央求我，“你打个拳给我看看好吗？”
“打拳——那得两个人打，”我装着无趣的模样说，“一个人怎么打呀？”
但是，这时，大房间里不知放在哪个角落的一座自鸣钟猛地敲了一下。我吃了一惊：
“糟了，我要迟到了！”
我赶紧从窗台上跳下来。她想拽住我，她的指甲在我的手腕上划了一下。我觉得她的手指一定被我甩疼了。我回过头歉疚地一笑：
“再见！”
“滚！滚！”她又突地勃然大怒了，脸涨得绯红。“都走！都走！都去死去！都去死去！”
她的喜怒无常，一会儿友好，一会儿恶毒的性格使我惊愕不已。那个“死”字又象一条蛇在空气中游动。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安慰她：
“我下次来陪你玩，今天真的要迟到了。”
“那么，什么时候？”她又笑了。她笑起来当然比她骂人时好看得多，这时她的脸上有一种纯真的、和我年纪一般大的儿童的稚气。“你放了学来吧。”
“放了学不行，明天吧。”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跟她没有什么好玩，尽量想把约会往后推。
这天，我真的迟到了五分钟，老师罚我站在墙角。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反省自己，下定决心以后再不去了。
但是，“傅厚岗”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我免不了要从那扇临街的窗口过去。第二天，我听见她在那扇窗子里“喂、喂”地叫我，还喊我的名字。我向窗口里她的白色的身影笑笑，指了指前面，急匆匆地走了。第三天早晨，她手里晃着一本什么画报招呼我，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扒在铁栅栏上朝她喊：
“不行，我要迟到了。那天我就迟到了。”
“那么，你下午放了学来，好吗？”她举着画报说，“你看，我这里有好看的东西。”
下午放学，我又钻进了她家的花园，爬上了她的窗台。
“你看，这么多好看的画报，你看过吗？”她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摞美国电影画报。她笑眯眯地把画报捧到窗台上，一面哗哗地翻动，一面殷勤地说，“这些都是最新的，我妈刚从上海叫人带来的。我们一起看好吗？”
我津津有味地看起来。这些画报显然她都看过了，她并不和我一起看，而是在一旁唠唠叨叨地说：
“你知道吗？那天你说你要和人一起打拳，第二天，我把那个偷牛奶的小孩叫住了，想让他来跟你一起玩。可是那小孩却把奶瓶子一扔，跑掉了。今天早晨他也没有来。”
没有人来偷她的牛奶，她似乎感到很惋惜，我诧异地瞥了她一眼。
下午的阳光从棣棠树的枝叶间斜照过来，把亮斑洒在她有网眼的白色薄毛衣上。毛衣里是一件白绸衬衣，领口有一圈荷叶式的花边。太阳的亮斑和网眼交错在一起，在我眼里织成了一幅恍惚迷离的图景。而在这幅恍惚迷离的图景中又裹着她的实体：她的脖颈、她的肩膀、她两肩中间微微隆起的胸脯，这一切和跟我结伴的男孩子的形象是那么截然地不同，因而在我心中突然第一次萌动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后来她和我同看一本画报。她的小手在平克劳斯贝和拉纳·透娜等人的彩色照片上滑动。那是一双薄而细长的小手，手背里的青筋象叶片中的叶脉，纤细而又清晰可数；皮肤在棣棠树的阴影中发出一种令人觉得寒冷的冰的光泽。这使我又感到她似乎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肉体，而是神话电影中的一件精致的玻璃制品。
正在我们看画报的时候，门开了，进来一个穿蛋青色旗袍的高大女人。她看见坐在窗台上的我，把手一拍，大惊小怪地喊起来：
“哎呀！哪里来的野孩子，钻到人家家里来了。”
我窘得一时不知怎么好。她冷冷地扭过头去，撇着菱角般的小嘴：
“去去去！不用你管。他是我请来的。”
这个高大的女人还有一对高大的颧骨，一耸一耸地走到她的跟前。
“你请来的，你也不问问他是哪家的孩子。我们家是随便哪个都能进来的？”
在说话中间，这个高大女人想抚摸她的肩膀，但我看见她表现出很厌烦的样子，扭动着肩膀不让摸。
“哪家的孩子，哪家的孩子！他是狮子桥章家的小少爷。”
我并没有跟她介绍过我是什么“小少爷”，显然是她知道用什么话才能堵住这个高大的女人。果然，高大的女人一下子矮下去半截，在沙发上拿起一条勾花披肩围住她的双肩，临走时朝着我说：
“好吧，你在这里玩吧，可别淘气哟！”
她斜着眼盯着高大的女人出门，说了声：“讨厌！”又向我转过脸，用她那特有的神秘的表情悄悄地说：
“我告诉你，哼，他们都是装模作样地关心我，其实，我心里知道，他们都盼着我死，盼着我早死！”
说到最后，我看见她眼里涌出了泪花，说“死”字时咬牙切齿，一种不知是对谁的怨恨之情把她脸上的可爱之处一扫而光。我大为扫兴，又有点害怕，匆匆地告辞了。告辞时，她还一定要我答应下次再来。
回到家，吴嫂把晚饭都摆在桌子上，又挨了妈妈一顿骂，我暗暗发誓再也不去跟她玩了。
第二天，我象躲避那家的“猛犬”一样跑过她家一根根铁栅栏，也不顾耳边隐隐约约还听到她的叫唤。
下课以后，我发觉同学们都在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有的还看着我吃吃地暗笑。我意识到我一定有什么在他们看来很可笑的地方。我有点坐立不安。但我们之间还很陌生，并且我一来就带来了在小学里爱打架的坏名声，他们没有敢当面数落我。只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两岁的、和我一样也是从四川“光复”回来的同学没有顾忌，从我旁边走过时大喊大叫：
“嗬、嗬、嗬！爬到窗子上跟一个瘫子女娃儿吊膀子哟！”
使我惊愕的倒不是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而是“瘫子”这个词。肯定我在跟她一起看画报时被过往的同学看见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谁的视线都能透过铁栅栏看到那扇临街的窗户，奇怪的是同学们说她是个“瘫子”。上课后，我想起她不让我爬进房里去，想起我一直没有看见她的下半身，想起她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走动过，才恍然大悟：是的，她真是一个“瘫子”！
同学们嘲笑我，我却偏要去（这种性格使我倒霉了大半生）！同时，我觉得我去陪她玩更具有了一种使我激动的意义；如果我再不顾她的召唤，我的小良心就会感到不安。
下午，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又站在她的面前。
“我以为你不来了哩，”她脸上展开粲然的笑容，拍拍窗台，“来，还是坐在这儿。”
“我怕什么？我为什么不来？我要来的。”我说着，坐到窗台上，尽量掩饰住好奇地重新打量她。她今天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绸衣，领口上和袖口上都镶着很好看的花边，胸前绣着一朵红色的玫瑰。春深了，阳光越来越暖，在下午，甚至有点燠热，再加上她已经在这窗口等待了很久，她的身上、头发上，也和油菜地一样，散发出一种熏人欲醉的春天的气味。她的手、她的脖颈、她的面孔，在棣棠树半遮半掩的阳光中也泛出了淡红色，因而使她瘦伶伶的上身也变得圆润而具有肉质感了。不，她不是件玻璃制品，确确实实是个很美丽的姑娘。
然而，她又确确实实是个残废人，在我向她海阔天空地胡聊了一阵学校里的奇闻趣事以后，她又突然说到了死。
“你知道吗？”她又做出那种神秘的、仿佛这话只能跟我一个人说的表情，“好莱坞电影里有三十七种不同的死的样子。”她闭上眼睛，头猛地向下一垂，又抬起来，一会儿又向后一仰，随即慢慢地倒向一边，还微微地张着嘴。“这是两种，”她解释说，”还有……”她接着表演其它种种死的姿态和面部表情：一只手捂在胸前，表示中了枪弹或是害了心脏病；一会儿又用两手在胸前抓搔，上身剧烈地扭动，两眼睁得大大的，表示服毒而死的情景。
她使我害怕得不敢动弹，当她两手交叉地合在胸前，闭起眼睛，长时间地屏住呼吸，表演一种视死如归的平静的死法时，我还以为她真的死了。我喊叫了一声，并伸出手摇晃着她：
“喂，喂！你不要死好不好？你不要死好不好？”
“傻瓜！”她中断了表演，睁开眼睛，抓住我的手，露出一种怪样的微笑，“我这是假的，是做给你看的，你都不懂！”一会儿，她掰开我的手，把我的手展平，抚摸着我的手掌轻声地说：
“你挺好，你不愿意我死……”
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却只能枯坐在这窗口边，不能到春天的阳光下、到田野上、到大街上去跑。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在我心底油然而生。我想让她过得快活一点，不要成天想着死。死，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死。我以为我是不会死的，但从别人家死了人的情况看，死一定非常可怕，不然为什么死了人的人家都要拼命地哭呢？
画报已经看过了，我的胡聊也扯完了，打拳又没有对手，但我想到有一个使她高兴起来的绝妙的玩法。
我们家隔壁，是一座用木板和竹子建造起的两层简陋楼房。楼房的样子象一个火柴盒，里面的走廊两边隔成象鸽子笼般大的一间间小房。给我们家烧饭的吴嫂说，住在里面的都是从山东和苏北逃来的财主。可是妈妈绝对禁止我去玩。妈妈说：“哼，那都是些逃亡的财主，现在又没有职业，什么坏事都干。你看那些人，就在走廊里烧饭，要失起火来，真把我们左邻右舍害死了。”妈妈不禁止还罢，她一禁止我却偏偏去看了一趟。原来，那里的人都有各自赖以糊口的门路：有的在街头摆棋摊；有的在新街口、鼓楼一带耍魔术；有的卖“大力丸”；有的到处拾烟屁股，剥开来，用手工卷烟机制成一种叫“合众牌”的香烟卖；还有的夹着一把胡琴泡茶馆，也不知是干什么的。总之，那里有五花八门的玩意儿。那些“逃亡地主”一清早出门，游街串巷，撒遍了半个南京城，傍晚回来，聚在摇摇欲坠的木板楼里，吹拉弹唱，吵吵闹闹，常常使坐在灯下做作业的我神往。
我要去学一样玩意儿表演给她看。
我去的时候，各家各户正在做晚饭，整幢楼里烟雾缭绕，的确有失火的危险。“财主”们都回来了，走廊里、各个房间里都是人，象一窝到处乱窜的老鼠。我挨个门都看了一遍，方便的是这幢房子里的门全没有门扇，只用破布单遮挡着（以后我才知道，所有的门都被住户卸下来当铺板了）。我要找一个变魔术的人，有一次我在鼓楼玩的时候见过他。当时我还向跟我一起的同学自豪地介绍：他就是我的邻居，我认得他！仿佛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我踏着吱嘎作响的木板楼梯，总算在一间较大的房间里找到了他。这大约是间按铺位算钱的单身汉房间，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好几个人，中间的过道上放着几瓶酒，还有一堆五香花生米。他们正在边喝酒边聊天。
我在门边蹭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样开口，有一个穿破旧的美军茄克衫的中年人常在这条街摆地摊，居然认得我，裂开满是胡茬的嘴朝我笑：
“嗬、嗬！章家的少爷跑来干什么？”
我赖着脸走上去，眼睛看着那个耍魔术的：“我想学魔术。”
耍魔术的也是个中年汉子，穿一件脏得发亮的黑衣裳，他放下酒盅，响亮地吧啧了一下嘴，手往我面前一伸：“行呀，拿钱来。”
我脸臊得彤红；我没想到学魔术还要钱，尴尬地站在过道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满屋子的人笑起来。耍魔术的在笑声中醉醺醺地说：
“你当老子学魔术容易呀？想当初，老子好玩，开的堂会、请跑江湖的班子，花的钱都能买下这一条街了。”
还是那个穿破旧茄克衫的中年人对我好，他调侃地笑道：“行啦，老三，你就教给他一个小玩意儿吧。他是隔壁章家的少爷，让他跟徐麻子说说，少算你几个房钱。”
“什么‘少爷’！”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在油渍渍的破被子上翻了个身，“老子过去也是少爷，光伺候我睡觉就有四个丫头。可看看我现在……”
“那不正好？”另一个龇着黄牙，露出恶意的笑容，“老三教给他一套魔术，让他以后逃跑了也能混口饭吃。象我，亏得过去跟账房师爷学会了下棋，要不……”我见过这个人，他经常在街头蹲着，摆一个棋局骗人钱。
我说不出这里是什么气氛，他们尽说些叫我半懂不懂的话。这里的气味也极其难闻，没有油漆的板壁上涂满斑斑点点的臭虫血。在墙角，一个干瘪的老头一面用一根污黑的竹片插在领口里搔痒痒，一面翻起混浊的眼珠狠狠地瞅着我。我不想呆在这个地方，我想走了。
“好吧，”变魔术的终于说，“老子也积点阴功。来，你坐下。”他把我叫到他跟前，在我后脑勺上一拍，“免得你这个少爷以后逃到别的地方挨饿。我教给你一套最简便的骗钱的方法吧。”
他随手把一根细裤带抽下来，从中一折，然后在地板上盘成一个圈。这样，圈中心就有了两个椭圆的环。他让我拿根筷子随便戳，套中了裤带就算赢。可是我的筷子戳在哪个圆环里都套不中裤带，他一拉，裤带就从筷子旁边滑跑了。这其实不是魔术，的确是一种可以用来赌钱的方法。他告诉我，秘诀全在人手里拉着的绳头上，来赌钱的人戳这个环，就那样拉，戳那个环，就这样拉，如此这般，我五分钟就学会了。
我千恩万谢地告辞了，耍魔术的还说：“你小子很机灵，还想学混饭吃的门道，再来找我。”我心里想：“谢谢啦，我再也不来啦。”
第二天放了学，我兴冲冲地钻过铁栅栏，飞也似地扑到她的窗前，一屁股坐上窗台：
“来！”我舞着一根细绳子，“我有个好玩意儿。”
她拿着一支红蓝铅笔，怎么也套不中我绳子中的圆环。她不停地格格地笑，时不时抬起明亮的眼睛欣喜地看看我，脸上泛出我从未见过的欢愉之情。后来她撒娇地说由她来盘绳子，我来戳，然而我多半都戳中了。我们反反复复地玩这套把戏，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
夕阳的光辉弥漫了西边的天空，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分外灿烂，几乎象是通体透明。绚丽的晚霞映在白色的窗台上，映在明净的玻璃上，映在她白皙的皮肤上，映在她光滑的、年轻的额头上，使一切冷色调的东西都变得暖融融的。鸟儿飞回来了，在悬铃木树上、在木槿树上，甚至在我们旁边的棣棠树上肆无忌惮地喳喳地叫着。这时，她以为悟到了这套把戏的奥妙。她说“鬼”在我带来的这根绳子上。她要用她的绳子来玩。
这天，她穿着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天蓝色绸衫，领口边缘用一根丝带穿着，在胸前系了一个很精巧的蝴蝶结。她不能四处走动去寻找绳子，就毅然决然地解开蝴蝶结，抽出了那根圆滚滚的丝带。
可是，我一拉，丝带仍然从她手中的红蓝铅笔边上滑脱了。
鸟儿叫得更加响了，而周遭却静得出奇。暮色四合，只能看见栅栏外街上行人的白色身影，棣棠树纹丝不动，仿佛在一天的摇曳中劳累了。她怎么也猜不出这个把戏的奥妙，躺在靠背上，似乎筋疲力尽，但脸上的笑容却表现出尚未尽兴。她还不让我走；我也知道今天妈妈要到别人家去打麻将，家里只有一个吴嫂，于是就一边玩着她的丝带，一边讲我的“瞎想”和现实混在一起编成的故事。我说这是一个穿黑衣裳的神仙教给我的，这个神仙好喝酒，还爱吃五香花生米，我给他买了酒和五香花生米，他就在我手上画了一道符……
我说着说着，她突然轻轻地惊叫一声，坐起来，一把夺回我手中的丝带，两手捂在胸前，嗔怪地说：
“哎呀！你一定看见了！你一定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我莫名其妙，”神仙么？”
“你坏！你真坏！”她抿着嘴笑道，“你看见了……”
我四周看看，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街上，一个阿飞吹着口哨，骑辆自行车嗖嗖地冲下坡去。
“什么？我看见了什么？你说嘛！”
她不回答，只是不住地抿着嘴笑，发饧的眼睛盯着我看，象是极力在克制一种什么冲动。一会儿，她够起上身，尽量把在暮色中变得极其苍白的脸凑近我的脸，一面吃吃地笑，一面用故作调皮的声调说：
“你知道吗？美国电影里有好几十种接吻的样子，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她嘴里热烘烘的苦涩味细细地吹拂着我的脸，而在她头发上、面庞上、肩膀上和胸脯上，又那么逼近地向我散发出我所熟悉的春天的气息，和一种我从未领略过的幽香。我的头猛地感到晕眩，并且奇怪的是知觉到自己失去了知觉。我只听见她急促的、不成句子的语：“来吧……来吧……”又觉得她的手在我脑后使劲地把我的头朝她面前按，以至我拧着腰，坐得非常不舒服。但我还没来得及稳住自己，就看见跟前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白色的东西，如同吃满了风的白帆，疾迅地向我撞来。我终于撞到那白色的东西上，才知道那是她裸露的肩膀和半裸的前胸。她慌乱地揉着我剪得象板刷似的头，但我的鼻孔一直被她的肩膀堵塞着，几乎窒息。我心里非常恐惧，又极为兴奋。幸好她很快又揪着我的头发使我抬起头来。这时，她柔弱的手象一把铁钳，有力而又坚决。我的头被揪得很疼，只得紧闭着眼睛。而在我还没有调好呼吸的时候，我又感到我的嘴唇被她干燥的嘴唇紧紧地压住了。还不止此，她还微张开嘴，用她那尖利的门齿咬着我一点点上唇，痛得我几乎要叫喊。
也许只有一刹那，也许长达十分钟，最后，她好象耗去了全部的精力，猛地向后一仰，长长地呻吟了一声——那种呻吟声令我心惊胆战。然后她挥挥手，虚弱地说：
“去吧，去吧……”
我还不完全懂这种行为的意义，但我觉得这总比她表演死的样子好玩一点。使我还不太满意的只是她把我的腰和我的嘴唇都弄疼了。我怏怏地走回家。但是，到了夜晚，当我一个人睡在床上回味着她傍晚奇异的动作时，我觉得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神秘的情感和欲望在我身体内勃发起来。我既有隐秘的饥渴感，希望能重新再来一遍，那时我能坐得稳一些，和她配合得好一些，又有一种犯罪的原始恐惧，好象我从此坠入了一个深渊，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什么惩罚。并且，我开始感到我与妈妈、与我所有的亲人、与我的同学和老师隔离开了，从今以后我在他们面前已经有了绝对不能告诉的秘密；我朦胧地意识到我开始成为一个人，一个个人；我的幼稚和天真都将从茧中蜕变而出，成为独立的意志力。
啊，救救我吧，神仙！但是让我重温一次……
而经过了一夜，那件事却仿佛变成了一个梦境，一个既迷人又可怕的梦境，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真正经历过那件事。我恍恍惚惚地走上“傅厚岗”，所有幼稚可笑的“瞎想”都开始胶着在一个较为现实的问题上。我怀着深切的羞耻感，觉得我和她有了那件事后，再见面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低着头急急忙忙地走过她家的铁栅栏，又依稀听到她的叫声。我没有敢掉脸去看那扇白色的长窗。何况，与此同时，一辆辆美国十轮大卡车正在开上坡来，那震耳欲聋的轰轰声把一切人声都淹没了……
以后的几天，一向幽静的“傅厚岗”一下子变得异常热闹，军用卡车不停地来回奔驶，空车爬上坡来，装满箱笼物件的重车冲下坡去；各家各户的大门都有人往来穿梭，笼罩着一片混乱嘈杂的气氛。我爸爸从上海回来了，总背着我和妈妈商量什么事。妈妈老是哭，憔悴了许多。我预感到我的家将有什么变故，一种不知所归的空虚感和即将成熟的悲哀开始侵入我的心头。我也无心再去跟她玩了。
可是，一个晴朗如那天的下午，我放了学走在“傅厚岗”，经过她家，那个高大的女人忽然从门里闪出来，拦住我，说：
“喂，章少爷，我家小姐请你去一趟。”
我还是第一次从她家的大门进去。红色洋房前的车道上停着两辆黑色的小轿车，一辆是雪弗兰，我们叫做“顺风牌”的，一辆是福特，几个军人在往车里装东西。她还在那扇白色的窗前招呼我。我蹚过绿茵茵的草地向她走去，棣棠树的树叶在我脸上划了一下。
“我叫了你好几次哟，你怎么不理我。”她埋怨我道。
“吵得……”我阴沉地看着汽车，呐呐地说，“没听见……”
“过来一点，来嘛，”她向我伸出手，“我们家要搬了哩。”
我仍然坐上窗台，无趣地晃动着小腿。“要搬？往哪里搬？”
“说是到台湾，好远好远的。”说完，她明亮的眼睛灼灼地盯着我，叹了口气。
“啊，那么什么时候回来？”
“傻瓜！能说的上什么时候回来吗？我爸爸说我们这是逃跑，你懂吗？”
我抬起头诧异地看着她。这一霎间她似乎变大了，变成熟了。她用一种忧郁的、仿佛深谙世事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说什么话。但我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知道北方在打仗，但一味贪玩的我，好“瞎想”的我，却不知道谁跟谁打，为什么要打。她说她也要逃跑，她为什么要逃跑？她也在跟人打仗并打输了么？我想到我隔壁的那些人，妈妈说的那些“逃亡财主”，满是臭虫血的墙壁，油腻腻的被子，连床和凳子也没有的鸽子笼，走廊里的油烟柴火，和他们蓬头垢面的可怕的模样……难道她也要去过那样的生活了么？
“我走了你会想我吗？”她悄悄地试探地伸出手来，抓着我撑在窗台上的一根小手指头，问道。
我点点头。
“我要是死了你会想我吗？”
我好象也成熟了，用责备的眼光瞪着她。我们俩久久地对视着，并不时讨厌地看看在门前忙碌的那些军人，然后又收回目光互相看着对方。她轻轻地玩弄着我的小手指头。我们都明白我们想干什么。而我们想做的那件事，又都在交流的眼光和手指头上默默而又惊心动魄地完成了。
最后，她叹了口气，说：
“只有大人不打仗了，我才能回来。”
不久，南京就解放了。解放的那天，她家花园中的月季已经盛开，而那株栽在窗前的棣棠，更是绽出了满树金黄色的花朵。我盯着那扇空荡荡的窗口看了一会儿，但很快就被坡下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吸引过去了……
许多年以后，我当然比那时多懂得了点事。我想，她的家也许不会象那些逃亡地主一样破落下去，但她肯定是活不长的。她那病弱的残废的身体，很快会被她神经质的、畸形的、多愁善感的性格摧垮。她合着眼睛，两手交叉在胸前，表演出的那种视死如归的平静的死法，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也许，她死的时候，真的是采用这种样子的吧。
所以，现在，不论是在报纸上、在书本上、在大会上、在小会上，一提起“台湾”，我就会想到那里有一座象”傅厚岗”一样的小小的山冈，山冈上有一座小小的白色的坟墓。那第一次吻过我的异性的嘴唇、第一次贴过我的异性的面颊、第一次抚弄过我的纤小的异性的手掌，早已化成了一抔泥土，但那咬过我的门齿，大约还完好无损地埋藏在那遥远的地方吧。
然而，我又想，如果人是有灵魂的话，她的灵魂恐怕也是急躁的、不安宁的，因为我耳边经常回响着她临别时的话：
“只有大人不打仗了，我才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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