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常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

意思是:与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之下,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系统完备的思想。

譬如,我们在公元前12世纪,就有周公制礼作乐,展现高度的人文精神。

这种人文精神后来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继承发展,演变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

依我所知,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称为“早熟的”哲学家。

他在三十八岁时(1937年)时,发表了《中国人生哲学》的公开演讲。

演讲内容涵盖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与政治信仰。

傅佩荣为什么要学国学(中华民族原本是天才民族)(1)

将近20年后,亦即1956年,他又以英文撰写《中国人生观》。

虽然他强调,这本英文著作的内容“均经大幅度的修改与增补”,“不只在语言表达上是新的,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但是读者不难发现此书的主要篇章与前书相同,而主要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变更。

这种情况就像环绕一个同心的圆,核心未改,而外围的涵盖面越来越大,并且逐步撑起了一个立体的架构,最后成为体大思精、周遍含容而一以贯之的系统。

1 中国先哲三大宗

那么,中国先哲的代表是谁?他们的古典人生观有何特色?

方先生并列儒家、道家与墨家,视之为三大宗:

老子论道,孔子谈元(《易经》乾元坤元之元),墨子主爱。

他们对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

第一,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

亦即,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无一刻不发育创造,无一地不流动贯通。

第二,宇宙是一种冲虚中和的系统,其形质虽属有限,而功用却是无穷。

亦即,我们观察宇宙时,发现万物互相感应,彼此全无阻隔,生出无穷的和悦之气。

第三,宇宙若究其根底,多带有道德性和艺术性,故为价值之领域。

亦即,人类在发挥潜能、实现本性时,将在宇宙中找到至善与尽美的根源。

换句话说,人类应该努力使天国在人间实现,而不必鄙视人间,另立一个超自然的天国。

2 慈惠、忠恕与爱利

接着,先哲的人性论有何主张?

人类以“心的体用”为主脑,寻求“理与情”的交融互摄。

在理的方面,要“正心尽性,诚意致知”;

在情的方面,要“存心养性,达情遂欲”。

由此展现了:老子的慈惠,孔子的忠恕,墨子的爱利。

深入剖析人性,则有以下五点内容:

第一,心善论是先哲共信的假定;

第二,性善论“以性承心,更以心继天,天以生物为心,故纯是善,而性顺从天心,万无恶理。”

方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最为可取。

第三,意与知,是理之昭明灵觉处,“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当作恶看”。

第四,至于情,则性与情相为表里,孟子“是以性善胜情,情必从之,性既全善,则情亦无不善了。”

第五,欲恶论则是普遍流行的说法。

方先生认为各种人性论之间的冲突矛盾,“都是由方法学的缺点产生出来,毕竟有法可以避免。”

他个人的看法则是:“不难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测人心之纯善,更从人心之纯善以论人性之完美。”

傅佩荣为什么要学国学(中华民族原本是天才民族)(2)

3 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

于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在于:“把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来看”。

大人或圣人,则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周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

方先生后期讲学,经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诗,“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

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为我精神活动的基础;

或者说是,要以个人小我的努力,参赞化育,安顿人间。

因此,道德的极致是推己及人,再及于万物。

艺术则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因为生命总有其可观之处,而人类的创造力也不会终穷。

然后,将这一切落实于政治上,则国家成为“一种悠久的道德场合”;

于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为最理想,礼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较术治高明百倍。”

以上所论皆有根据,但是方先生最后忍不住要问:

“我们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们的天才埋没到哪里去了?”

省思之余,我们不觉得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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