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常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
意思是：与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之下，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系统完备的思想。
譬如，我们在公元前12世纪，就有周公制礼作乐，展现高度的人文精神。
这种人文精神后来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继承发展，演变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
依我所知，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称为“早熟的”哲学家。
他在三十八岁时（1937年）时，发表了《中国人生哲学》的公开演讲。
演讲内容涵盖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与政治信仰。
将近20年后，亦即1956年，他又以英文撰写《中国人生观》。
虽然他强调，这本英文著作的内容“均经大幅度的修改与增补”，“不只在语言表达上是新的，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但是读者不难发现此书的主要篇章与前书相同，而主要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变更。
这种情况就像环绕一个同心的圆，核心未改，而外围的涵盖面越来越大，并且逐步撑起了一个立体的架构，最后成为体大思精、周遍含容而一以贯之的系统。
1 中国先哲三大宗那么，中国先哲的代表是谁？他们的古典人生观有何特色？
方先生并列儒家、道家与墨家，视之为三大宗：
老子论道，孔子谈元（《易经》乾元坤元之元），墨子主爱。
他们对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
第一，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
亦即，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无一刻不发育创造，无一地不流动贯通。
第二，宇宙是一种冲虚中和的系统，其形质虽属有限，而功用却是无穷。
亦即，我们观察宇宙时，发现万物互相感应，彼此全无阻隔，生出无穷的和悦之气。
第三，宇宙若究其根底，多带有道德性和艺术性，故为价值之领域。
亦即，人类在发挥潜能、实现本性时，将在宇宙中找到至善与尽美的根源。
换句话说，人类应该努力使天国在人间实现，而不必鄙视人间，另立一个超自然的天国。
2 慈惠、忠恕与爱利接着，先哲的人性论有何主张？
人类以“心的体用”为主脑，寻求“理与情”的交融互摄。
在理的方面，要“正心尽性，诚意致知”；
在情的方面，要“存心养性，达情遂欲”。
由此展现了：老子的慈惠，孔子的忠恕，墨子的爱利。
深入剖析人性，则有以下五点内容：
第一，心善论是先哲共信的假定；
第二，性善论“以性承心，更以心继天，天以生物为心，故纯是善，而性顺从天心，万无恶理。”
方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最为可取。
第三，意与知，是理之昭明灵觉处，“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当作恶看”。
第四，至于情，则性与情相为表里，孟子“是以性善胜情，情必从之，性既全善，则情亦无不善了。”
第五，欲恶论则是普遍流行的说法。
方先生认为各种人性论之间的冲突矛盾，“都是由方法学的缺点产生出来，毕竟有法可以避免。”
他个人的看法则是：“不难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测人心之纯善，更从人心之纯善以论人性之完美。”
于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在于：“把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来看”。
大人或圣人，则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周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
方先生后期讲学，经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诗，“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
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为我精神活动的基础；
或者说是，要以个人小我的努力，参赞化育，安顿人间。
因此，道德的极致是推己及人，再及于万物。
艺术则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因为生命总有其可观之处，而人类的创造力也不会终穷。
然后，将这一切落实于政治上，则国家成为“一种悠久的道德场合”；
于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为最理想，礼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较术治高明百倍。”
以上所论皆有根据，但是方先生最后忍不住要问：
“我们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们的天才埋没到哪里去了？”
省思之余，我们不觉得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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