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战也就是谍战，充斥在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战争，在近现代战争中，情报战的地位得到巨大提升。正如兵书中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战就是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甲午战争是日寇针对中华大地蓄谋已久的一场侵略战争，绝不是因为冲突而突然开始的一场战争。这一点，从日军针对清廷发起的情报战中就能看的很清楚。
日军在甲午战争前已经明确了把中国作为侵略目标，于是开始有针对性的对我国进行情报收集，并派遣各类间谍进入我国境内，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谍报网。以北京为中心，北到蒙古、伊犁、东北陕西，西南从两广到云贵、巴蜀等地，对风土人情、气候、农工商业、金融、运输、交通等都做了精心的调查。
其使用的手段，一是以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乐善堂等为名，以学术交流研究之虚，行间谍行为之实，二是扮成外交官、洋行职员、商贩、游学者、医生、学生、僧人、农民、渔民、船夫、乞丐、工役的各种身份，穿山跟老百姓一样的衣服，也留辫子，他们说着中国话，深入穷困地区，侦察搜集各种情报。
在对搜集的情报进行分析之后，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还有地理形势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了结论：中国不足惧。这样的结论增强了日本侵略的我国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情报来到了日本参谋本部，成为日本制定侵华战争计划的重要参考资料。来华的日本间谍多数被清廷抓获，这部分日寇有的被抓进了监狱，有的被审判，有的被处死，比如在各地收集情报的“三崎，”即是山崎羔三郎、藤崎秀、钟崎三郎，三人在金州被活捉并对自己收集情报的罪行供认不讳，最终被处决。
除了日本人，在军民之中还出现了很多的汉奸，根据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证实：北洋军械局书办刘芬与他认识之后，将海军各军营的炮械清单抄录给了他。石川还供认：七月二日，日本间谍神大人在裕太饭馆宴请中堂大人随从“商议密事，遇有紧急军报，即行飞电......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门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说的皆是实话。”此处所说的“打高升船官兵”就是甲午战争的导火索“高升号事件。”可见在李鸿章身边早已有人做了汉奸，为一己之私出卖国家利益，李鸿章首先就有监察不严之罪。
在民间也有不少替日本间谍服务的，例如，以大豆生意人的身份为掩护的日本间谍山本条太郎，甲午战争的时候就被营口油坊商人潘玉田父子隐藏在东永茂油坊的地下室，协助日本海陆军机关搞机密行动。
民间的汉奸与官员当中出的汉奸又有不同，他们当中的确有贪财者，但是同样也有很多无奈者，被日本人挟持了家人不得不从事汉奸工作的人大有人在，例如四川都督宋庆就在复州抓获了一名为日军侦探军情的金州人张某，据张某供认，倭寇扣了他的父亲，威胁他，让他来侦探军情。针对这种情况在清廷后来意识到汉奸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有官员提出，对于那些愿意弃暗投明的汉奸应该重新接纳，那些因为受到威胁而做了汉奸的人也应该重新接纳他们。
但是清朝总是存在一个问题，上法不能下行，就像汉奸刘芬案，这个案子只有刘芬一人被斩首，而涉及到的高顺等人皆被轻判，此种情况的发生都是李鸿章的手笔，这件案子还涉及到了一个关键人物，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以及他的亲信罗丰禄还有直隶总督衙门当中一大批的 人。
案发之后李鸿章隐匿不报、篡改供词、拖延搪塞、重罪轻判、大事化小，他对汉奸问题的轻描淡写，对汉奸们的纵容，让汉奸更加的肆无忌惮，时人评说：如此办法，奸细越多，胆越大矣。通过这件事，不管李鸿章是否出于内心所想，他都已经沦为汉奸们的保护伞。细想一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重臣竟变成了汉奸们的保护伞，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