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文学和史学上的成就,为世人所熟知,而其举贤任人的政绩,多年来不被人们所谈起。但是,只要稍稍留意《宋史》本传和他的文集,我们就会发现欧阳修也是一位“平生以奖进贤材为己任”的伯乐。据《宋史・欧阳修传》载,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这些北宋的大政治家、大文豪,都是由欧阳修的“奖引”“赏识”而“显于世”的。不止如此,细查其《文集・奏议集》,属于他推荐人才的奏议就有将近三十折,人数达四十多,除上列五人外,欧阳修推荐过的著名人物还有程颞、张载、司马光、梅尧臣、宋敏求、刘羲叟、吕惠卿、富弼等。做为一个前辈,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欧阳修生当北宋中期,此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刺激着许多当政者的神经,他们为扭转这一局面纷纷献计划策,但是“有司之所知”仅限于“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这样一些表面上的道理,而欧阳修则独具慧眼,在他同时的政治家中,最早呼出“莫先乎任人”的国号。他在《本论》中说：
然财丰矣,取之无隈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巳可使,财以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
这样,欧阳修就把“任人”的问题,提到了挽救时局危机的一个首当其冲的地位上来了。更为可贵的是,欧阳修虽然强调“任人”的重要,但并不主张孤立地抓“任人”。他认为必须把“任人”与“均财”“节兵”“立法”“尊名”这些政策相互结合。
欧阳修还针对守旧派当政,压抑有志于改革的人才的现象,提出“尚名”的主张。他在《本论》中指出：
彼或挟材蕴知,特以时方恶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敛,不敢奋露,惟恐近于名以犯时人所恶。是以人人变贤为愚,愚者无所责,贤者被讥疾,遂使天下之事将弛废,而莫敢出力以为之,此不尚名乏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
他向最高统治者建议,要广开进贤之路,通过各种途径去选拔、任用人才。欧阳修选拔人才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一、建立按察之法宋朝初年,各路转运使兼管监察官吏之事,并规定文官三年,武官五年实行一次考察,决定升降。但是,由于监察之法不完备,监司本身不胜任工作,或营私舞弊,拉关系,走后门,致使一些老朽无能之辈仍然窃居官位,甚至加官进爵,有才干的新鲜力量不得任用。政权机关办事效率极低,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针对这一严重情况,欧阳修在庆历三年(1043年)以知谏院的身份,写了《按察官吏子》上奏皇帝。
乞特立按察之法……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才于明著实状,及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书于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则以墨书之；又有虽是常材,能专长于一事，亦以朱书别之,使还具奏。
欧阳修的奏议得到了富弼、范仲淹的支持和赞同,于是在同年以张显之、王素等为都转运按察使。但是,由于这办法实行下去,必将严重地成胁守旧势力和那些者朽昏庸的当权者的地位,所以受到了反对势力的极力的破坏,使按察之法不能彻底地贯彻执行。
二、改革科部考试
欧阳修是宋代的古文大师,上承韩、柳,下启曾,王、三苏。他对五代以来颓糜文风深恶痛绝。可是,宋初以来科举取士,这种文风仍然可博得考官的青睐,欧阳修认为这是阻碍人才、践踏人才成长的弊端,最早地站出呼吁改革这弊端。他多次上奏皇帝,论述当时科举之弊,建议优先选取有治国治民才能的人。为此,他主张改变原来前先考诗赋、后考策、论的方法,实行先考策、论,后考诗赋。如果策、论的成绩考得不好就取消加诗赋考试的资格。策、论作得如何，能够表明应试者对治国治民的见解何,所以欧阳修这一改革主张,表面来看,只是考试科目程序先后的一个安排问题,实际是对取士标准的一次重大改革。
1057年,欧阳修以铁的手腕,把那些为当时社会所推誉,只会吟诗作赋,而并无治国的真才实学的人,一概剔除,录取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应试者。程颢、张载、朱光庭、苏轼、苏辙、曾巩,就是在这年考试及第的。欧阳修不愧为一个当世的伯乐,连宋仁宗也都兴高采烈地称赞所录选的人是“奇才”。可是一些守旧势力,却觉得这是一个严重地威胁,公开无理取闹,有一次在欧阳修早晨上朝的路上,聚集于马前,妄图迫使欧阳修改变他的主张,但是欧阳修义无反顾,不为动摇。
三、亲自考察推荐
欧阳修认为,选拔人才不能只凭科举考试,对于有一技之长者;通过实地考察,可以不拘一格,不论身份地位,破例录用，提升。他自已就亲力亲为,无论是居朝延之上,还是牧守于地方,都把人才发现、考核这一工作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凡是他认定的人才,都一荐再荐,直到各得其所为止。
比如:宋代有名的天文历法学家刘羲叟,原居泽州(今山西晋城东北),不为人所知,欧阳修奉使河东，听到了当地人的推荐,便与刘羲叟亲自谈话,了解他的学识,从而发现刘是一位博古通今可与汉之歆、向、张衡相提并论的奇才,当即向朝廷推荐，备顾问之用。后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刘羲叟是做了重要贡献的。
又如福州有一个处士,名陈烈,经过地方上的推荐,已使其“教学于乡里”。当欧阳修了解陈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后,认为只是安排在福州做教授,要将他召致太学。陈烈辞让不就,欧阳修就再次上奏,让朝廷再次下令召致。
这说明,欧阳修思贤如渴,任人唯恐不尽其才。欧阳修在奖引人才的同时,还注意淘汰工作不胜任者。
他每下到地方视察,发现有不胜任其职的地方官,便上报朝廷,实行“替移”。他出使河东,所见官吏,内有全然不任其职,须至替移者,便开具姓名指出事实,对老昏无能者一律罢黜。
四、把“馆阁”办成培养高级官吏的学校
北宋设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通称“馆阁”,馆阁之士都是明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的学问家,其责任是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欧阳修主张国家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的培养工作,应由“馆阁”来承担,把“馆阁”办成一个培养官吏的学校。这就是说,欧阳修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计,十分注意从知识分子中选拨官吏。
他认为对一些大学问家,应“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权”,使“识者尽其谋”。但是,在仁宗期间却规定“馆阁”只置编校八人,欧阳修认为太少,建议恢复宋朝初年“无定员,惟材是用,不限人数”的做法,只要是“有文章,有学问,有材有行,或精于一艺,或长于一事者”,都要择其优而用。欧阳修主张这样做,就可以保证中央枢纽机关,平时有一群学间家为基本队伍的顾问参谋,在需要时可以择优选拨。
但是,欧阳修并不是只主张从“馆阁”中培养官吏,他也注意选拨有工作经验的实干家,他认为应该让“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勤劳夙夜”的人,这样来选拔国家的官吏,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别有利的措施。即使对今天,也仍有可借鉴的意义。
五、反对利用职权任用私人
宋朝官滥,内部为了派系之争,常常结党营私,这样就势必使一些既无学问又无能力的庸朽之徒,得以乘机窃居要职。为矫正这一弊端,在庆历二年(1042年)由皇帝下令
“今后大臣厮仆,不得奏荐班行”。
可是诏令颁下才几个月,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就把自己的仆人袁宗等二人举荐为官,欧阳修了解这个情况后,不惧权势,毅然上奏皇帝“带伏特追奉职之命……不可为无功之臣,私宠仆奴而乱国法”。庆历三年(1043年),翰林学士苏绅、叶青臣相继解职,这时一些皇帝的近臣见此肥缺，都争相欲谋此位。欧阳修听到这个消息,上书皇帝
“伏乞自今后,翰林学士不必足员,用人不限资品,但择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擢用,以杜小人争进之端”。
这个上疏,直接针对大权在握的中书,可见欧阳修为了坚持正确的“任人”标准,是不惧权臣的淫威的。
结束语
欧阳修在“任人”上这一系列的主张和措施,得罪了当朝者吕夷简、夏竦之辈。这些人联合一起,向欧阳修发动了攻击,指控欧阳修等人为“朋党”,特别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这种指控的声浪更加放肆嚣张,而欧阳修则冒着丢官亡命之险,毅然上书抗辨。
著名的《朋党论》一文,就是在这种斗争形势下写就的。该文采用欲进先退的写作手法,首先表示不反对“朋党”这一概念,而且肯定了这一概念是古已有之的。但是马上跃起笔锋,指出“朋党”有两种,一种是“君子之朋”,一种是“小人之朋”他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的朋,是在“同利之时,暂相党引”,因而是“伪朋”；君子之朋，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结成的“朋”,他们能够“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这种朋是“真朋”。他指出：
“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这样,欧阳修就在理论土痛斥了论政的谬论。
欧阳修“任人”的主张,为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所采纳,也为稍后的王安石为首的“熙宁变法”所承受。王安石、吕惠卿等“熙宁变法”的首要人物,也都是歇阳修推荐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阳修的“任人”主张,他为“熙宁变法”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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