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9期，原文标题《“流动儿童”辍学之后》，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这些出身农村的少年，被从中考、高考的“独木桥”上挤下来后，难以得到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十几岁时开始“混社会”。实务学堂像一个避风港，给了他们学习技能并思考未来人生方向的空间，但离开学堂后，他们的人生又将如何展开？
记者/李秀莉
摄影/张雷
一些15~21岁的学生辍学后来到实务学堂学习
一所特殊的学校
我第一次见到陈艺文时，他正坐在教室里的一张书桌前，戴着外挂耳机，看一个讲编程的B站视频。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走来走去，教室里乱糟糟的，陈艺文处于其中，显得很安静，他正在努力学习编程的后端技术，希望明年能学成出去，赶紧找份工作。
陈艺文是到实务学堂以后开始接触编程的。这是一家专门为农村辍学青年提供技能培训的私人机构。2018年，没考上高中的陈艺文本想去技校学点手艺，被刚从技校辍学回来的表哥拦住，告诉他“那里学不到东西”，之后，陈艺文的姑姑推荐他来实务学堂。姑姑上过大学，后来又在北京工作、安家，在家族里属于见过世面的年轻一代，陈艺文信任她，于是来到这里。
那一年，实务学堂刚成立不久。现在，这里有学员20多人，从15岁到21岁不等，来自湖南、吉林、四川等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共同点是：留守儿童，出身农村，十几岁时辍学，外出打工，但不管从技能还是心理状态上，都难以真正融入社会。欧阳艳琴是实务学堂的创始人，她告诉我，这些学生里，念过普通高中的只有五人，其中三人没有上完。欧阳艳琴出身于湖南农村，父母很早就到东莞打工，她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是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上学。幸运的是，欧阳艳琴一路从初中、高中读到安徽大学，后来留在北京做了记者。但早年的留守儿童经历，让她对这个群体有天然的共情能力，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实务学堂的创始人欧阳艳琴
2015年，欧阳艳琴辞去记者的工作，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东莞，创办了一家针对6～11岁流动儿童的造物空间，后来，又聚焦于乐高兴趣课。2017年，欧阳艳琴回到北京，去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想看看孩子们有什么真实的需求，“哪怕只能在里面开一个乐高空间也行。碰巧遇到初三的一个班主任开学时突然离职，学校急缺老师，欧阳艳琴就留了下来。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北京的大量底层务工人员因为生活空间的进一步缩减，面临着离开或留下的艰难选择，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拆除。欧阳艳琴意识到，对这个群体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许并不是一个乐高空间，而是最基础的教育资源。
实务学堂就在这样的思考下成立了。机构的第一家校址开在北京昌平城乡接合部，离北六环不远，周边至少分布着9个城中村，靠近天通苑和回龙观，二者被称为“亚洲最大社区”，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学堂之所以开在这样的地方，欧阳艳琴有自己的考量，她想做针对城市流动少年的职业教育。在教育部，这类群体有专门的称谓，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424.04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的有1048.39万人，在初中就读的有375.65万人。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必须回到老家读高中、考大学。回到老家，意味着重新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很多流动少年就在这个城市与乡村的断裂处辍学。
陈艺文中考失败后来到实务学堂，目前在学习编程
失学
尽管只有17岁，实务学堂已经是陈艺文读的第七所学校。
陈艺文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兴隆镇下的一个村子。兴隆镇是岳池县西北片区的中心镇，距离县城16公里，还是四川省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因此，镇上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都有。陈艺文的幼儿园与小学前三年都在这里度过，他清楚地记得幼儿园的那段时光，因为“特别快乐”。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幼儿园的老师会给每个小孩发一包糖，他带回去，和爷爷奶奶一起吃。
那时，爸爸妈妈已经出远门打工了，每年只能在过年时见一次。父母具体是哪年离开家的，陈艺文已经记不得，但他后来经常听亲戚们提起一件事：3岁那年的春节，爸妈过年回家，给他带了好多玩具，陈艺文当时并不认识他们，还是周围人提醒，才将信将疑地叫了“爸妈”。当时，班里同学中父母出门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从小一起玩的朋友也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每年暑假才到父母打工的城市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父母不在身边的那几年，按陈艺文的描述，自己算是充分解放了天性，作业不想写就不写，课不想上就不去，为此没少挨揍。一次是被50多岁的奶奶追了大半条街打；还有一次，干爹用绳子将其绑到摩托车后座上，送去了学校。但学校里一个班五六十个孩子，一个年级四个班，老师也管不过来，上课的时候，只要不过分打扰课堂秩序，随便干啥都行。陈艺文形容自己是“标准的差学生”，除了学习不好，其他事儿一概不惹。大多数时候，他在教室后排睡觉，或者和同桌“摆龙门阵”，以度过无聊的上课时光。
这些“光荣事迹”最后都传到远在北京的父母耳朵里。三年级下学期的暑假，父母回来带走了他。到北京后去的第一家学校叫“七彩”，是一所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四五千元，对陈艺文的家庭来说是笔昂贵的开支，但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好。在陈艺文的印象里，老师们教的东西甚至比老家教的还要浅一些。学风也不好，班里一对学生情侣大胆到公开在教室接吻，那会儿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陈艺文以为接吻会导致怀孕，还悄悄为那个女生担心过。
换了个全新的环境，再加上班里一大半都是北京本地孩子，很长时间里陈艺文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当时，父母在昌平郊区的一家模具厂打工，一家人就在工厂附近的村子里租了间小平房。学校离家远，要坐一小时校车，陈艺文每天早上不到7点起床，拿上父母给的两块钱，在村头买俩包子，带在路上吃。父母工作忙，往往天黑了才从工厂里回来。虽然村口就有一趟公交车通往朝阳市区，但一家人从来没一起出去玩过。陈艺文经常自己带着公交卡，脖子上挂着家里的钥匙，一个人去市区找姑姑。
到五年级，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在就读的学校被拆了，陈艺文转去了另一家叫“博文”的学校。刚读一年，父母所在的工厂要从北京搬到天津，陈艺文再次跟着转学，在天津读完了六年级。等到上初中时，父母发现，几次转学中，学籍不知道何时弄丢了，这让在当地读初中变成了一件更难的事儿。
兜兜转转后，陈艺文再次回到老家镇上读书。每一次转学，都伴随着对老师和周围环境的重新适应问题。陈艺文的成绩下滑得越来越快，初一时他还勉强跟得上，初二开始越来越吃力，到初三就直接“自暴自弃”，又回到了小学三年级前的状态，逃课或上课睡觉。他的中考成绩只有300分，连县里最差的高中都上不了，传统教育之路匆匆画上了句号。
在农村，陈艺文的情况并非个例。2015年，国家统计局做过一项针对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15～19岁人口队列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83%，农村同队列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为53%，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直接选择放弃高中阶段教育，或者没有接受完整的高中阶段教育。
实务学堂的课堂是开放的，孩子们有充分自由的学习空间
职校
从中考的独木桥上被挤下来时，陈艺文才15岁，依照大多数农村孩子遵循的教育路径，下一步就是找个中职院校继续读。他的表哥雷涵，即上文提到的干爹家的儿子，比他早两年参加中考，但成绩只有200多分。那时的雷涵才14岁，想着至少要再接受一下学校教育，经同学推荐，去了他们县城里的一家职校。
来自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中职学校为1.03万所，年招生达559万人，占高中阶段受教育人口的41.37%。这意味着，在中国，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数量接近高中阶段教育学生总数的一半。来自教育部的另一项数据则显示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农村户籍学生占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的82%。
和读高中不同，上职校几乎没有任何门槛，雷涵交了2000元学费就去报到了。事实上，在我国的职业教育中，“敞门招生、宽进宽出”已经是普遍现象，但职校的教育质量却和现实需求有很大差距。徐州财校的前副校长、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顾问刘景忠有着40多年的职业教育经历，他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到我国职校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生源质量与教学水平的同步下滑、不少学校专业设置的趋同、教学离产业需求越来越远等。“现在很多校长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别出事’，至于培养出的学生素质如何，就业质量怎么样，没有人真正考核这个。”
雷涵一开始确实是本着学点东西的心态进职校的，到了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一点学习的氛围。早上9点上课，到了教室，老师在上面照着课本念，学生在下面埋头玩手机，双方互不干扰；课程设置也很“水”，下午不到4点就放学，“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周围同学大都是从传统教育路径上被淘汰下来的，基础一样地差，有些连课本上的字都认不全，数学、英语这些更别提。
雷涵告诉我，自己就读的职校是全县出警率最高的地方。开学军训的第一周，他就撞见两个同学挥了拳头。还有一次，同班的两个男生为一个女孩争风吃醋，各自带了一帮人在操场打群架。雷涵刚到宿舍时，还在柜子里发现过几根钢管，室友们推测是上一届学生留下的，本来准备扔掉，后来一想，“好像留着也没什么坏处，万一（打架）要用到呢？”在职校的那半年，雷涵学会了抽烟，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社交与生存的手段：学生之间见面习惯性地买包烟散一下，拒绝就意味着将自己排除在圈子之外。
一个学期下来，雷涵自觉继续待下去的意义不大，第二学期就没再去了。后来，当陈艺文前来咨询自己下一步该去哪儿时，雷涵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别去职校”。
今年因为疫情，实务学堂从北京搬到了广州，学校在一处自然教育基地，不远处就是葱绿的大山
游荡
2020年11月，当我在实务学堂见到雷涵时，他正在和两个同学讨论问题。雷涵显然是话题的主导者，坐在三个人的中间，一边说，一边在电脑的百度搜索框里输入“马克思”几个字。他身高一米七五，戴金属框眼镜，头发做了离子烫，偏分到两边，穿一件白色卫衣，脚上是一双厚底运动鞋，整体看起来带点文艺范儿的休闲风，偏学生气质。这个形象的雷涵，很难看出是“混”过两年社会的。
从职校出来后，15岁的雷涵在家躺了几个月，无所事事。后来，经朋友介绍，到镇上的一家工厂生产足球。工厂的规模很小，老板加员工一共也就几个人。一个月1000元，吃住在家里。虽然工资不高，但挺自由，迟到了，老板顶多说一句或者根本不搭理。下午三四点，雷涵提前把手上的活儿做完，就可以去网吧打游戏。
干了没几个月，因为担心厂子里常年散发的化学气味对身体不好，雷涵离开了，“又在家混了半年”。2018年夏天，经妈妈的朋友介绍，他去了县城的一家酒楼当传菜生，工资提到了2000元，但也更累。雷涵向我描述，酒楼的一层是接待处，二楼是大厅，三楼是一些包间，厨房在二楼，遇上宴席，需要一次端着十几盘菜二楼、三楼来回跑，还没有电梯。客人走了，要再把餐具收回来，放到一个大盆里，由两个服务生抬下楼。雷涵笑称，力气就是在那时练出来的。
这份工作又没干太久，雷涵的解释是虽然工资涨了，但依然存不住钱。“到酒楼之后，他们经常出去吃饭、唱歌、喝酒，不跟着一起去，你就感觉格格不入。”那段时间，因为天天吃辣喝酒，雷涵的胃被搞垮了，再加上“游荡了这么久，干了这么多工作，也想再学点东西”，雷涵离开四川老家，去了深圳沙井镇的一家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
雷涵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是“贴片”——把芯片贴到一张塑料板上，盖好，打包出货。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因为受不了工厂宿舍的脏乱，他在外面租了房子，离宿舍比较远，上下班来回要一个小时。除开工作、吃饭、睡觉，每天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大概不到三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根本想不到学习的，整个人都麻木了。”雷涵说，“无法接触任何新的东西，也无法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身心都没办法发展，整个人感觉被异化了。”
在和实务学堂的年轻人接触的几天里，不少人都有过一段“混社会”的日子。21岁的李成杰是学堂里年纪最大的，高中读了一半就辍学，先是在当地县城的网吧当网管，后来又去广州，和父母一起在建筑工地干活儿，每天的工作就是搬砖、和水泥、抬水泥，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因实在受不了辛苦和枯燥的工作内容，李成杰又找了家按摩馆当学徒，本来想学点技术，但去了之后一直干着前台的活儿。
“学点技术”，未来好有一技之长——接受采访的孩子们几乎都向我表达了这一想法，但要找到一个安全合适的场所并不容易。陈艺文也想学点技术，他曾在北京昌平的一家汽修厂当学徒，但和李成杰遇到的问题一样，对方压根就是在找一个不用签合同、不用付工资的童工当免费劳力。干了三个月，陈艺文只学会了怎么把车子的零件卸下来，还差点在一次打下手时，被修车的机器切到手。
“以后我到底可以干啥？”离开汽修厂后，陈艺文不止一次问自己，普通高中肯定是上不了，职校又学不到东西，此时的自己只有15岁，未成年，想去正规工厂打工，对方都不一定要。况且，陈艺文的心中始终有个小火苗在蹿，他想再好好地学点东西，为未来多做些准备。
欧阳艳琴
欧阳艳琴对陈艺文这样的孩子并不陌生。在一篇自述文章里，她曾讲过自己的经历：“高考结束，农村老家的小表妹告诉我，她所在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没有一个考过二本线的。我想起14年前，自己踩着线被重点大学录取，成为我们大家族（包括父系和母系亲属）里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爸妈不顾我的反对摆了酒席，姨娘们差点去县电视台点歌贺喜。14年过去了，我们的家族依然没有第二个重点大学的学生。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里，考上本科学校的屈指可数。对农村学生来说，高考选拔就像从门缝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仅存的那几粒没有被挤掉的稻谷之一。”很久以后，欧阳艳琴看到北京大学教授宋映泉等人的调查数据，“他们追踪的1866名打工子弟（这是一部分跟随父母从农村到北京的孩子）中，考上重点大学的不到1%，有60%的人没有读过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相当大比例的一部分人初中学业都没有完成”。
当我在实务学堂见到欧阳艳琴时，她穿着一身宽松的运动装，脚上的运动鞋看起来已经很旧，个子不高，身材偏瘦，头发剪成了板寸。欧阳艳琴告诉我，受过去成长经历的影响，自己从创业一开始就将目标对准了这些来自农村的少年群体。“对我来说教育这件事情是令人兴奋的，但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兴奋。我觉得我跟这些孩子之间是有共情的，很自然地就会觉得能理解他们。”实务学堂最开始的名字是“科蚪实务学堂”，这是欧阳艳琴创业第一天就想好的名字，ke-dou——模仿的是敲门的声音，她想为那些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孩子们打开一扇门。
但可以怎么帮到这些孩子，欧阳艳琴一开始的目标是模糊的。她去北京的城中村贴海报、发传单，设置的关键词都是诸如“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能够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让他们学习面对社会生存的通用技能”等，她设想的是做“平价版的贵族教育”。但这些词对于城市打工家庭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孩子能否继续在城市里上初中、高中，以及从学校出来后，能否找到工作。欧阳艳琴后来修改了学堂的定位，再有家长找过来时，她会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在我这里读完初中，然后在我这里读高中，我还可以推荐你们读大专和找工作”，除此以外，“不用担心孩子去打架、学坏”。
现在，实务学堂的定位围绕职业教育和全人教育。前者可以理解为直接教授孩子们一门生存技能，包括编程、设计、手工艺等，由学生自由选择学哪个专业；职业教育里还包括职业素养课，会教一些以后职场上用得到的基础性技能，如PPT制作等。全人教育则是让他们获得未来在社会上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素质，欧阳艳琴将其解释为教他们如何做一个“珍贵的普通人”。必修课包括初阶阅读课、写作课、心理课、性教育课、体育课及艺术相关课程，还有基于学生爱好和老师资源安排的兴趣课，比如摄影课、分小组的主题阅读课等。
欧阳艳琴告诉我，这些方向都是经过筛选的：“第一，这个专业本身有市场；第二，我们具备条件，包括软件和硬件，软件的核心是老师，硬件指的是资金，比如汽修我们肯定不会去做，它对资金的要求比较高；第三，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课程的价值，例如编程的价值，除了能帮助学生找工作以外，我们在意的是它能够培养某种结构化的思维能力。”
但也因为各种软硬件的限制，和专门的职业教育学校相比，实务学堂能为孩子们提供的职业培训方向还很有限。欧阳艳琴称，实务学堂只能希望把职业教育的视野放得更开阔，“尤其是对于15～18岁的孩子，职业探索、人格发展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根基性的事情”。她说，这些孩子来的时候并不一定真的想好了自己要学什么，所以基础教育对他们来说是终身受益的。另一方面，学堂也接受学生离开的时候不是去工作，而是想好了下一步去学某种专业，“如果他想好了，市场上有很多培训机构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暂时的避风港
从课程设置来看，实务学堂的确在尽力为孩子们打造这样一种“开阔性”。我去实务学堂的那天下午，学生们正在上一节主题阅读网络课，上课的老师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刘翀，她在电脑另一头为学生们讲《厌女》，这是一本由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写的女性主义作品。一个男孩打断老师的讲述，在周围学生的怂恿下，拿起话筒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市场经济追逐的是利益，并非以人为本，所以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的根本路径，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里。15岁的大男孩，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电脑另一端的刘翀认真听完，告诉他，的确有一个流派叫马克思女性主义，既然感兴趣，可以在下节课安排另一个专门研究女性主义流派的学者为大家好好讲讲。
雷涵和陈艺文对这本书不是很感兴趣，因此没有选这节课，但他们今年读完了另外两本和经济学有关的书。雷涵告诉我，当初之所以选择留下，除了可以学点技术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和过去经历过的“养殖场”般的教育环境不同，“可以自己选择感兴趣的课”，“可以和老师像朋友一样沟通”。
“这点对你很重要吗？”我问。
“很重要。我在初中的时候属于那种坏学生，不好好学，老师还会体罚，在这里完全没有被压迫的感觉。”雷涵说。
陈艺文也提到了这点，他觉得现在的自己相比于以前，敢于表达了，而且面对“领导”不再胆怯。他口中的“领导”其实是欧阳艳琴，“因为她是校长，其实和那些老板差不多的（角色），你把道理讲出来，欧阳老师就不会为难你”。在他看来，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些改变都是“以后职场上会用到的能力”。
两年多的时间里，实务学堂曾因为资金问题几度搬迁，从最早的北京昌平北七家，搬到马池口，又搬到沙河镇。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北京迟迟没有通知线下复课，欧阳艳琴将学校搬离了北京，南下广州。现在，实务学堂位于广州白云区帽峰山风景区附近的一家自然教育基地里，位置很偏，距离市中心40多公里，但环境不错，有草坪、操场和游泳池，教室连着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大天台，不远处就是葱绿的大山。上写作课的时候，欧阳艳琴会带着孩子们到野外的树下或草坪上，晒着太阳，一起讨论。
现在，陈艺文每天会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编程，除了听课，就是做作业、反复练习。他差不多想好了自己的未来，“先学前端页面技术，学会之后就可以去公司里负责前端工作，到时候，再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学后端技术”。以前，他觉得学习必须在学校才能完成，现在，他学会了利用B站、中国慕课大学等寻找自己想要的资料。“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我只要有心，都能学到。”
实务学堂没有硬性的毕业期，欧阳艳琴说，如果这些孩子们找到工作或想好了下一步要干什么，就可以算作毕业。按这个标准，实务学堂创办的两年中，第一批学员中有4个人算是达到了标准，一个继续读了成人大专，其他三个找到了工作。
对这些孩子来说，实务学堂就像一个短暂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从繁重的打工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读自己想读的书、学自己想学的东西，没有老师、家长的逼迫，天性和人格被充分尊重。只是，关于生存的压力就像一道无形的细线，始终牵拽着他们。刚辍学的那段日子，陈艺文觉得自己有大把时间，现在眼看离18岁只差一年，他第一次感到了压力。他告诉我，自己准备下个学期就离开学堂，一边实习一边找工作。虽然在这里能感受到一些未来的光亮，但从实务学堂走出去是没有学历证明的，他有点担心，但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技术练好，以后不排除再去考一个学历证。雷涵的编程技术学得还不太精，他自知以目前的能力，几乎没有公司会收，但学编程又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他有点等不及。他打算明年出去工作，挣钱养活自己，至于找什么工作，他还没太想好，只是“有可能和互联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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