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90后(那些十几岁就辍学的农村少年)(1)

这些出身农村的少年,被从中考、高考的“独木桥”上挤下来后,难以得到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十几岁时开始“混社会”。实务学堂像一个避风港,给了他们学习技能并思考未来人生方向的空间,但离开学堂后,他们的人生又将如何展开?

记者 | 李秀莉

摄影 | 张雷

一所特殊的学校

我第一次见到陈艺文时,他正坐在教室里的一张书桌前,戴着外挂耳机,看一个讲编程的B站视频。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走来走去,教室里乱糟糟的,陈艺文处于其中,显得很安静,他正在努力学习编程的后端技术,希望明年能学成出去,赶紧找份工作。

陈艺文是到实务学堂以后开始接触编程的。这是一家专门为农村辍学青年提供技能培训的私人机构。2018年,没考上高中的陈艺文本想去技校学点手艺,被刚从技校辍学回来的表哥拦住,告诉他“那里学不到东西”,之后,陈艺文的姑姑推荐他来实务学堂。姑姑上过大学,后来又在北京工作、安家,在家族里属于见过世面的年轻一代,陈艺文信任她,于是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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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艺文中考失败后来到实务学堂,目前在学习编程

那一年,实务学堂刚成立不久。现在,这里有学员20多人,从15岁到21岁不等,来自湖南、吉林、四川等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共同点是:留守儿童,出身农村,十几岁时辍学,外出打工,但不管从技能还是心理状态上,都难以真正融入社会。欧阳艳琴是实务学堂的创始人,她告诉我,这些学生里,念过普通高中的只有五人,其中三人没有上完。欧阳艳琴出身于湖南农村,父母很早就到东莞打工,她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是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上学。幸运的是,欧阳艳琴一路从初中、高中读到安徽大学,后来留在北京做了记者。但早年的留守儿童经历,让她对这个群体有天然的共情能力,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015年,欧阳艳琴辞去记者的工作,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东莞,创办了一家针对6~11岁流动儿童的造物空间,后来,又聚焦于乐高兴趣课。2017年,欧阳艳琴回到北京,去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想看看孩子们有什么真实的需求,“哪怕只能在里面开一个乐高空间也行”。碰巧遇到初三的一个班主任开学时突然离职,学校急缺老师,欧阳艳琴就留了下来。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北京的大量底层务工人员因为生活空间的进一步缩减,面临着离开或留下的艰难选择,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拆除。欧阳艳琴意识到,对这个群体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许并不是一个乐高空间,而是最基础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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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15~21岁的学生辍学后来到实务学堂学习

实务学堂就在这样的思考下成立了。机构的第一家校址开在北京昌平城乡接合部,离北六环不远,周边至少分布着9个城中村,靠近天通苑和回龙观,二者被称为“亚洲最大社区”,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学堂之所以开在这样的地方,欧阳艳琴有自己的考量,她想做针对城市流动少年的职业教育。在教育部,这类群体有专门的称谓,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424.04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的有1048.39万人,在初中就读的有375.65万人。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必须回到老家读高中、考大学。回到老家,意味着重新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很多流动少年就在这个城市与乡村的断裂处辍学。

失学

尽管只有17岁,实务学堂已经是陈艺文读的第七所学校。

陈艺文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兴隆镇下的一个村子。兴隆镇是岳池县西北片区的中心镇,距离县城16公里,还是四川省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因此,镇上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都有。陈艺文的幼儿园与小学前三年都在这里度过,他清楚地记得幼儿园的那段时光,因为“特别快乐”。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幼儿园的老师会给每个小孩发一包糖,他带回去,和爷爷奶奶一起吃。

那时,爸爸妈妈已经出远门打工了,每年只能在过年时见一次。父母具体是哪年离开家的,陈艺文已经记不得,但他后来经常听亲戚们提起一件事:3岁那年的春节,爸妈过年回家,给他带了好多玩具,陈艺文当时并不认识他们,还是周围人提醒,才将信将疑地叫了“爸妈”。当时,班里同学中父母出门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从小一起玩的朋友也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每年暑假才到父母打工的城市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父母不在身边的那几年,按陈艺文的描述,自己算是充分解放了天性,作业不想写就不写,课不想上就不去,为此没少挨揍。一次是被50多岁的奶奶追了大半条街打;还有一次,干爹用绳子将其绑到摩托车后座上,送去了学校。但学校里一个班五六十个孩子,一个年级四个班,老师也管不过来,上课的时候,只要不过分打扰课堂秩序,随便干啥都行。陈艺文形容自己是“标准的差学生”,除了学习不好,其他事儿一概不惹。大多数时候,他在教室后排睡觉,或者和同桌“摆龙门阵”,以度过无聊的上课时光。

这些“光荣事迹”最后都传到远在北京的父母耳朵里。三年级下学期的暑假,父母回来带走了他。到北京后去的第一家学校叫“七彩”,是一所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四五千元,对陈艺文的家庭来说是笔昂贵的开支,但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好。在陈艺文的印象里,老师们教的东西甚至比老家教的还要浅一些。学风也不好,班里一对学生情侣大胆到公开在教室接吻,那会儿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陈艺文以为接吻会导致怀孕,还悄悄为那个女生担心过。

换了个全新的环境,再加上班里一大半都是北京本地孩子,很长时间里陈艺文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当时,父母在昌平郊区的一家模具厂打工,一家人就在工厂附近的村子里租了间小平房。学校离家远,要坐一小时校车,陈艺文每天早上不到7点起床,拿上父母给的两块钱,在村头买俩包子,带在路上吃。父母工作忙,往往天黑了才从工厂里回来。虽然村口就有一趟公交车通往朝阳市区,但一家人从来没一起出去玩过。陈艺文经常自己带着公交卡,脖子上挂着家里的钥匙,一个人去市区找姑姑。

到五年级,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在就读的学校被拆了,陈艺文转去了另一家叫“博文”的学校。刚读一年,父母所在的工厂要从北京搬到天津,陈艺文再次跟着转学,在天津读完了六年级。等到上初中时,父母发现,几次转学中,学籍不知道何时弄丢了,这让在当地读初中变成了一件更难的事儿。

兜兜转转后,陈艺文再次回到老家镇上读书。每一次转学,都伴随着对老师和周围环境的重新适应问题。陈艺文的成绩下滑得越来越快,初一时他还勉强跟得上,初二开始越来越吃力,到初三就直接“自暴自弃”,又回到了小学三年级前的状态,逃课或上课睡觉。他的中考成绩只有300分,连县里最差的高中都上不了,传统教育之路匆匆画上了句号。

在农村,陈艺文的情况并非个例。2015年,国家统计局做过一项针对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15~19岁人口队列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83%,农村同队列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为53%,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直接选择放弃高中阶段教育,或者没有接受完整的高中阶段教育。

职校

从中考的独木桥上被挤下来时,陈艺文才15岁,依照大多数农村孩子遵循的教育路径,下一步就是找个中职院校继续读。他的表哥雷涵,即上文提到的干爹家的儿子,比他早两年参加中考,但成绩只有200多分。那时的雷涵才14岁,想着至少要再接受一下学校教育,经同学推荐,去了他们县城里的一家职校。

来自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中职学校为1.03万所,年招生达559万人,占高中阶段受教育人口的41.37%。这意味着,在中国,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数量接近高中阶段教育学生总数的一半。来自教育部的另一项数据则显示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农村户籍学生占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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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学堂的孩子们有时会在室外的自然环境里上课

和读高中不同,上职校几乎没有任何门槛,雷涵交了2000元学费就去报到了。事实上,在我国的职业教育中,“敞门招生、宽进宽出”已经是普遍现象,但职校的教育质量却和现实需求有很大差距。徐州财校的前副校长、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顾问刘景忠有着40多年的职业教育经历,他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到我国职校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生源质量与教学水平的同步下滑、不少学校专业设置的趋同、教学离产业需求越来越远等。“现在很多校长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别出事’,至于培养出的学生素质如何,就业质量怎么样,没有人真正考核这个。”

雷涵一开始确实是本着学点东西的心态进职校的,到了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一点学习的氛围。早上9点上课,到了教室,老师在上面照着课本念,学生在下面埋头玩手机,双方互不干扰;课程设置也很“水”,下午不到4点就放学,“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周围同学大都是从传统教育路径上被淘汰下来的,基础一样地差,有些连课本上的字都认不全,数学、英语这些更别提。

雷涵告诉我,自己就读的职校是全县出警率最高的地方。开学军训的第一周,他就撞见两个同学挥了拳头。还有一次,同班的两个男生为一个女孩争风吃醋,各自带了一帮人在操场打群架。雷涵刚到宿舍时,还在柜子里发现过几根钢管,室友们推测是上一届学生留下的,本来准备扔掉,后来一想,“好像留着也没什么坏处,万一(打架)要用到呢?”在职校的那半年,雷涵学会了抽烟,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社交与生存的手段:学生之间见面习惯性地买包烟散一下,拒绝就意味着将自己排除在圈子之外。

一个学期下来,雷涵自觉继续待下去的意义不大,第二学期就没再去了。后来,当陈艺文前来咨询自己下一步该去哪儿时,雷涵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别去职校”。

游荡

2020年11月,当我在实务学堂见到雷涵时,他正在和两个同学讨论问题。雷涵显然是话题的主导者,坐在三个人的中间,一边说,一边在电脑的百度搜索框里输入“马克思”几个字。他身高一米七五,戴金属框眼镜,头发做了离子烫,偏分到两边,穿一件白色卫衣,脚上是一双厚底运动鞋,整体看起来带点文艺范儿的休闲风,偏学生气质。这个形象的雷涵,很难看出是“混”过两年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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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涵来实务学堂前,上过职校,混过社会

从职校出来后,15岁的雷涵在家躺了几个月,无所事事。后来,经朋友介绍,到镇上的一家工厂生产足球。工厂的规模很小,老板加员工一共也就几个人。一个月1000元,吃住在家里。虽然工资不高,但挺自由,迟到了,老板顶多说一句或者根本不搭理。下午三四点,雷涵提前把手上的活儿做完,就可以去网吧打游戏。

干了没几个月,因为担心厂子里常年散发的化学气味对身体不好,雷涵离开了,“又在家混了半年”。2018年夏天,经妈妈的朋友介绍,他去了县城的一家酒楼当传菜生,工资提到了2000元,但也更累。雷涵向我描述,酒楼的一层是接待处,二楼是大厅,三楼是一些包间,厨房在二楼,遇上宴席,需要一次端着十几盘菜二楼、三楼来回跑,还没有电梯。客人走了,要再把餐具收回来,放到一个大盆里,由两个服务生抬下楼。雷涵笑称,力气就是在那时练出来的。

这份工作又没干太久,雷涵的解释是虽然工资涨了,但依然存不住钱。“到酒楼之后,他们经常出去吃饭、唱歌、喝酒,不跟着一起去,你就感觉格格不入。”那段时间,因为天天吃辣喝酒,雷涵的胃被搞垮了,再加上“游荡了这么久,干了这么多工作,也想再学点东西”,雷涵离开四川老家,去了深圳沙井镇的一家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

雷涵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是“贴片”——把芯片贴到一张塑料板上,盖好,打包出货。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因为受不了工厂宿舍的脏乱,他在外面租了房子,离宿舍比较远,上下班来回要一个小时。除开工作、吃饭、睡觉,每天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大概不到三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根本想不到学习的,整个人都麻木了。”雷涵说,“无法接触任何新的东西,也无法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身心都没办法发展,整个人感觉被异化了。”

在和实务学堂的年轻人接触的几天里,不少人都有过一段“混社会”的日子。21岁的李成杰是学堂里年纪最大的,高中读了一半就辍学,先是在当地县城的网吧当网管,后来又去广州,和父母一起在建筑工地干活儿,每天的工作就是搬砖、和水泥、抬水泥,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因实在受不了辛苦和枯燥的工作内容,李成杰又找了家按摩馆当学徒,本来想学点技术,但去了之后一直干着前台的活儿。

“学点技术”,未来好有一技之长——接受采访的孩子们几乎都向我表达了这一想法,但要找到一个安全合适的场所并不容易。陈艺文也想学点技术,他曾在北京昌平的一家汽修厂当学徒,但和李成杰遇到的问题一样,对方压根就是在找一个不用签合同、不用付工资的童工当免费劳力。干了三个月,陈艺文只学会了怎么把车子的零件卸下来,还差点在一次打下手时,被修车的机器切到手。

“以后我到底可以干啥?”离开汽修厂后,陈艺文不止一次问自己,普通高中肯定是上不了,职校又学不到东西,此时的自己只有15岁,未成年,想去正规工厂打工,对方都不一定要。况且,陈艺文的心中始终有个小火苗在蹿,他想再好好地学点东西,为未来多做些准备。

欧阳艳琴

欧阳艳琴对陈艺文这样的孩子并不陌生。在一篇自述文章里,她曾讲过自己的经历:“高考结束,农村老家的小表妹告诉我,她所在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没有一个考过二本线的。我想起14年前,自己踩着线被重点大学录取,成为我们大家族(包括父系和母系亲属)里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爸妈不顾我的反对摆了酒席,姨娘们差点去县电视台点歌贺喜。14年过去了,我们的家族依然没有第二个重点大学的学生。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里,考上本科学校的屈指可数。对农村学生来说,高考选拔就像从门缝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仅存的那几粒没有被挤掉的稻谷之一。”很久以后,欧阳艳琴看到北京大学教授宋映泉等人的调查数据,“他们追踪的1866名打工子弟(这是一部分跟随父母从农村到北京的孩子)中,考上重点大学的不到1%,有60%的人没有读过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相当大比例的一部分人初中学业都没有完成”。

当我在实务学堂见到欧阳艳琴时,她穿着一身宽松的运动装,脚上的运动鞋看起来已经很旧,个子不高,身材偏瘦,头发剪成了板寸。欧阳艳琴告诉我,受过去成长经历的影响,自己从创业一开始就将目标对准了这些来自农村的少年群体。“对我来说教育这件事情是令人兴奋的,但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兴奋。我觉得我跟这些孩子之间是有共情的,很自然地就会觉得能理解他们。”实务学堂最开始的名字是“科蚪实务学堂”,这是欧阳艳琴创业第一天就想好的名字,ke-dou——模仿的是敲门的声音,她想为那些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孩子们打开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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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学堂的创始人欧阳艳琴

但可以怎么帮到这些孩子,欧阳艳琴一开始的目标是模糊的。她去北京的城中村贴海报、发传单,设置的关键词都是诸如“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能够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让他们学习面对社会生存的通用技能”等,她设想的是做“平价版的贵族教育”。但这些词对于城市打工家庭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孩子能否继续在城市里上初中、高中,以及从学校出来后,能否找到工作。欧阳艳琴后来修改了学堂的定位,再有家长找过来时,她会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在我这里读完初中,然后在我这里读高中,我还可以推荐你们读大专和找工作”,除此以外,“不用担心孩子去打架、学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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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学堂的课堂是开放的,孩子们有充分自由的学习空间

欧阳艳琴告诉我,这些方向都是经过筛选的:“第一,这个专业本身有市场;第二,我们具备条件,包括软件和硬件,软件的核心是老师,硬件指的是资金,比如汽修我们肯定不会去做,它对资金的要求比较高;第三,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课程的价值,例如编程的价值,除了能帮助学生找工作以外,我们在意的是它能够培养某种结构化的思维能力。”

但也因为各种软硬件的限制,和专门的职业教育学校相比,实务学堂能为孩子们提供的职业培训方向还很有限。欧阳艳琴称,实务学堂只能希望把职业教育的视野放得更开阔,“尤其是对于15~18岁的孩子,职业探索、人格发展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根基性的事情”。她说,这些孩子来的时候并不一定真的想好了自己要学什么,所以基础教育对他们来说是终身受益的。另一方面,学堂也接受学生离开的时候不是去工作,而是想好了下一步去学某种专业,“如果他想好了,市场上有很多培训机构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暂时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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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接受捐助的形式,学堂的一些孩子们可以免费得到电脑,辅助学业

雷涵和陈艺文对这本书不是很感兴趣,因此没有选这节课,但他们今年读完了另外两本和经济学有关的书。雷涵告诉我,当初之所以选择留下,除了可以学点技术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和过去经历过的“养殖场”般的教育环境不同,“可以自己选择感兴趣的课”,“可以和老师像朋友一样沟通”。

“这点对你很重要吗?”我问。

“很重要。我在初中的时候属于那种坏学生,不好好学,老师还会体罚,在这里完全没有被压迫的感觉。”雷涵说。

陈艺文也提到了这点,他觉得现在的自己相比于以前,敢于表达了,而且面对“领导”不再胆怯。他口中的“领导”其实是欧阳艳琴,“因为她是校长,其实和那些老板差不多的(角色),你把道理讲出来,欧阳老师就不会为难你”。在他看来,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些改变都是“以后职场上会用到的能力”。

两年多的时间里,实务学堂曾因为资金问题几度搬迁,从最早的北京昌平北七家,搬到马池口,又搬到沙河镇。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北京迟迟没有通知线下复课,欧阳艳琴将学校搬离了北京,南下广州。现在,实务学堂位于广州白云区帽峰山风景区附近的一家自然教育基地里,位置很偏,距离市中心40多公里,但环境不错,有草坪、操场和游泳池,教室连着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大天台,不远处就是葱绿的大山。上写作课的时候,欧阳艳琴会带着孩子们到野外的树下或草坪上,晒着太阳,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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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为疫情,实务学堂从北京搬到了广州,学校在一处自然教育基地,不远处就是葱绿的大山

现在,陈艺文每天会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编程,除了听课,就是做作业、反复练习。他差不多想好了自己的未来,“先学前端页面技术,学会之后就可以去公司里负责前端工作,到时候,再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学后端技术”。以前,他觉得学习必须在学校才能完成,现在,他学会了利用B站、中国慕课大学等寻找自己想要的资料。“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我只要有心,都能学到。”

实务学堂没有硬性的毕业期,欧阳艳琴说,如果这些孩子们找到工作或想好了下一步要干什么,就可以算作毕业。按这个标准,实务学堂创办的两年中,第一批学员中有4个人算是达到了标准,一个继续读了成人大专,其他三个找到了工作。

对这些孩子来说,实务学堂就像一个短暂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从繁重的打工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读自己想读的书、学自己想学的东西,没有老师、家长的逼迫,天性和人格被充分尊重。只是,关于生存的压力就像一道无形的细线,始终牵拽着他们。刚辍学的那段日子,陈艺文觉得自己有大把时间,现在眼看离18岁只差一年,他第一次感到了压力。他告诉我,自己准备下个学期就离开学堂,一边实习一边找工作。虽然在这里能感受到一些未来的光亮,但从实务学堂走出去是没有学历证明的,他有点担心,但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技术练好,以后不排除再去考一个学历证。雷涵的编程技术学得还不太精,他自知以目前的能力,几乎没有公司会收,但学编程又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他有点等不及。他打算明年出去工作,挣钱养活自己,至于找什么工作,他还没太想好,只是“有可能和互联网相关”。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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