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出身农村的少年，被从中考、高考的“独木桥”上挤下来后，难以得到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十几岁时开始“混社会”。实务学堂像一个避风港，给了他们学习技能并思考未来人生方向的空间，但离开学堂后，他们的人生又将如何展开？
记者 | 李秀莉
摄影 | 张雷
一所特殊的学校
我第一次见到陈艺文时，他正坐在教室里的一张书桌前，戴着外挂耳机，看一个讲编程的B站视频。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走来走去，教室里乱糟糟的，陈艺文处于其中，显得很安静，他正在努力学习编程的后端技术，希望明年能学成出去，赶紧找份工作。
陈艺文是到实务学堂以后开始接触编程的。这是一家专门为农村辍学青年提供技能培训的私人机构。2018年，没考上高中的陈艺文本想去技校学点手艺，被刚从技校辍学回来的表哥拦住，告诉他“那里学不到东西”，之后，陈艺文的姑姑推荐他来实务学堂。姑姑上过大学，后来又在北京工作、安家，在家族里属于见过世面的年轻一代，陈艺文信任她，于是来到这里。
陈艺文中考失败后来到实务学堂，目前在学习编程
那一年，实务学堂刚成立不久。现在，这里有学员20多人，从15岁到21岁不等，来自湖南、吉林、四川等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共同点是：留守儿童，出身农村，十几岁时辍学，外出打工，但不管从技能还是心理状态上，都难以真正融入社会。欧阳艳琴是实务学堂的创始人，她告诉我，这些学生里，念过普通高中的只有五人，其中三人没有上完。欧阳艳琴出身于湖南农村，父母很早就到东莞打工，她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是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上学。幸运的是，欧阳艳琴一路从初中、高中读到安徽大学，后来留在北京做了记者。但早年的留守儿童经历，让她对这个群体有天然的共情能力，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015年，欧阳艳琴辞去记者的工作，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东莞，创办了一家针对6～11岁流动儿童的造物空间，后来，又聚焦于乐高兴趣课。2017年，欧阳艳琴回到北京，去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想看看孩子们有什么真实的需求，“哪怕只能在里面开一个乐高空间也行”。碰巧遇到初三的一个班主任开学时突然离职，学校急缺老师，欧阳艳琴就留了下来。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北京的大量底层务工人员因为生活空间的进一步缩减，面临着离开或留下的艰难选择，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拆除。欧阳艳琴意识到，对这个群体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许并不是一个乐高空间，而是最基础的教育资源。
一些15~21岁的学生辍学后来到实务学堂学习
实务学堂就在这样的思考下成立了。机构的第一家校址开在北京昌平城乡接合部，离北六环不远，周边至少分布着9个城中村，靠近天通苑和回龙观，二者被称为“亚洲最大社区”，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学堂之所以开在这样的地方，欧阳艳琴有自己的考量，她想做针对城市流动少年的职业教育。在教育部，这类群体有专门的称谓，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424.04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的有1048.39万人，在初中就读的有375.65万人。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必须回到老家读高中、考大学。回到老家，意味着重新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很多流动少年就在这个城市与乡村的断裂处辍学。
失学
尽管只有17岁，实务学堂已经是陈艺文读的第七所学校。
陈艺文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兴隆镇下的一个村子。兴隆镇是岳池县西北片区的中心镇，距离县城16公里，还是四川省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因此，镇上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都有。陈艺文的幼儿园与小学前三年都在这里度过，他清楚地记得幼儿园的那段时光，因为“特别快乐”。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幼儿园的老师会给每个小孩发一包糖，他带回去，和爷爷奶奶一起吃。
那时，爸爸妈妈已经出远门打工了，每年只能在过年时见一次。父母具体是哪年离开家的，陈艺文已经记不得，但他后来经常听亲戚们提起一件事：3岁那年的春节，爸妈过年回家，给他带了好多玩具，陈艺文当时并不认识他们，还是周围人提醒，才将信将疑地叫了“爸妈”。当时，班里同学中父母出门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从小一起玩的朋友也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每年暑假才到父母打工的城市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父母不在身边的那几年，按陈艺文的描述，自己算是充分解放了天性，作业不想写就不写，课不想上就不去，为此没少挨揍。一次是被50多岁的奶奶追了大半条街打；还有一次，干爹用绳子将其绑到摩托车后座上，送去了学校。但学校里一个班五六十个孩子，一个年级四个班，老师也管不过来，上课的时候，只要不过分打扰课堂秩序，随便干啥都行。陈艺文形容自己是“标准的差学生”，除了学习不好，其他事儿一概不惹。大多数时候，他在教室后排睡觉，或者和同桌“摆龙门阵”，以度过无聊的上课时光。
这些“光荣事迹”最后都传到远在北京的父母耳朵里。三年级下学期的暑假，父母回来带走了他。到北京后去的第一家学校叫“七彩”，是一所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四五千元，对陈艺文的家庭来说是笔昂贵的开支，但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好。在陈艺文的印象里，老师们教的东西甚至比老家教的还要浅一些。学风也不好，班里一对学生情侣大胆到公开在教室接吻，那会儿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陈艺文以为接吻会导致怀孕，还悄悄为那个女生担心过。
换了个全新的环境，再加上班里一大半都是北京本地孩子，很长时间里陈艺文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当时，父母在昌平郊区的一家模具厂打工，一家人就在工厂附近的村子里租了间小平房。学校离家远，要坐一小时校车，陈艺文每天早上不到7点起床，拿上父母给的两块钱，在村头买俩包子，带在路上吃。父母工作忙，往往天黑了才从工厂里回来。虽然村口就有一趟公交车通往朝阳市区，但一家人从来没一起出去玩过。陈艺文经常自己带着公交卡，脖子上挂着家里的钥匙，一个人去市区找姑姑。
到五年级，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在就读的学校被拆了，陈艺文转去了另一家叫“博文”的学校。刚读一年，父母所在的工厂要从北京搬到天津，陈艺文再次跟着转学，在天津读完了六年级。等到上初中时，父母发现，几次转学中，学籍不知道何时弄丢了，这让在当地读初中变成了一件更难的事儿。
兜兜转转后，陈艺文再次回到老家镇上读书。每一次转学，都伴随着对老师和周围环境的重新适应问题。陈艺文的成绩下滑得越来越快，初一时他还勉强跟得上，初二开始越来越吃力，到初三就直接“自暴自弃”，又回到了小学三年级前的状态，逃课或上课睡觉。他的中考成绩只有300分，连县里最差的高中都上不了，传统教育之路匆匆画上了句号。
在农村，陈艺文的情况并非个例。2015年，国家统计局做过一项针对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15～19岁人口队列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83%，农村同队列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为53%，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直接选择放弃高中阶段教育，或者没有接受完整的高中阶段教育。
职校
从中考的独木桥上被挤下来时，陈艺文才15岁，依照大多数农村孩子遵循的教育路径，下一步就是找个中职院校继续读。他的表哥雷涵，即上文提到的干爹家的儿子，比他早两年参加中考，但成绩只有200多分。那时的雷涵才14岁，想着至少要再接受一下学校教育，经同学推荐，去了他们县城里的一家职校。
来自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中职学校为1.03万所，年招生达559万人，占高中阶段受教育人口的41.37%。这意味着，在中国，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数量接近高中阶段教育学生总数的一半。来自教育部的另一项数据则显示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农村户籍学生占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的82%。
实务学堂的孩子们有时会在室外的自然环境里上课
和读高中不同，上职校几乎没有任何门槛，雷涵交了2000元学费就去报到了。事实上，在我国的职业教育中，“敞门招生、宽进宽出”已经是普遍现象，但职校的教育质量却和现实需求有很大差距。徐州财校的前副校长、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顾问刘景忠有着40多年的职业教育经历，他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到我国职校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生源质量与教学水平的同步下滑、不少学校专业设置的趋同、教学离产业需求越来越远等。“现在很多校长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别出事’，至于培养出的学生素质如何，就业质量怎么样，没有人真正考核这个。”
雷涵一开始确实是本着学点东西的心态进职校的，到了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一点学习的氛围。早上9点上课，到了教室，老师在上面照着课本念，学生在下面埋头玩手机，双方互不干扰；课程设置也很“水”，下午不到4点就放学，“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周围同学大都是从传统教育路径上被淘汰下来的，基础一样地差，有些连课本上的字都认不全，数学、英语这些更别提。
雷涵告诉我，自己就读的职校是全县出警率最高的地方。开学军训的第一周，他就撞见两个同学挥了拳头。还有一次，同班的两个男生为一个女孩争风吃醋，各自带了一帮人在操场打群架。雷涵刚到宿舍时，还在柜子里发现过几根钢管，室友们推测是上一届学生留下的，本来准备扔掉，后来一想，“好像留着也没什么坏处，万一（打架）要用到呢？”在职校的那半年，雷涵学会了抽烟，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社交与生存的手段：学生之间见面习惯性地买包烟散一下，拒绝就意味着将自己排除在圈子之外。
一个学期下来，雷涵自觉继续待下去的意义不大，第二学期就没再去了。后来，当陈艺文前来咨询自己下一步该去哪儿时，雷涵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别去职校”。
游荡
2020年11月，当我在实务学堂见到雷涵时，他正在和两个同学讨论问题。雷涵显然是话题的主导者，坐在三个人的中间，一边说，一边在电脑的百度搜索框里输入“马克思”几个字。他身高一米七五，戴金属框眼镜，头发做了离子烫，偏分到两边，穿一件白色卫衣，脚上是一双厚底运动鞋，整体看起来带点文艺范儿的休闲风，偏学生气质。这个形象的雷涵，很难看出是“混”过两年社会的。
雷涵来实务学堂前，上过职校，混过社会
从职校出来后，15岁的雷涵在家躺了几个月，无所事事。后来，经朋友介绍，到镇上的一家工厂生产足球。工厂的规模很小，老板加员工一共也就几个人。一个月1000元，吃住在家里。虽然工资不高，但挺自由，迟到了，老板顶多说一句或者根本不搭理。下午三四点，雷涵提前把手上的活儿做完，就可以去网吧打游戏。
干了没几个月，因为担心厂子里常年散发的化学气味对身体不好，雷涵离开了，“又在家混了半年”。2018年夏天，经妈妈的朋友介绍，他去了县城的一家酒楼当传菜生，工资提到了2000元，但也更累。雷涵向我描述，酒楼的一层是接待处，二楼是大厅，三楼是一些包间，厨房在二楼，遇上宴席，需要一次端着十几盘菜二楼、三楼来回跑，还没有电梯。客人走了，要再把餐具收回来，放到一个大盆里，由两个服务生抬下楼。雷涵笑称，力气就是在那时练出来的。
这份工作又没干太久，雷涵的解释是虽然工资涨了，但依然存不住钱。“到酒楼之后，他们经常出去吃饭、唱歌、喝酒，不跟着一起去，你就感觉格格不入。”那段时间，因为天天吃辣喝酒，雷涵的胃被搞垮了，再加上“游荡了这么久，干了这么多工作，也想再学点东西”，雷涵离开四川老家，去了深圳沙井镇的一家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
雷涵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是“贴片”——把芯片贴到一张塑料板上，盖好，打包出货。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因为受不了工厂宿舍的脏乱，他在外面租了房子，离宿舍比较远，上下班来回要一个小时。除开工作、吃饭、睡觉，每天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大概不到三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根本想不到学习的，整个人都麻木了。”雷涵说，“无法接触任何新的东西，也无法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身心都没办法发展，整个人感觉被异化了。”
在和实务学堂的年轻人接触的几天里，不少人都有过一段“混社会”的日子。21岁的李成杰是学堂里年纪最大的，高中读了一半就辍学，先是在当地县城的网吧当网管，后来又去广州，和父母一起在建筑工地干活儿，每天的工作就是搬砖、和水泥、抬水泥，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因实在受不了辛苦和枯燥的工作内容，李成杰又找了家按摩馆当学徒，本来想学点技术，但去了之后一直干着前台的活儿。
“学点技术”，未来好有一技之长——接受采访的孩子们几乎都向我表达了这一想法，但要找到一个安全合适的场所并不容易。陈艺文也想学点技术，他曾在北京昌平的一家汽修厂当学徒，但和李成杰遇到的问题一样，对方压根就是在找一个不用签合同、不用付工资的童工当免费劳力。干了三个月，陈艺文只学会了怎么把车子的零件卸下来，还差点在一次打下手时，被修车的机器切到手。
“以后我到底可以干啥？”离开汽修厂后，陈艺文不止一次问自己，普通高中肯定是上不了，职校又学不到东西，此时的自己只有15岁，未成年，想去正规工厂打工，对方都不一定要。况且，陈艺文的心中始终有个小火苗在蹿，他想再好好地学点东西，为未来多做些准备。
欧阳艳琴
欧阳艳琴对陈艺文这样的孩子并不陌生。在一篇自述文章里，她曾讲过自己的经历：“高考结束，农村老家的小表妹告诉我，她所在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没有一个考过二本线的。我想起14年前，自己踩着线被重点大学录取，成为我们大家族（包括父系和母系亲属）里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爸妈不顾我的反对摆了酒席，姨娘们差点去县电视台点歌贺喜。14年过去了，我们的家族依然没有第二个重点大学的学生。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里，考上本科学校的屈指可数。对农村学生来说，高考选拔就像从门缝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仅存的那几粒没有被挤掉的稻谷之一。”很久以后，欧阳艳琴看到北京大学教授宋映泉等人的调查数据，“他们追踪的1866名打工子弟（这是一部分跟随父母从农村到北京的孩子）中，考上重点大学的不到1%，有60%的人没有读过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相当大比例的一部分人初中学业都没有完成”。
当我在实务学堂见到欧阳艳琴时，她穿着一身宽松的运动装，脚上的运动鞋看起来已经很旧，个子不高，身材偏瘦，头发剪成了板寸。欧阳艳琴告诉我，受过去成长经历的影响，自己从创业一开始就将目标对准了这些来自农村的少年群体。“对我来说教育这件事情是令人兴奋的，但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兴奋。我觉得我跟这些孩子之间是有共情的，很自然地就会觉得能理解他们。”实务学堂最开始的名字是“科蚪实务学堂”，这是欧阳艳琴创业第一天就想好的名字，ke-dou——模仿的是敲门的声音，她想为那些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孩子们打开一扇门。
实务学堂的创始人欧阳艳琴
但可以怎么帮到这些孩子，欧阳艳琴一开始的目标是模糊的。她去北京的城中村贴海报、发传单，设置的关键词都是诸如“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能够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让他们学习面对社会生存的通用技能”等，她设想的是做“平价版的贵族教育”。但这些词对于城市打工家庭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孩子能否继续在城市里上初中、高中，以及从学校出来后，能否找到工作。欧阳艳琴后来修改了学堂的定位，再有家长找过来时，她会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在我这里读完初中，然后在我这里读高中，我还可以推荐你们读大专和找工作”，除此以外，“不用担心孩子去打架、学坏”。
实务学堂的课堂是开放的，孩子们有充分自由的学习空间
欧阳艳琴告诉我，这些方向都是经过筛选的：“第一，这个专业本身有市场；第二，我们具备条件，包括软件和硬件，软件的核心是老师，硬件指的是资金，比如汽修我们肯定不会去做，它对资金的要求比较高；第三，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课程的价值，例如编程的价值，除了能帮助学生找工作以外，我们在意的是它能够培养某种结构化的思维能力。”
但也因为各种软硬件的限制，和专门的职业教育学校相比，实务学堂能为孩子们提供的职业培训方向还很有限。欧阳艳琴称，实务学堂只能希望把职业教育的视野放得更开阔，“尤其是对于15～18岁的孩子，职业探索、人格发展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根基性的事情”。她说，这些孩子来的时候并不一定真的想好了自己要学什么，所以基础教育对他们来说是终身受益的。另一方面，学堂也接受学生离开的时候不是去工作，而是想好了下一步去学某种专业，“如果他想好了，市场上有很多培训机构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暂时的避风港
通过接受捐助的形式，学堂的一些孩子们可以免费得到电脑，辅助学业
雷涵和陈艺文对这本书不是很感兴趣，因此没有选这节课，但他们今年读完了另外两本和经济学有关的书。雷涵告诉我，当初之所以选择留下，除了可以学点技术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和过去经历过的“养殖场”般的教育环境不同，“可以自己选择感兴趣的课”，“可以和老师像朋友一样沟通”。
“这点对你很重要吗？”我问。
“很重要。我在初中的时候属于那种坏学生，不好好学，老师还会体罚，在这里完全没有被压迫的感觉。”雷涵说。
陈艺文也提到了这点，他觉得现在的自己相比于以前，敢于表达了，而且面对“领导”不再胆怯。他口中的“领导”其实是欧阳艳琴，“因为她是校长，其实和那些老板差不多的（角色），你把道理讲出来，欧阳老师就不会为难你”。在他看来，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些改变都是“以后职场上会用到的能力”。
两年多的时间里，实务学堂曾因为资金问题几度搬迁，从最早的北京昌平北七家，搬到马池口，又搬到沙河镇。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北京迟迟没有通知线下复课，欧阳艳琴将学校搬离了北京，南下广州。现在，实务学堂位于广州白云区帽峰山风景区附近的一家自然教育基地里，位置很偏，距离市中心40多公里，但环境不错，有草坪、操场和游泳池，教室连着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大天台，不远处就是葱绿的大山。上写作课的时候，欧阳艳琴会带着孩子们到野外的树下或草坪上，晒着太阳，一起讨论。
今年因为疫情，实务学堂从北京搬到了广州，学校在一处自然教育基地，不远处就是葱绿的大山
现在，陈艺文每天会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编程，除了听课，就是做作业、反复练习。他差不多想好了自己的未来，“先学前端页面技术，学会之后就可以去公司里负责前端工作，到时候，再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学后端技术”。以前，他觉得学习必须在学校才能完成，现在，他学会了利用B站、中国慕课大学等寻找自己想要的资料。“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我只要有心，都能学到。”
实务学堂没有硬性的毕业期，欧阳艳琴说，如果这些孩子们找到工作或想好了下一步要干什么，就可以算作毕业。按这个标准，实务学堂创办的两年中，第一批学员中有4个人算是达到了标准，一个继续读了成人大专，其他三个找到了工作。
对这些孩子来说，实务学堂就像一个短暂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从繁重的打工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读自己想读的书、学自己想学的东西，没有老师、家长的逼迫，天性和人格被充分尊重。只是，关于生存的压力就像一道无形的细线，始终牵拽着他们。刚辍学的那段日子，陈艺文觉得自己有大把时间，现在眼看离18岁只差一年，他第一次感到了压力。他告诉我，自己准备下个学期就离开学堂，一边实习一边找工作。虽然在这里能感受到一些未来的光亮，但从实务学堂走出去是没有学历证明的，他有点担心，但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技术练好，以后不排除再去考一个学历证。雷涵的编程技术学得还不太精，他自知以目前的能力，几乎没有公司会收，但学编程又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他有点等不及。他打算明年出去工作，挣钱养活自己，至于找什么工作，他还没太想好，只是“有可能和互联网相关”。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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