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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从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夫人——曾志的口中，听说了贺子珍的近况。就感慨万千地对曾志说：“毕竟是十年夫妻了，我想见一下她！”
最后在曾志等人的精心安排下，贺子珍秘密来到了庐山，时隔多年终于与毛主席再次相见。
毛主席见到被病痛折磨得消瘦苍老的贺子珍后，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叹了口气后问到：“子珍，当初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而贺子珍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贺子珍当初为什么要离开毛主席？毛主席又是如何和贺子珍再次相见的？这还要从贺子珍和毛主席的相知相爱说起。
贺子珍
大家闺秀闹革命，巧遇主席结连理贺子珍出生于1909年，是湖南省永新县一个乡绅之家的女儿。她学名为自珍，而桂圆则是她的乳名。
她的父亲贺焕文是前清的举人，后来弃文从商，积攒了一份很大的家业。而贺子珍不仅聪明伶俐，而且美丽动人，早在女子中学读书期间，就被人称为“永新一枝花”。
但出身名门的贺子珍却不甘心做一名大家闺秀，反而跟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一起，加入了共产党，闹起了工农革命，成为当地有名的“永新三贺”。
1927年，时任永新县妇女部长兼共青团副书记的贺子珍参与策划了永新暴动。
图右为贺子珍
贺子珍看似柔弱，却作战勇敢，机智灵活，而且骑马打枪也样样在行。连何长工都称赞她：“是一个实实在在地带过兵、打过硬仗的巾帼英雄。”
但永新暴动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贺子珍和兄长贺敏学无奈之下登上井冈山，投奔了“山大王”袁文才。
袁文才对才貌双全的贺子珍欣赏有加，就把她认作了义妹。而当年10月，毛主席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也抵达井冈山，贺子珍因此而结识了毛主席。
当时的毛主席因为长途行军，两只脚都化了脓，肿得像个紫茄子。
第一次见面，贺子珍就执意要看毛主席的伤脚，毛主席被她这突兀的要求搞到有些不好意思，正要推托之时，贺子珍就已经蹲到了他的脚边。
贺子珍的举动让毛主席一下就记住了这个小姑娘。他在晚年还回忆道：
“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便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敷药。”
毛主席与袁文才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的队伍迅速壮大，前委的工作日益繁重，毛主席急需一名专职秘书协助自己处理工作，他一下就想到了贺子珍。
贺子珍看似温柔贤淑，但工作起来却风风火火，泼辣干练，很快就成了毛主席的得力助手。
她不仅帮助毛主席处理了大量的日常事务，还发挥“地头蛇”的优势，陪同毛主席到宁冈、永新两地进行调研，帮助毛主席写出了著名的《井冈山调查》。
后来，袁文才给毛主席和贺子珍当起了媒人。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为了给义妹寻个好夫君，二来也带着一点儿私心。
毛主席上山后，他狭隘主义思想作祟，总觉得毛主席会吞并他的队伍，所以就想通过这桩婚事与毛主席结成“亲家”。
贺子珍那时当然不知道袁文才的另一层用意，所以在听了袁文才的提议后，就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而毛主席虽然一眼就识破了袁文才的两层用意，但他也已经对贺子珍心生情愫，所以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
1929年5 月 28 日 ，正是杜鹃花开得最盛的时节，在袁文才等人的见证下。毛主席与贺子珍在井冈山上的象山庵举行了婚礼。
婚礼后不久，毛主席就遇到了政治上的挫折。1929年6月份，毛主席意外落选前委书记，被迫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
相濡以沫不离弃，荣辱与共同进退在此之前，毛主席从未遭受过如此沉重的心理打击，所以身体一下就垮了。无奈之下他只能来到上杭县蛟洋养病，后因敌军进攻汀洲，又转移到永定县的牛牯扑。
牛牯扑条件艰苦，毛主席夫妇只能住在竹子搭建的寮棚里。
但毛主席却不以为意，不但豁达地吟起了苏东坡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还饶有兴致地写下了“丰饶书屋”的牌匾。
这世外桃源一样的竹林，使这对政治上失意的夫妻暂时忘却了各种烦恼，过起了闲云野鹤一般的生活。
他们白天或在竹寮外嬉戏打闹，或在山路上牵手漫步；太阳一落山，他们就点上一根蜡烛，躺在竹床上谈诗词歌赋、谈革命理想。
由于毛主席在牛牯扑隐居，国民党军都以为他失踪了，还故意放出了毛主席已被“击毙”于山中的谣言。
但在贺子珍的悉心照料下，毛主席的身体很快就得到了恢复，没多久就又出来工作了，这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
但好景不长，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势力卷土重来，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毛主席再次遭到排挤。
毛主席又一次病倒了。心力交瘁的毛他主动向中央递交了病假报告，带着贺子珍来到了瑞金城外的云石山，寄居在山上的一座古寺之中。
一边有晨钟暮鼓，一边有贺子珍悉心照料和感情慰藉，毛主席很快就忘却了不快，心境也渐渐变宽，整个人又恢复了活力。不久后，他们的第三个孩子降生。
由于国民党的围剿，他们之前的两个孩子都已失散，所以毛主席特别珍惜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叫做毛毛。
在艰苦的岁月中，毛毛的欢笑给戎马四方的夫妻俩带来了难得的幸福时光，谈论孩子每一天的变化成为他们每天最开心的事情。
但美好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1934年，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考虑到行军的艰苦，中央只批准了30名女同志随军长征。这30名女同志后来被誉为长征“30女杰"，而贺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听到自己能与毛主席一起长征之后，贺子珍本来还挺高兴， 但当听到“不能带孩子”的命令之后，她又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她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可是作为一个母亲，她却忍受不了这样的骨肉分离。
几经斗争后，她还是放下了儿女私情，忍痛将儿子交给了自己的亲妹夫同时也是毛主席亲弟弟的毛泽覃照看。
贺子珍本以为有妹夫的照看，日后再与儿子见面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天不遂人愿，兵荒马乱的年代事事难以预料。
贺子珍走后，瑞金很快就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为了毛毛的安全，毛泽覃忍痛将他秘密转移到了一位老乡家寄养。
但后来毛泽覃却在掩护队伍撤退时牺牲，毛毛的线索也从此中断。
这个3岁的孩子在贺子珍和毛主席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20多年后，毛主席还哀痛地回忆说：
“最后一次见到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招手了，谁知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瑞金一别，竟成了永别!”
而踏上长征之后，贺子珍和其他女同志都被分到了休养连。
当时的贺子珍虽怀有身孕，但从不搞特殊，不仅脏活累活抢着干，组织上给孕妇的正常优待，她也从来不要。
有一次，部队在山里猎了一头野牛，组织就按规定多分给了她两斤肉。
贺子珍知道后非常不安，主动把多分的肉又分了连队里的老同志。时任休养连连长的侯政后来回忆说：
“贺大姐羞涩文雅，不多言多语，一路上总是笑，见面先笑，讲话带笑。很能体贴人，要求自己严格，总是谅解我们的难处，处处以普通战士的姿态出现。”
1935年2月，在红军二渡赤水前后，贺子珍产下了一名女婴。但后面有穷追不舍的敌人，前面还有遥远而艰苦的路程要走，部队实在无法带上这个婴儿。
贺子珍也深明大义，只看了孩子一眼，轻轻地问了一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就决绝地将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乡。
毛主席才知道此事后，只能无奈地安慰她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
贺子珍表面上虽然决绝，但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晚年她曾哀伤地回忆说：
“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还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就被送了人，到现了我也说不清楚她具体被送到了什么地方，也无法知道她是死是活……”
贺子珍还没有从骨肉别离之痛中缓过来，就拖着虚弱的身体，随着大部队继续上路了。
队伍行进到贵州盘县附近时，突然从云缝中钻出了一架敌机，对着休养连就是一通轰炸。贺子珍她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所以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隐蔽。
当大家都已经隐蔽好之后，贺子珍却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伤员还暴露在外，于是她又义无反顾地冲出了隐蔽点，要把这名伤员拖回来。
但恰逢敌机再次俯冲而来，一通扫射之后，又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这危急时刻，贺子珍义无反顾地扑在了伤员的身上。
一阵巨大的声响过后，她在血泊之中倒下，而她身下的伤员却安然无恙。
经过医生检查，发现贺子珍身上有10几处弹伤，但当时并没有动手术的条件，所以无法取出嵌入她头骨和肌肉里的弹片。
这些弹片留在贺子珍的身体里，经常隐隐作痛，使她落下一身疾病。
毛主席听说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后，急忙赶到了休养连，不但流下了长征中的第三次眼泪，也留下了“抬也要把贺子珍抬到目的地”的死命令。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
但如果那时候毛主席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
由于伤势严重，贺子珍处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中，全身上下钻心的剧痛折磨着她。
但由于没有良好的药物，战友们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只能默默地为她祈祷。
红军长征画作（图源网络）
也许是因为上天怜悯，也许是因为她自己的坚强意志，最终贺子珍竟挺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奇迹般地走出了死亡线。
此后贺子珍同战友们一道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金沙江，跨过大渡河，翻越风雪无边的夹金山，走出湿冷泥泞的草地，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了陕北。
贺子珍本以为到了陕北之后，就会苦尽甘来，然而世事就是这样的无常。
人们怎么也不会料到，毛主席和贺子珍这对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最终会分道扬镳。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成为党内当之无愧的最高领导人，工作也日渐繁忙，对贺子珍的交流和关心自然也就少了许多。
有次一位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正在采访毛主席，贺子珍突然就生气地冲了进来，打了毛主席的女翻译吴光伟。
史沫特莱不知道贺子珍与毛主席的关系，就“见义勇为”打了贺子珍。
毛主席批评贺子珍不顾影响，贺子珍反而抱怨毛主席任由史沫特莱打她，两人互不相让。贺子珍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开延安，跑到了西安。
毛主席本来以为贺子珍就是赌气，但当他让自己的勤务兵带着自己的道歉信，到西安去接贺子珍时，却只接回了一块“从此诀别”的手帕。
但即使这样，毛主席还是想方设法劝她回归，当得知贺子珍要从新疆转机去苏联后，甚至以组织的名义，发电报让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
但贺子珍还是违抗了命令，一意孤行来到了莫斯科。
贺子珍到莫斯科后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屡屡丧子的贺子珍对他疼爱有加，但刚养到十个月大，这个孩子就因为感染肺炎而夭折。
贺子珍因此而深受打击，也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任性，于是她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1939年8月，毛主席专门托到苏联来治疗臂伤的周恩来，给贺子珍带了一封信，在信中说：
“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己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
然后又欲言又止的写道：“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这其实就是向贺子珍委婉地提出了分别。
而没有了毛主席这一精神支柱，贺子珍在苏联生活地更加煎熬。
为了让身在异国他乡的贺子珍免受煎熬之苦，1941年底，毛主席特意把女儿李敏送到了苏联。
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贺子珍与被迫与女儿分离。但寄居在国际儿童院的李敏却因院方照顾不周而险些病死。
悲愤不已的贺子珍在与院方交涉时，被院方指为精神病而被关进了疯人院，这一关就是八年，也因此患上了精神疾病。
直到1947年王稼祥出使苏联时才把她从疯人院解救出来，先是把她安顿在了哈尔滨，后来又安顿在了沈阳，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才有所好转。
1949年3月，毛主席在香山别墅，见了贺子珍的亲妹妹贺怡。他对贺恰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毛主席既然提出要按中国老传统来办，应该就是打算要与贺子珍恢复夫妻关系了。贺怡欣喜不已，赶忙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沈阳去接姐姐入京。
但当她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山海关站时，却遭到了阻碍。无奈之下，贺子珍只能南下上海，投靠哥哥贺敏学。
在上海期间，贺子珍给毛主席写了很多封信，但毛主席却从未收到过这些来信。
1954 年的一天，贺子珍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久违的声音。所谓久思成病，贺子珍的精神疾病再次复发，终日神情恍惚，痴痴迷迷。
贺子珍的好朋友，也是陶铸的夫人曾志得知情况后，专程到上海去看望了贺子珍。
1959年，毛主席召集中央领导干部在庐山召开政治局会议。
随陶铸而来的曾志趁机向毛主席汇报了贺子珍的情况。毛主席听后感慨万千，最后对曾志说：“毕竟十年夫妻了，我想见一下她！”
在曾志等人的精心安排下，贺子珍秘密来到了庐山，终于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毛主席。
看到被病痛折磨得已经走了样的贺子珍后，平时有泪不轻弹的毛主席也禁不住哽咽起来，一遍遍地责问：“当初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也不应答，就坐在一旁默默地流眼泪。她也曾经无数次在心里责问过自己，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但事已至此，她又何尝不曾后悔。
相逢总是短暂的，互诉衷肠之后，贺子珍当晚就下了山。
人们本来以为，有了这次相见，他们的心结也打开了，以后应该会经常会面吧，但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们当年分别后唯一也是最后一次的相见。
至于两人为何不再次相见。他们女儿李敏曾分析说:
“爸爸和妈妈相见后，结果双方的心里都不痛快，反而更增加了对彼此的怀念、牵挂，增加了彼此的忧虑、悲伤和彼此心灵上的痛苦。”
1976年，毛主席病逝。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还从自己的稿费中批给了贺子珍两万元钱。
贺子珍得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向中央提出了进京申请，但直到1979年，她才获准进京。
这时她已无法向毛主席的告别，只能抱着毛主席雕像痛哭了一场。八年之后，贺子珍也在哀思中离世。
在那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他们毛主席和贺子珍因共同的革命志向而结为伴侣。在艰难困苦中，他们始终为着共同的信仰，心心相映、生死与共。
他们的革命情怀，以及舍生忘我的革命精神，也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感召着中华儿女，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不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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