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政权兴起的过程中，一大批爱新觉罗氏宗室王公成了开国功臣，即所谓的“开国诸王”。这些王爷、贝勒们个个身经百战，叱咤风云，都是问鼎中原诸战中的主帅。
但是，自从顺治七年以后，开国诸王除了尼堪于是年七月，挂定西大将军印率部征讨湖南，并于十一月死于军营，其余诸王则不再从征。虽然宗室诸王在清代始终享有议政之权，但在统一全国的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再历战场。
这表明，开国诸王日渐衰落，而吴三桂等异姓王却大展拳脚，建功立业。到了康熙以后，亲王领兵基本上成为了过去式。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开国诸王不能征战而转为安享富贵的呢？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诸王的相互倾轧，与皇权对王权的削弱。
清代宗室之间，早自努尔哈赤时期就因为汗位继承问题纷争迭起，努尔哈赤为此囚禁其弟舒尔哈齐，斩长子褚英。皇太极在众贝勒各怀心思的形式下登上皇位，而后便与诸贝勒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先是，二贝勒阿敏“欲擅离我国，往据一方自立”，为皇太极囚死。
继之，三贝勒莽古尔泰因用兵问题与皇太极发生争执，莽古尔泰拔刀相向，众议大不敬，夺和硕贝勒，降为多罗贝勒，又削牛录、罚银两，莽古尔泰气愤而死。此后，皇太极又借“正红旗诸贝勒轻视我的事情很多”，“不遵制令”等为由，打击了大贝勒代善与其他红旗贝勒，实现了大权独揽。
皇太极与诸贝勒的矛盾，既有汗位继承矛盾，也有个人恩怨。皇太极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在解决八旗旗主共议国政的弊端中，加强了皇权，加快了后金封建化的进程，但无疑也削弱了宗室贵族的力量。
阿敏、莽古尔泰，以及努尔哈赤时的褚英皆死于非命，褚英长子杜度也由此牵连，自天命九年授封贝勒，崇德元年仍封多罗安平贝勒，不委以重任。
崇德末年，形势的变化使宗室之间权力斗争更加尖锐，夙怨与新仇相间，斗争更加激烈。这又集中表现在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三兄弟与济尔哈朗、豪格之间。崇德八年，皇太极暴崩，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宗室诸王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豪格争夺皇位，济尔哈朗与皇太极的两黄旗诸大臣拥立豪格，而阿济格、多铎、阿礼达、硕托等并两白旗大臣拥立多尔衮。在两黄旗诸将剑拨弩张，并以“若不立先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相逼的形势下，多尔衮提出立皇太极的幼子，年方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济尔哈朗辅政的折中方案，暂时平息了事端。
但是，贝子硕托（代善二子）与郡王阿礼达（萨哈廉长子）却因图谋推翻成议被绑杀。进入北京后，多尔衮以摄政王之尊独揽大权，借端打击政敌。
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刚刚由四川凯旋班师，三月，多尔衮以豪格“徇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之事，削爵幽禁，尽夺所属人员。又以济尔哈朗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等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其后，豪格死于狱中。
顺治七年，多尔衮去世，阿济格“欲为乱”，济尔哈朗等遂将阿济格削爵幽禁，后又论以死罪，勒令自尽，其子劳辛以同罪论死。顺治八年二月，济尔哈朗又与诸王奏准，追论多尔衮谋逆大罪，削爵，黜宗室，籍没家产人口，并惩治党羽。
顺治九年，济尔哈朗再次奏准，多铎以多尔衮同母弟追降郡王。由此可见，顺治初年，屡兴大案，开国诸王在相互倾轧中，势力大大削弱了。
第二，开国诸王，以及第二代、第三代能征惯战的宗室诸王相继过世。
清代开国，如果自努尔哈赤起兵算起，至清入主中原，前后历经六十余年。在这期间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宗室诸王（崇德年间所封），至顺治元年只剩下代善、阿巴泰、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阿济格和豪格等人。
其中，除豪格、阿济格死于非命外，余者阿巴泰卒于顺治三年，终年58岁；代善卒于顺治五年，终年66岁；多铎卒于顺治六年，35岁；多尔衮卒于顺治七年，38岁；济尔哈朗卒于顺治十二年，56岁，多在年富力强时谢世。
而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顺治初年所封的第二代、第三代宗室诸王，亦多死于顺治年间，且大都于青壮年夭折。如顺治三年，罗洛浑卒，24岁；顺治九年，博洛、尼堪、勒克德浑、瓦克达、满大海卒，其中最长者为尼堪，42岁，最幼者满大海，30岁。此后，顺治十一年，硕塞卒，27岁，顺治十七年，济度卒，28岁，顺治十八年，多尼卒，26岁。
总之，于崇德、顺治年间受封，并在清朝统一全国战争中执戈疆场的宗室诸王，至顺治末年，已经所剩无几。
第三，宗室王公对八旗的控制及其权限受到皇权的裁抑。
有清一代，自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而后又定八旗旗主共议国政的政体。在八旗既统兵又统人，一人尺土必八旗分养的原则下，分治其国的八旗旗主拥有相当的实力，对旗人属下俨然君臣。
显然，这与专制主义集权国家中皇权至上的政体是根本冲突的。因而，自皇太极即位，即开始裁抑旗主之权，其苦心变革，除打击作为旗主的宗室王公本身之外，亦在逐次变更各旗旗主，削弱旗主对本旗的控制。
努尔哈赤亡故时，八旗旗主分别是：主两黄旗的皇太极、主正红旗的代善、主镶蓝旗的阿敏、主正蓝旗的莽古尔泰、主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以及主镶红旗的岳托。
天聪四年六月，阿敏获罪，皇太极在宣谕阿敏罪状的同时，夺其父子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赐予阿敏弟济尔哈朗，成为变更旗主的发端，镶蓝旗旗主遂由阿敏变为济尔哈朗。
在削旧授新过程中，旗主的权力及地位必受到制约。继之，兼并正蓝旗，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受到处罚后暴疾而终。天聪九年十二月，由于有人告发他曾经与弟德格类、妹莽古济一同盟誓怨恨皇太极。皇太极借机夺其正蓝旗旗人并入两黄旗，并将正蓝旗一分为二，别设固山额真统辖。
之后，顺治帝福临继续削弱旗主。顺治八年，以多尔衮大逆之罪，夺其正白旗，并由此实行旗制改革，以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皇帝自将，其余五个旗分属诸王贝勒，称下五旗。
这样，不仅皇帝的实力大大增强，且因宗室诸王的相继去世，下五旗中已无原封之旗主，正红、镶红虽仍由原旗旗主子孙世袭罔替，但却多有旁系封入，如正红旗分属两个世袭王爷，正蓝、镶白则成为朝廷随意分封之旗。
此外，八旗建制虽仍然沿用以旗统兵的原则，但却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随着这些变化，作为八旗旗主的宗室诸王，其自属军队和权势已不复存在。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清初那些能征惯战的宗室诸王，多在皇权的强化过程中遭到抑制和打击，势力大为削弱。至顺治中期，他们或死或病，无法再担负起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重任。
而开国八大世袭王爷的子孙后代，多生长在和平的环境，绝少勇武者，且在清廷的屡屡防范和压制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养尊处优。因而，统一全国，南征北讨的重任，就落到了异姓诸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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