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汝辰比较可靠的关于华的文献记载，始于西周，金文中华字即甚多，田倩君更直言：“华字是创自周朝无疑” 字本义，传统说法释为花《诗·小雅·苕之华》东汉郑玄笺云：“陵苕之干，喻如京师也，其华犹诸夏也，故或谓诸夏为诸华”华即花，《诗·小雅》“常棣之华”“裳裳者华”，花均作华郑玄以干喻京师，以花喻诸夏（周的诸侯国），是经学家的说法，但他释华为花，是从文字立论的，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华夏名字的起源 华夏中华?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华夏名字的起源 华夏中华
牛汝辰
比较可靠的关于华的文献记载，始于西周，金文中华字即甚多，田倩君更直言：“华字是创自周朝无疑。” 字本义，传统说法释为花。《诗·小雅·苕之华》东汉郑玄笺云：“陵苕之干，喻如京师也，其华犹诸夏也，故或谓诸夏为诸华。”华即花，《诗·小雅》“常棣之华”“裳裳者华”，花均作华。郑玄以干喻京师，以花喻诸夏（周的诸侯国），是经学家的说法，但他释华为花，是从文字立论的。
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开花谓之华，与花朵之华微别。”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或云反之：“以华（華）从草，荣（榮）从木，订之其义实互易。” 由光华、鲜美之义引申到文化上，华又指服章之美与文化之高，遂与夏的引申义近同。
既然华、夏两字音义近同，那么华、夏就是名异而实同的称号；用夏为称足矣，为什么又要衍出华、诸华、华夏呢？其故思之二。
其一盖为加重语气。按照顾颉刚、王树民的说法，自西周以来及于春秋，夏、诸夏等名号使用的机会既多，指代也日趋广泛，于足“便由音近而推衍出华字来，以便加重语气”。如《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夏和华两字互举为文，正与裔和夷两字互举为文一样，都是加重语气的写法。
其二盖为加强语义。按夏的引申义为大，然而只以人来称扬国家，还感觉不够，不足以显示出其文化来，于是或代之华字，以喻其冕服采章，礼义光华；或在夏字前冠以华字，而成“华夏”一词，华夏者，代表了既华美而文化又高的大国，所以区别于、并驾乎四夷之上。
另外，从历史词汇学的角度看，正如童书业所指陈的，夏、华既为一音之转，由夏、华而华夏，可理解为是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的自然过渡。而类似的双音节词代替单音节词，在春秋前后这一时期还可以举出许多的例证。华、诸华、华夏这三个古老名号，多使用于春秋时期。这些华、诸华与戎狄对举，和夏、诸夏显是名异而实同。夏、诸夏“中国之人也”，“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华夏”明指中原诸侯，和诸夏的含义相同。 在我国历史上，与“中国”并称的别名，有“华夏”“中华”“九州”“四海”“赤县”“神州”等称呼。“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上古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夏朝的先民自称“华夏”。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因此，“华夏”指的就是中原诸族，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
“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中华”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裴松之的注中。随着历朝版图的扩大，凡属中原王朝管辖的地方都称“中华”，于是，“中华”便泛指全国。透过唐人韩偓“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的诗句，人们便可得知此间的“中华”已与“外国”对举了。这样，“中华”就成为同“中国”并称的别名。中国也简称为“华”。
“九州”一词最早出于《尚书·禹贡》。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禹贡》是战国之时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它用名山大川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将华夏分为九州，假托为大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古籍中也有“九州”的记载。尽管各书中所记州名有所差异，但是记载的都是“九州”，于是“九州”便作为“中国”的别名一直沿用至今。
上古先民曾以为，中国居天下之中，而四境为东、南、西、北海所围，因此曾自称“四海”，国境以外则称“海外”。战国中后期的齐国人邹衍认为，《禹贡》中的“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后来“赤县”“神州”便都作为“中国”的别名一直沿用至今。
“华夏”“中华”具有光华、礼仪、文化、文明之意
古代的“华夏”又在天下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如前所述，在古人所认为的天下中心地区主要居住华夏族。孔颖达为《尚书》（卷11）“华夏”一语作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正义曰“冕服采章对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孔颖达为《春秋左传》作疏曰，华夏“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
元吴澄也曾解释说“夏犹四时之夏，明而大也，中国文明之地，故曰华夏”。华夏即是中国，于是，中国又被赋予华丽、光华、光明、文明、高贵等含义。
《礼记•王制篇》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认为，中国与夷、蛮、戎、狄四夷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存在着文化差异。
战国时赵公子成说：“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汉朝侯应说：“中国有礼仪之教，刑罚之诛”。认为“中国”文化水平最高，懂文明，知礼义，有教养，最为高贵。古人认为，中国与四夷的文化差异最突出的表现是是否懂“礼”，所行合乎“礼”的要求即是“中国”，不符合“礼”的要求，即是夷狄，赋予中国以超越种族的文明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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