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号老泉，字明允）和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为苏东坡）、苏辙（ 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1039～1112) 。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
三苏祠
“三苏”并称始见于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该书卷四“才识条”说：“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苏洵的文章说古论今，纵横评说，长于分析，很有气势，代表作《六国论》。苏轼是宋代伟大的文学家，又擅长绘画和书法。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现存2300多首诗，340余首词和散文。他的诗意境新、笔力壮、变化多。佳作有《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他是宋代词坛豪放派的创始人，词作视野开阔，想象丰富，笔力奔放，雄健豪迈。他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文学鼎盛时期的成就。苏辙是个善于驾驭多种文章的散文家，其文“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他的诗又受苏轼影响，风格也相近，现存诗1189首。
清代名臣张鹏翮撰大门联赞三苏：“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苏洵像
苏洵《张益州画像记》苏洵的散文以议论文的成就最为出色，但他的杂记体记叙文也有写得很好的体现了苏洵文章的另一种风格。《张益州画像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益州地区发生骚乱，传言侬智高将入蜀，因而人心惶惶，军队也调集起来了。朝廷委派张方平去处理这一事件。他采取宽政爱民的安抚办法，号召人民安居乐业，各事农桑，很快就稳定了局势，恢复了社会秩序。两年后，张方平奉召回京，当地人民为了表示对他的深切怀念，给他建祠堂，立画像。苏洵为蜀地人，与张方平也有私人交往，对张方平的为人很尊重，为此他写下了这篇文章。
此文先记事，后议论，末系以诗作结，以多种手法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全文记事重在写蜀地将乱之严重局势，以及处理这种局势之难度，以衬托张公此行责任之重大，并以“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即解除蜀地困境的简略表述，突出张公举重若轻、临危沉着的非凡才干，并提及“画像”事以点题。议论则采取作者与众人对话形式，一借分析张公处理蜀地局势的高明与不易，提出治民之道，赞扬张公“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二论张公不必有像，亦不可无像，欲予先夺，道出“像亦不为无助”，有曲折之妙。最后以数语引起以诗颂扬之意，诗为四言，虽有溢美之辞，但古雅而有余韵。
原文：
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谣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
宋仁宗至和元年的秋天，有谣言从四川一带传过来，说是敌人要侵犯边界，驻边军士夜里都惶恐不堪，老百姓基本上逃跑了。谣言四起，震动了京城。皇上正准备选派、任命御敌的将帅，天子说：“别造成大的祸乱，也不要促成事变。虽然现在谣言很猖狂，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外患是不会造成大灾难的，事变是在内部引起来的。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也不可以付诸武力解决。只需要派一两个大臣前去就能处理好的。谁能够处理好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去带领军队？”于是众人推荐说：“张方平恰好是合适的人选。”天子赞同道：“好！”张公却借口要奉养父母拒绝前去，但是皇上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出发前去了。
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十一月才到达蜀地。就在他上任的当天，就下命令让驻军回去，并解散守备人员，他还派人对郡县长官说：“敌寇由我来对付，你们就不必劳心了。”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还和以前一样庆贺新春，一直都没有什么敌寇前来入侵。很快到了第三年的正月里，百姓私下里商量在净众寺里摆放张公的像，张公没有阻止住百姓的这一行动。
清明上河图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qī），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繄以生，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眉阳人苏洵告诉百姓说道：“没有发生祸乱，还是很容易控制的；祸乱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容易治理；可是已经出现了祸乱的苗子，但是还没表现出祸乱，这种情况叫做将要发生祸乱，祸乱马上要发生但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是最难治理的。因为我们不可以出现了祸乱的苗子就急着去做，又不能因为祸乱还没出现就放松警惕了。现在至和元年秋季的局势，正好像是器物现在已经倾斜，可是还没有倒地的情形。只有你们的张公，还能稳稳地坐定，面色不改，慢慢地站起来扶正器皿。扶正之后，他又慢慢地坐下，没有一点骄傲的神色。为天子管理百姓，他能做到孜孜不倦，这就是你们的张公。你们因为张公的智慧得到了生存，他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还有，张公曾对我说：‘老百姓的性情是可以改变的，只是要看官吏怎么对待他们。众人传言说，蜀地人小乱不断。上司于是就用对待盗贼的办法来对待这里的老百姓，对他们用管束盗贼的刑法来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本来就已经很害怕了，现在还用残酷的刑法对待，这样百姓才狠下心来抛弃父母妻儿，不顾性命，变成了盗贼，所以大乱常常发生。要是对他们施以礼仪教化的话，按照法律来差使他们，这里的人就变成最容易管理的了。要是把他们逼急了导致变乱发生，那么即使是齐鲁的百姓也会叛乱的。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方法来对待他们，那么蜀人也会认为自己是齐鲁有教化的人了。假如任意胡来不按法律来办事，一味靠武力来威胁平民，我是不会干的。’啊！爱惜蜀人是多么真诚啊，对待蜀人是多么厚道啊，在张公之前，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大家听了，一齐重新行礼说：“是。”
清明上河图
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乡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苏洵又说：“张公的恩情，一定要记在心里；即使你们死了，也要让你们的子孙记在心里。他的丰功伟绩，已经在史官的史册上有记录了，不需要再画像了。况且张公不想这样做，那又怎么办呢？”众人都说：“张公不会理会这些事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的。就是在平时听说有人做件好事，还要问那人的姓名和他的住处，还有那人的身形、年龄大小、面容等基本情况呢；还有一些人，还要问到他的生平爱好，是为了更好地推测他的人品。这些人也是史官写入他的传记里的，主要是想让天下人不仅记在心里，还要时刻出现在眼前。音容在人们的眼睛中时常闪现，所以才会记得更加久远啊。因此，画像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苏洵听了，无言以对，就为他们写了这篇画像记。
清明上河图
公，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系之以诗曰：天子在祚，岁在甲午。西人传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纛舒舒。西人聚观，于巷于涂。谓公暨暨，公来于于。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讹言不祥，往即尔常。春而条桑，秋尔涤场。”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骈骈。公宴其僚，伐鼓渊渊。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闺闼闲闲。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期汝弃捐。禾麻芃芃，仓庾崇崇。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有庑（wǔ）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缨。西人相告，无敢逸荒。公归京师，公像在堂。
张公出生于南京，为人很高洁，有高尚的节操，很有雅量，声明传播于天下。国家有重大事情，都可以托付给他的。在文章的末尾我作一首诗，内容如下：大宋天子坐龙廷，甲午之年日月新。忽然蜀人谣言起，边关敌寇将兴兵。朝廷良将纷如雨，文臣谋士多如云。天子赞叹说声嘻，命我张公远出征。张公方平来东方，西风猎猎大旗扬。蜀人围观睹风采，人山人海满街巷。齐道张公真坚毅，神色镇静又安详。张公开口谕蜀人：“各自还家且安顿，谣言莫传自安宁。谣言不祥且勿听，回去照常作营生。春日动手修桑枝，秋天谷场要扫清。”蜀人磕头拜张公，称他就像父与兄。公在蜀国园林居，草木繁茂郁葱葱。宴请文官与武将，击鼓作乐咚咚响。蜀人庆贺来观望，共祝公寿万年长。姑娘佳丽美婵娟，幽娴贞静闺房间。幼儿哇哇向人啼，牙牙学语已能言。当初张公不来蜀，你辈早已填沟壑。如今庄稼多茂盛，粮仓高耸堆满谷。可感我们妇与子，欢欢喜喜庆丰足。张公本是朝中臣，天子左右得力人。天子下诏命返驾，张公岂敢不允承。修起殿堂好庄严，又有廊房又有庭。公像挂在正当中，朝服冠带宛如真。蜀人纷纷来禀告，不敢放荡做懒人。张公放心回京城，像挂殿堂传美名。
名家点评：
明·李贽：
“这等文字，从《虞典》《商谟》中脱化来，而气概舂容，词调老苍。类圣世君臣都俞气象，非后来学操觚者所能仿佛也。”（《三苏文范》卷四）
清·吴楚材、吴调侯：
“前叙事，后议论。叙事古劲，而议论许多斡旋回护，尤高。末一段，写像处说不必有像，而亦不可无像。三四转折，殊为深妙。系诗一结，更见风雅遗音。”（《古文观止》卷十）
清·爱新觉罗·弘历：
“不屑述益州治状，措词高浑而精彩，光芒溢于毫楮。”（《唐宋文醇》卷三十六）
三苏像
苏洵《六国论》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六国论》提出并论证了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精辟论点，“借古讽今”，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告诫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战国地图
原文：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bì)在赂(lù)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弊端在于用土地来贿赂秦国。拿土地贿赂秦国亏损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灭亡的原因。有人问：“六国一个接一个的灭亡，难道全部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原因是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失掉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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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yì)，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jué)先祖父，暴霜露，斩荆(jīng)棘(jí)，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jiè)。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xīn)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秦国除了用战争夺取土地以外，（还受到诸侯的贿赂），小的就获得邑镇，大的就获得城池。比较秦国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与战胜别国所得到的土地，(前者)实际多百倍。六国诸侯（贿赂秦国）所丧失的土地与战败所丧失的土地相比，实际也要多百倍。那么秦国最想要的，与六国诸侯最担心的，本来就不在于战争。想到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冒着寒霜雨露，披荆斩棘，才有了很少的一点土地。子孙对那些土地却不很爱惜，全都拿来送给别人，就像扔掉小草一样不珍惜。今天割掉五座城，明天割掉十座城，这才能睡一夜安稳觉。明天起床一看四周边境，秦国的军队又来了。但是诸侯的土地有限，强暴的秦国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诸侯）送给他的越多，他侵犯得就越急迫。所以用不着战争，谁强谁弱，谁胜谁负就已经决定了。到了覆灭的地步,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好像抱柴救火，柴不烧完，火就不会灭。”这话说的很正确。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yíng)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qīng)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jì)牧以谗诛，邯(hán)郸(dān)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齐国不曾贿赂秦国，（可是）最终也随着五国灭亡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了，齐国也就没法幸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国君，起初有长远的谋略，能够守住他们的国土，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后来才灭亡，这就是用兵抗秦的效果。等到后来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对付秦国的计策，这才招致了（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与秦国交战五次，打了两次败仗，三次胜仗。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赵国大将）李牧接连打退秦国的进攻。等到李牧因受诬陷而被杀死，（赵国都城）邯郸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坚持到底。而且燕赵两国正处在秦国把其他国家快要消灭干净的时候，可以说是智谋穷竭，国势孤立危急，战败了而亡国，确实是不得已的事。假使韩、魏、楚三国都爱惜他们的国土，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去（刺秦王）（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的命运，存亡的理数，倘若与秦国相比较，也许还不容易衡量（出高低来）呢。
荆轲刺秦王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唉！（如果六国诸侯）用贿赂秦国的土地来封给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齐心合力地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恐怕秦国人饭也不能咽下去。真可悲啊！有这样的有利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迫，每日每月割让土地，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被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啊！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之国，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却还有可以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优势。如果凭借偌大国家，却追随六国灭亡的前例，这就比不上六国了。
虎符
名家点评：
茅坤：
“一篇议论，由《战国策》纵人之说来，却能与《战国策》相伯仲，当与子由《六国论》并看。”（《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一十三）
林纾：
“观诸侯之割地赂秦，非谋诎智昏，出一不得已也，即不割亦未必不亡。老泉持论，不为无见。末数语，阴指契丹，特借题发挥耳。”
朱川：
“借六国赂秦而灭，以暗刺宋事，其言痛切悲愤，可谓深谋先见之智。”
苏辙像
苏辙《六国论》《六国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辙所写的一篇论，着重探讨了六国当时应采取的自安之计，全文抓住一个“势”字，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处着笔，高谈阔论、说短论长，颇具战国策士纵横捭阖之风。
苏辙行书《晴暖帖》
原文：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我读过史记中六国世家的故事，内心感到奇怪：全天下的诸侯，凭着比秦国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全心全力向西攻打崤山西边面积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灭亡。我常为这件事作深远的思考，认为一定有能够用来自求安定的计策；我总是怪罪那时候的一些谋臣，在考虑忧患时是这般的粗略，图谋利益时又是那么的肤浅，而且不了解天下的情势啊！
影视剧中“秦昭襄王”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的目标，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的目标，也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崤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归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忧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惮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影视剧中“秦惠文王”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途径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任由小小的韩、魏两国，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向秦国呢？韩、魏一屈服而归向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到处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苏辙行书《晚来帖》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却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源源不绝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行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战国方足币
名家点评：
金圣叹：
“看得透，写得快。笔如骏马下坂，云腾风卷而下，只为留足不住故也。此文在阿兄手中，扰是得意之作。‘三苏’之称，岂曰虚语？”（《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
爱新觉罗·玄烨：
“洞彻当时形势，故立论行文爽健乃尔。”（《古文渊鉴》）
吴楚材、吴调侯：
“是论只在‘不知天下之势’一句。苏秦之说六国，意正如此。当时六国之策，万万无出于亲韩、魏者。计不出此，而自相屠灭。六国之愚，何至于斯。读之可发一笑。” “感叹作结，遗恨千古！”（《古文观止》卷十一）
战国七雄势力图
苏轼《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苏轼像
原文：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春秋末年，直至战国，诸侯卿相，都争相供养士人（来）为自己谋划。（上至）那些谋士辩客、善于辩论、善于言辞的人，下至（那些）长于技击、力大无穷（乃至）技能卑下的人，没有不待之以宾客之礼的。（那些）穿着华美的服饰、吃着精美的食物而被安置在上等的馆舍中的士人，（多到）数也数不完。越王勾践有六千门客；魏公子无忌、齐公子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吕不韦都有三千门客；而田文（还）招揽了六万名崇尚侠义的奸猾之徒在薛地安家。齐国稷下的辩士也有上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都招揽了无数门客。下至秦汉年间，张耳、陈余号称“多士”（可译为有许多门客），所豢养的宾客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而（甚至）田横也有五百名门客。那些约略可以从传记中的人就像这么多，（可以）料想其他的（不见于史传的士人）应当是官吏的数倍或是农夫的一半了。这些人都是使唤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老百姓如何能承受得起，国家又如何能承受得起呢！
战国铜镜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我认为：这是古代先王所不能免除的。国家中有奸猾之徒，就好像鸟兽中有猛禽猛兽，昆虫有（带）毒螯（的虫子）一样。分门别类、区别对待，使他们各自安于自己的处境，就能够使他们为自己所用了，把他们全部铲除干净，就不是正确的方法。我考查世事的变迁，知道六国之所以能长久存在而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就是由此造成的，不能够不加以省察啊。
影视剧中“宣太后”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那些有智谋、有勇气、有辩才、有能力的人，这四类人都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他们）大多不能穿破旧的衣服，吃粗陋的食物来供养别人，都是使唤别人来供养自己的人，因此前代的君王把天下的富贵分给这四类人和他们共同享用。这四种人不失职，那么国家就安定。这四类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前代的君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立选拔制度，使他们通过同一种方式选拔产生。夏商周以前由学校中选拔产生，战国直到秦代由客卿中产生，汉代以后从郡县制中产生，魏晋以后从九品中正制中产生，隋唐直到现在从科举制度中产生。虽然并非完全如此，（我只是）选择其中比较多的现象论述。六国的国君暴虐地奴役百姓（的程度），不亚于秦始皇、秦二世，然而当时的百姓没有一个反叛，因为（当时）凡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大多被作为客卿供养起来了，各有各的职守。那些努力耕种来奉养上等人的人，都是愚钝而没有能力的人，（他们）即使想要反叛，但是没有人充当他们的带头人，这就是六国之所以稍稍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啊。
战国编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秦始皇起先要驱逐客卿，因为李斯的言论而作罢；吞并天下之后，就认为客卿没有用处了。于是凭借法制而不凭借人治，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治理（好），认为官吏不一定要有才能，选择能够遵守自己的法令（的人）就行了。因而毁坏名城，诛杀豪杰，（使得）民众中优秀杰出的人流散回归到田亩之中。先前那些被四公子吕不韦之流的人所供养的人，他们都回到哪里呢？不知道他们是（甘愿）面黄肌瘦地老死在普通百姓之间呢，还是会放弃耕种长声叹息来等待时机呢？（显然是后者）秦朝的动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的时期，然而假如秦始皇知道担忧这四类人，使他们各有各的职守的话，秦国灭亡不至于像这样迅速。把上百万的虎狼放纵到山林中而使他们饱受饥渴，不知道他们将要吃人，世人都认为秦始皇明智，我不相信。
影视剧中“商鞅”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楚汉争战的祸乱，老百姓都差不多了，豪杰应当（也）所剩无几了，而代国的丞相陈豨经过赵国的时候，跟随的车辆有上千乘，萧何曹参当政，也没有禁止过。到文帝、景帝、武帝的时候，法令极其严密，但是吴王刘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之类的人，都争相招致宾客。是不是以秦朝的祸乱为警戒，认为功名富贵不能完全约束天下的士人，因而稍稍放宽对他们的限制，使得有人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被选拔出（而不留在民间成为隐患）呢？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至于前代帝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子学习道理就知道爱人，普通人学习道理就容易驱使。”哎，这哪里是秦、汉两代所能比得上的呢？
三苏像
三篇《六国论》总结苏氏父子三人以《六国论》这同一个题目，写了三篇观点、角度、风格均不同的好文章。充分体现了苏门父传子继的创新精神。苏洵的《六国论》，抓住“赂秦”这一角度，分析六国破灭的原因，写得犀利老辣，笔力雄健，势如破竹。苏辙的《六国论》，着眼于“天下之势”，提出“夫秦之所以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观点。苏轼的这篇文章，虽不如父兄的文章那么气势恢宏、但也汪洋自如、独抒已见、自成一家。苏轼的《六国论》，围绕“养士”问题，分析“六国之所以久存，与秦之所以速亡”的原因。苏氏父子的三篇《六国论》虽然观点不同，风格互异，但都能道前人所未道，发前人所未发; 都是针对北宋王朝对内因循守旧，对外屈膝求和的形势，有所感而作。
三苏的行文思想中都有纵横家的习气。老苏文章风格纵横悠肆，笔力雄健，气势磅礴。而苏轼本篇史论是层层推进，行文曲折，显然己是老练的政治家手笔，所以这种纵横家习气体现地较为含蓄，但行文中仍大有纵横家的雄辩气息。苏辙文章是讲究“气”的，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就有“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再观苏辙本篇文章，立意就是从全局着手的，不纠缠于一国一事，而纵论天下大势，很有气势，颇符合他汪洋澹泊又有奇气的风格。
郭绍虞在三苏祠题的对联“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悟骄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共源。”古人讲究书香门第，家学盛行。苏轼兄弟文章风格的形成离不开老苏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也可能是有意为之。另一个在“古文运动”中，“三苏”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他们所推崇的就是孔孟儒学，所修习的是韩柳文章。
此三篇《六国论》立论点的不同可以理解为当时文坛“文以明道”，不因循守旧，并推陈出新，反映现实的理念的体现“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三苏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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