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点符号的存在让文字有了情绪，让句子有了起承转合，为诗词添了意境。
一句话，往往需要前后有停顿，并带有一定的语调，才能准确表达出完整的含义，否则就容易产生歧义。比如清代诗人赵恬养的一句【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就有足足七种解释说法，谁能明白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标点符号的应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古代中国基本不用标点符号
书面上用于标明句读（dòu）和语气的符号，被称为标点符号。其实我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了，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因为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所以没有流传开来。
例如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一些看似裂缝的竖线、横线，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起到分辞的作用，也就是把不同段落的卜（bǔ ）辞隔开，以方便理解。
《说文解字》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籍，也是世界上早期的字典之一，许慎（shèn）早已把标点符号收入书中。因为辞书所收录的词目能够反映时代语言，无疑对当时用法混乱的状况起到了很好地规范化作用，也为后世所遵循和沿用。所以，我国古代并非没有标点符号，只是不全面而已。
我们如今在用的标点符号，起源于欧洲。西方文字在公元8世纪以前，只用句号。8世纪以后，慢慢出现了冒号、分号等，但使用都比较随意，没有严格的使用规则。直到15世纪末，威尼斯印刷师阿尔德·曼努齐在原有标点符号的基础上，又创建了部分新的标点符号，并规定了所有的标点符号的固定用法，西方文字的标点符号才得以实现系统化、规范化。
鸦片战争以后，新思想传入，西洋标点也跟着进来了。
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
张德彝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编成小册子。他有一本名为《欧美环游记》的书，其中有一段介绍了西洋的标点符号：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
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插柳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
新式标点符号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如今能有稳定的标点符号系统，得益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革新运动。其中有不少文章、书信提到了使用标点的问题，并随之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字改良观》，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自创刊之日起，一直坚持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对新式标点符号的创制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4—1916年，胡适曾在日记中多次记下自己对创制新式标点符号的设想，这些日记先在友人中传阅，后来收入《藏晖室札（zhá）记》。1915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之约，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凡三昼夜始成，约一万字”，全面阐述了他对句读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并进行了符号的实际创制。1918年胡适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这套符号进行增删改易，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的雏形。
1919年4月，北京大学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六名教授，联名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大会议决通过。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这一议案。议案的颁布，标志着新式标点由个人提倡走向国家推行，走向法治，这极大地推动了标点的使用和普及。上世纪20年代，除在白话文中继续推广使用新式标点外，还出版了一批古典名著的新式标点版本的书籍。标点古书迅速形成风气，新式标点一时成了时尚。
曾被守旧派视为“洪水猛兽”的标点符号
新文化运动倡导下的新式标点符号也并非一帆风顺。
新式标点符号诞生之后，就被当时的守旧派视作“洪水猛兽”，不断遭到谩骂和围攻。鲁迅先生在1934年写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群人‘若丧考妣（bǐ）’，恨不得‘食肉寝皮’。”
“五四”时期，复古派的代表林琴南一方面竭力反对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拒绝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在翻译外国小说时，他宁可用“此语未完”四个字，也不肯用一个简单、明了的省略号。
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行“甄别考试”，索性恢复文言，禁止使用新式标点。这些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人士的反对。鲁迅曾在一系列杂文中列举出中国古籍中的许多例子，证明文言文精炼虽精炼，简约虽简约，但是由于语法不精密，缺少标点符号，结果有时词不达意，歧义迭出，叫人容易发生误解。他大声疾呼“须用新式标点”。郭沫若则在一篇文章中说：“言而无标点，在现今是等于人而无眉目。”
在进步学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30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从句读、行款、用语几方面统一机关文牍；1933年，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分别发出通令和训令，要求采用“简单标点办法”。这些文件都扩大了标点符号的影响，促进了标点符号的普及。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对原标点进行了研究整理，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共列标点符号十四种，包括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引号、冒号、问号、感叹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专名号、书名号、着重号。
20世纪60年代，汉字文稿的书写和出版物的排印由直行改为横行，某些标点符号的用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并且对原规定进行整理。1987年初，国家语委成立《标点符号用法》修订组，约请专家对原用法进行修订。1990年3月，国家语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共列标点符号16种，增加了连接号、间隔号。此后，在听取各界意见后，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共同决定将《标点符号用法》制定为国家标准，并于1995年12月正式发布。
至此，我国的标点符号才最终确立下如今的使用标准。可以说标点符号的发展史，也是我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奋斗史。我们能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肯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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