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小媛
近日，打着“冬天的第一场爱情电影”旗号的《如果声音不记得》上映，结合抑郁症、家暴、性骚扰等社会热点大肆包装，上映六天突破两亿票房，似乎又把电影带回青春的疼痛中。青春片到底是什么模样，其中的女性话语又是如何表现？笔者选取近年三部青春片加以探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青春生长之痛为主题，引起国内伤痛青春电影的滥觞；《后来的我们》聚焦都市底层空间，关注都市边缘青年的生存与蜕变；《少年的你》以校园霸凌为主线，着眼于家庭缺位，揭露出心理缺失的少男少女构筑的世界。其虽各有侧重，但皆不同程度地在角色塑造中存在着性别偏颇，如对女性梦想的两极化塑造，对男性在家庭中缺位现象的弱化、男性面临社会压力的过度塑造，以及对女性身体和情感的刻板定义，影响着女性话语的表达。
唯“爱”或唯“物”：女性梦想的缺失
青春片惯于将女性作唯爱或唯“物”的两极化塑造，女性角色通常以自我牺牲达成目标，成为男性角色梦想的附庸。国产青春片默认女性梦想缺席，无疑否定了女性独立追梦的主体性地位，消解了社会对女性追梦话语的期待。
在《致青春》中，“女神”阮莞美丽而果敢，却沉溺在与软弱而滥情的赵世永之间的“爱情”中。她以生命为代价，只留下追爱的碎梦。女主角郑微乐观而大胆，先是跟随邻家哥哥林静的步伐来到大学，后来对“死敌”陈孝正“死缠烂打”，但义无反顾的勇气也只停留在追爱的过程。影片为陈孝正预设了梦想与目标，却促使郑微沦为他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和功成名就后的一段遗憾。即使影片以“爱自己，胜过爱他人”作为追爱失败的借口，但依旧难掩女主角梦想缺失的事实。借郑微之口肯定施洁以命博爱，看似对片甲不留的唯爱的赞赏，却构成一种更深的讽刺。
穷苦家庭出生的黎维娟则成为现实主义的唯“物”者，她的目标是择富而嫁，凭借婚姻关系脱离贫困窘境。相似情形在《后来的我们》中也有所体现，北漂的方小晓渴望在北京扎根，为此同大腹便便的“法学博士”交往，也曾被已有婚育的“成功人士”骗作“第三者”，人生阶段性目标化作完全的物质化追求。然而，她在物质追求中转向爱情追求，从依靠婚姻“立足”的思想中解脱后，却再次陷入女性角色服务于男主角追梦和蜕变“道具”的悖论。无论是唯“物”还是唯“爱”，女性个体化的梦想在方小晓的人生中始终处于无意识的缺席地位。
孩子到父亲：男性成长及其社会压力
对男性在家庭中缺位现象的弱化，以及对男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过度塑造在青春片中也同样较为普遍。这种价值认同无疑是对女性家庭与职业付出的另一种漠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女性面临的双重压力。由此，职业女性的话语无法得到平等的对待。
在《致青春》中，陈孝正在郑微的“狂轰乱炸”下接受了一段“误差”爱情，却在境外深造与爱情抉择中瞒天过海，多年后事业有成，才在镜头前完成可悲的自我谴责；在《后来的我们》中，林见清是一个有梦想的“顽童”，嘴里喊着“我们会发达的”，却只是玩着游戏“表面奋斗”，方小晓失望离开后，他如梦方醒，始着手于事业的进取。青春片中的男性在爱情里成长，女性有时是母亲，成为无能“稚儿”的事故处理人；有时又充当男性成长的“催化剂”。影片中的女性很难在婚恋中成为与男性角色、权力、地位平等的合作者，而无意间转向了男性成长过程中的牺牲者。
在《后来的我们》中，林见清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后买了大房子，他默认这是自己的义务，也是父亲和女友的企盼。内中潜藏的价值观则是社会期待将更多的家庭物质责任转嫁在男性一方。由此，男性在家庭和爱情中的缺位与失责似乎被误解为理所应当。正如《少年的你》中，家庭教育的畸形无疑是校园霸凌的重要成因，畸形教育对于父母双方而言都难辞其咎，但影片却片面放大女性一方在家庭教育中的失当因素，如欠债后躲到外地、任凭女儿独自应付债主的陈念母亲，以及向女儿灌输适者生存观念、冷血苛刻的魏莱母亲。父亲在子女教育中存在感建构的不足，致使失衡的性别话语让人们更易形成谴责母亲的惯性思维。
实际上，现代社会中颇受就业歧视的女性走向社会的同时，父爱仍属家庭的稀有物。男性在传统的两性观念中虽拥有更高的社会期待，却未必承担着相较于女性更为沉重的压力。
身体与情感：女性角色的刻板定义
艺术表达中女性的身体和情感都长期处于被凝视、被定义当中。刻板的凝视迫使女性在完成对社会认同的追求时，被迫将自己的身体融入社会规训的“模具”。对情感特质的单一化认知则使得两性个体的自我情感卷入“类型化”。以这种价值导向审视着女性群体，也促使她们追求自我道路的窄轨化。
在《致青春》中，“假小子”朱小北是剪着利落短发的爽朗女孩，在捍卫自尊的“叛逆”事件中遭遇学校开除，多年后，以干练的女性教育专家身份再次现身，却否定了曾经的身份认同。这既是对女性刻板印象的归顺，也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扭曲。
在《少年的你》中，两位警官构成微妙的对立。女警官王立作为孕妇的同时更是“正义”坚定而冷酷的捍卫者，相比之下男警官郑易则显得富有同情心。善意与共情绝不是女性独有的情感，但在国产影视的惯性表达中，此种情绪服务于女性角色塑造时往往显得疲软无力，却在服务于男性形象时显得温情。女警官角色设定的缺陷让影片后半段剧情略显生硬，无形中更加深了观者之于女性的偏见。打破性别刻板定义尝试的失当，又强化了新的刻板。
作为讲述青春故事的主题电影，折射的伦理观念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重视影片隐性话语中的不合理价值认同，也是对女性话语表达的一种维护。（罗小媛）
来源： 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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