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于《书法研究》总第140期
作者 张国宏
［内容提要］
王羲之以其对中国书法无与伦比的贡献，取得了难以动摇的“书圣”地位。王献之审时度势，继续沿着古质今妍的道路发展，并开创实用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行草体，终于也取得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在此框架内，从历史机遇、传世作品、精神气质、书法风格、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六个方面对二王父子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 古质今妍 内擫法 外拓法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小字阿菟，山东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费县）。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父子俩生卒年代都有争论，现在一般采用唐代张怀瓘《书断》的说法。
琅邪王氏是西晋的豪门大族。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曾任尚书郎。叔祖王澄任荆州刺史。父王旷做过淮南、丹阳等地的太守，曾参与朝廷大计，是晋王朝南迁的策划者之一。王羲之的堂伯王敦、堂叔王导都做过丞相，堂叔王廙官至荆州刺史。当时社会上有“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的说法，就是因为王氏家族初过江时是一枝独秀，从将军、尚书到刺史、丞相，位居要职者，高达二十多人，基本上垄断了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权。王家还通过联姻，不断巩固家族的地位。如：王羲之娶了太尉郗鉴之女郗璿，他们的次子王凝之娶了丞相谢安的侄女谢道韫。王献之与表姐郗道茂离婚后，与简文帝之女新安公主结婚，成了驸马。他们的女儿神爱公主后来被晋安帝立为皇后。
二王父子仕途都很顺畅。王羲之二十二岁开始走上仕途，当上秘书郎。二十八岁任江州临川郡太守。三十二岁任征西将军庾亮的参军、长史，后又升迁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四十六岁时，经好友殷浩推荐，任护军将军。后又转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人称他为“王右军”。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献之“起家州主簿”。后又历任建威将军、谢安长史、吴兴太守。二十九岁与简文帝之女新安公主结婚。三十五岁时“征拜中书令，”故后人称他为“王大令”。四十三岁献之死于任上。
王氏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地位显赫，而且因书法人材济济而蜚声书坛。
王羲之的父辈王旷、王敦、王导、王廙皆有书名。《淳化阁帖》中有王敦、王导、王廙书迹。王羲之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据史料记载，他七岁开始习字，不久就师从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卫家也是名门望族，世代善书，卫夫人擅长楷书，并有书论《笔阵图》传世。同时王羲之还向叔父王廙学习书法，南朝宋书家羊欣《采古今能书人名》称王廙“能章楷，谨传钟法”，与卫夫人同以擅长钟繇楷法而名扬四海。王廙见侄儿“书画过目便能”，大为惊讶，发出由衷的赞叹：“余兄子羲之，幼而歧嶷，必将隆余堂构。”（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王献之学习书法的条件更为优越。他五岁就开始学习书法，卫夫人（卫铄）还特意书写一篇《大雅吟》送给他。此时王羲之已四十六岁，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王羲之亲授爱子，并亲书《乐毅论》作为范本。王献之天资过人，从小深得羲之赏识。相传献之七八岁时，其父出其不意，从其背后拔其笔杆，意在试其笔力如何，献之笔不脱手，羲之叹曰：“此儿后当有大名。”王献之十岁时，还随父亲及两位哥哥（凝之、徽之）参加了兰亭盛会。
王羲之有七子，依次为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称他们“皆得家范，而体格不同，是善学逸少书者。······逸少之书，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中当以献之得其源为高，因为献之得源之后，继续变化发展。除父兄外，对献之书法产生影响的人还有很多。外公郗鉴、母亲郗夫人、舅父郗愔、郗县、从父王恬、王洽、王劭、王荟、嫂嫂谢道韫、保母李如意皆有书名。
自二王父子步入书坛，千百年来中国书法便与之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二王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本文将从历史机遇、传世作品质量与数量、精神气质、书法风格、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六个方面对二王父子进行比较研究。
历史机遇比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各体书法交相发展，并日趋成熟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蜕变时期。它是在汉代书法发展的基础上，完成了汉字书体的演变，篆、隶、真、行、草，诸体俱备，日益完善。
魏晋时期的隶书，已经走上了程式化的道路，艺术魅力迅速下降。它的字形偏扁，横向取势；收笔又朝上作分势，对直行书写来说，很不方便，隶书被楷书取代是势在必然。
楷书演变的成功离不开钟繇、王羲之这两个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大书法家的杰出贡献，钟繇“从“法”字上改变尚扁尚平的字体，从章法上改变行近字远的布白，从笔法上改变蚕头雁尾的书写方式，把隶书的整齐方正的美变为楷书的纵横可象的美，韵味更浓更淳。”①钟繇的楷书已经很成熟，十分古雅。所谓古雅也就是稍带隶意。王羲之楷书主要得力于钟繇，然后“增损古法，裁成新体。”（张怀瓘《书断》）也就是去掉了钟书中的隶意，创造出遒美流便的今体，使楷书完全成熟。
魏晋时期的行书也在隶楷的递变中，由发展走向成熟。行书大约起源于东汉后期，相传为东汉的刘德昇所创造。实际上行书在其形成过程中，有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其一，它是在由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这是一种在民间流行的非隶、非楷的简捷的手写体，可称作“前期行书”。其二，是在隶书演变成楷书之后，由楷书简捷流便写出来的书体，这是一种基本脱尽隶法的行书，可称作“后期行书”。当时的行草书，虽然都已初具规模，但不同程度上都带有隶书的烙印，能将前期行书与后期行书有机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一种完全成熟的书体的杰出代表就是王羲之。行书经过王羲之的创新，变古质为今妍，形成了一种俊逸、雄健、流美的书风，对书法艺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随着楷书取代隶书，今草取代章草也是必然的趋势。东汉开始流行的章草，到了西晋时逐渐起了变化，即向今草转化。到了东晋，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书家提纯了今草的写法，主要也是去除了隶意，加强了使转，使其笔势连绵不断。在结体和线条的把握上，非常准确精到。王羲之的草书平和洒脱、典雅飘逸，艺术水平极高。
世上万物大都始于渐变，而终于突变，书法亦然。在各种书体演变过程中，是王羲之抓住了书法发展的脉搏，推动了字体的突变。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它既需要历史机遇，更需要超人的智慧、非凡的勇气、杰出的创造力。所以，当王羲之将自己的艺术活动与时代需要紧密结合时，就创造出了惊人的艺术成就。
王献之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他比王羲之小四十多岁，到他成年时，各种书体的演变，基本上已由其前辈书法家完成了。从东汉到东晋几百年间，书法创作很繁荣。唐朝张怀瓘《书断》列为神品书家的二十五人中，大都为魏晋南北朝书法家。唐窦臮《述书赋》所说的“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就是指当时东晋王朝王、谢、庾、桓四大名门中的二十一位书法家。这时期可以永载史册的书法家有：杜度、崔瑗、张芝、蔡邕、梁鹄、刘德昇、钟繇、卫觊、韦诞、卫瓘、索靖、皇象、卫夫人、王羲之、谢安、王献之、王珣等。为什么与王献之同时期的书家能上榜的寥寥无几呢？就是因为前辈书家历史机遇比他们要好，作出的贡献也比他们大。
王献之的前辈中还有一位叫王洽的堂叔，他是丞相王导之子，又是《伯远帖》书写者王珣之父。王家后代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在其《论书》中称：“亡曾祖领军（王洽）书，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变古制今，唯右军、领军，不尔，至尽犹法钟张。””实际上，已将王洽放在仅次于王羲之的地位。张怀瓘《书断》称：“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也充分肯定了王洽对书法变革的重大贡献。由此可见，虽然王献之与其父辈前后只相差几十年，但他们的历史机遇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传世作品比较
王羲之虽然没有真迹传世，但唐代摹本及各种刻本非常之多，而且质量非常之高。举世瞩目的《兰亭序》，它的各种摹本、刻本完全可以开设一个《兰亭序》博物馆了。唐代摹本，在大陆及台湾的有《寒切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平安三帖》（《修载》、《何如》、《奉橘》三帖）、《远宦帖》、《神龙本兰亭序》等；在日本的有《丧乱》、《二谢》、《得示三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著名的刻本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十七帖》、《定武兰亭》、《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兴福寺碑》等，北宋《淳化阁帖》中《旦极寒帖》、《近得书帖》、《昨书帖》、《建安灵柩帖》、《追寻伤悼帖》、《适重熙帖》，以及北宋《宝晋斋帖》中的《王略帖》、《裹鲊帖》等。
“二王”书法墨宝，经历了桓玄失败与萧梁亡国两次灾难，损失非常严重。唐初，唐太宗尽力收藏，内府藏品数以千计。但因唐太宗褒羲之，抑献之，致使王献之的书法有的被隐去名字，有的被改作他人作品，又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所以，现存的王献之书法珍品较少。王献之著名的书迹，有墨迹本《鸭头丸帖》，唐代摹本《廿九日帖》；刻本《洛神赋十三行》、《十二月帖》和《授衣帖》。王献之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地黄汤帖》、《送梨帖》、《东山帖》、《鹅群帖》、《兰草帖》、《舍内帖》、《保母砖志》等。
书法作品的流传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但它又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它也是决定书家社会地位的因素之一。从作品流传情况看，王献之传世书法的质量与数量实在是无法与其父亲相提并论。
精神气质比较
二王父子都具有超凡的精神气质。《晋书·王羲之传》称王羲之“幼讷于言，人未奇之。·····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大凡少时沉默寡言者，多深沉而善思想者，这一类性格发展成为“骨鲠”也是合乎情理的。《王羲之传》记载了两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王）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为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袒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此正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 以女妻之。”如此不拘礼法，充分显示了王羲之“骨鲠”的性格。
王述与王羲之皆为名士，但王羲之看不起他。“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王羲之从本性出发，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也如此不屑一顾，完全不考虑政治前途，一代名士的傲骨显露无遗。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中也记载着几个关于羲之的故事。“羲之罢会稽，往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值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云：“但言右军书字，索一百。”＇人市，市人竞市去。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而不答。”又“羲之性好鹅，山阴县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往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亿甚盛，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棐床几，至滑净，乃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还家，其父已刮尽，生失书，惊懊累日”。从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王羲之的洒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极其自然的，这是一种只有真正名士才具有的风流。
《晋书·王羲之传》称王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献之也深得名臣谢安赏识，据《世说新语·品藻》记载，王黄门（徽之）兄弟三人诣谢公（谢安）、子猷（徽之）、子重（操之）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问：“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晋书·王羲之传》记载：“谢安甚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
王献之遇事不惊，从容不迫，很有名士风度。《晋书·王羲之传》记述：“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净。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虞龢《论书表》记述：“王子猷（徽之）、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之敬神色怡然，徐唤左右扶憑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王献之才高气盛，不畏权贵，而且敢说敢为。据虞龢《论书表》记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耳。”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张怀瓘《书断》称：当时人们向王献之求书法，很少有人如愿，“虽权贵所逼，（献之）靡不介怀。”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谢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魏仲将（诞）悬凳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王献之做过谢安长史，能如此直言，确属不易。
王献之又很有傲气，但有时不守礼法，近于佯狂。刘谦之《晋记》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世说新浯·忿狷》：”王公（献之）诣谢公（谢安），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谢安之侄）曰：子敬实自清立，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谢安对他的批评也可以说不轻了。《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疆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旁若无人。辟疆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从以上两例子看，献之对人傲慢，有时确实有些出格了。
书法风格比较
二王书法的共同之处都在于表现了艺术内容的实在性、表现方式上的理智与客观。我国古代书法始终沿着一条从繁到简、从质到妍的道路发展。虞龢《论书表》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王羲之书法把握住古质今妍的发展规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王献之书法的可贵之处则在于能沿着古质今妍道路继续发展，并能冲破父亲的藩篱，自创风格。他那疏旷不羁的性格，反映在书法上就是更加宏逸开张。可以说，王献之是当时古质今妍转变中走在最前列的人。羲之和献之相比，羲之为古，献之为今。前人称献之“变右军书为今体”，也就是这个道理。对二王书法风格，黄庭坚曾有妙喻：“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如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山谷题跋》）王羲之书法含蓄灵和、内涵风骨，如《左传》述事精妙优美，得“立言高标，著作良模”之称；王献之草书纵逸豪迈、风流俊美，似《庄子》为文恣肆，意到笔随，有“汪洋辟阖，仪态万方”之誉。黄庭坚以左氏、庄子比作二王，甚为确当。
要分清二王书法的差异，一定要分清内撅法与外拓法的区别。大凡笔致紧敛，是内撅所成；反之，必然是外拓。王羲之书法“刚健中正，流美而静”，使用的是内擫法；王献之书法“刚用柔显，华因实增”，使用的是外拓法。沈尹默强调“内撅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为筋（筋力）胜之书。······内擫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妍，不言而喻”。（《二王书法管窥》）我们如果把二王书法中的楷书《乐毅论》、《洛神赋十三行》与草书《十七帖》、《十二月帖》进行一番比较就能看出内撅与外拓的差别。王羲之的书法笔致紧敛，转折处以顿笔方折居多，故刚健中正，其特征是动中有静；王献之的书法笔致放纵，转折处提笔暗过，以圆转居多，动态特征更加明显。
历代名迹中，凡学大王者，用笔多内撅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学小王者，多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欧阳询行书《梦奠帖》取法大王《何如帖》之类作品，为典型的内撅法；《中秋帖》节临王献之《十二月帖》，为典型的外拓法。。唐太宗的《晋祠铭》取法大王较多，以内撅法为主；而其《温泉铭》取法小王较多，以外拓法为主。《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刻碑在武则天时期，怀仁忠实地摹刻王羲之书法，所以内擫特征明显；唐大雅集王羲之《兴福寺碑》刻碑在唐玄宗时期，大雅集字是采用临摹结合的方法，相对较随意，字体也稍放纵。所以，同样是集王羲之书法，两碑的风格差异就很明显了。
历史贡献比较
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已有一千多年了，这不仅是因为他达到了其他书家难以企及的绝对高度，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书法的巨大影响和卓越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王羲之通过艺术手段，使汉字的真、行、草三体形成了独立机制。从王羲之的师承看，他得益于带有隶意的前辈书法；而他的贡献却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开一代新风。他基本上清除了点画、结构和章法上的隶书痕迹，把楷书和行书推向成熟。
第二，是王羲之将真、行、草三体高度艺术化，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他根据当时东晋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趣和思想感情，将汉魏以来凝重质朴的书风，变成了流丽而遒劲的新体，他的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这些书体都大大超出了同时代书家的水平。故张怀瓘《书断》赞曰：“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非自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王羲之书法中高度成熟的、极富变化的笔法、结构和章法，已成为后世百代师法的楷模。
王献之对书法的贡献，首先是对王羲之所创造的新体继续进行改造，也就是将王羲之笔致紧敛的内撅笔法，演变成为纵逸流畅的外拓笔法；将王氏书法演变成为笔迹流泽、婉转妍媚的新体裁。王献之对书法艺术有很强的感悟能力，又有创造性的见解，早在十五六岁时，他就建议其父亲改体：“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张怀瓘《书估》）实际上，王献之向父亲所建议的道路，正是中国书法顺应古质今妍发展的道路，是一条推陈出新的道路。沈尹默先生指出“内撅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妍，不言而喻”。（《二王书法管窥》）二王书法相对于前人，有古今之别；而父子相比较，又成新的古今。果然，在王羲之去世一百多年后，世人嫌王羲之的书风古质，将兴趣转向“用笔外拓而开廓，散朗而多姿”的王献之书法。对这种现象，也就是虞龢所说的，“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当然，王羲之能成为“书圣”，是靠其书法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但要说起弘扬王氏一门书法，是离不开王献之的杰出贡献。
其二，王献之在继承父风的基础上，创制了一种新的行草书，也就是神峻流畅的“大令体”。这种行草书体，打破了书体的界限，流便简易，可草可行。它随意而书，并能传情达意，给书写者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张怀瓘在《书议》中写到：“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王献之所创行草书体，虽然不能与真、行、草、隶、篆这些大书体相提并论，但它能使二王书法体系进一步得到充实完善，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书体。王献之所创的书风，也正是东晋以来书家所追求的一种新的书体风格。张怀瓘称其笔法和体势，是当时“最为风流者也”。后来自晋末到六朝，书家都崇尚这种新书风，使献之名声更加显赫。
历史地位比较
王羲之书法成功之后，引起了朝野各阶层人士的心理共鸣与崇尚，包括那些书法世家的子弟，也都学习王字。据虞龢《论书表》记载，当时大书法家庾翼在荆州为官，见庾家子弟，不继承家传而学右军，愤愤不平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而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后来他在其兄庾亮处见了王羲之给其兄的书信，乃叹服，并写信给王羲之：“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是“四庾”之一，书名原在右军之上，右军书法能使其内心折服，确属不易。
王羲之书法取得了他人难以比拟的成功，但其确立书坛盟主地位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整个南朝学习王献之书法的人众多，王羲之的地位受到了儿子强有力的挑战。根据史料记载，晋末以来乃至整个六朝，都崇尚华美的书风，使王献之书名大显于世。南朝书家孔琳之、羊欣、谢灵运、薄绍之、王僧虔都以学习王献之为主。
梁代陶弘景《与梁武帝论文启》称：齐梁之间，“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梁代袁昂《古今书评》称：“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鼎能者并不超过冠世者。这种情况要到梁武帝赞扬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古今书人优劣评》）以后，才有所改观。
隋代智永主要取法王羲之，又在钟繇《宣示表》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清代何绍基指出：“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南朝宗法右军者，简牍狎书耳，至于楷法精详，笔笔正锋，亭亭孤秀，于山荫棐几，直造单微，惟有智师而已。”（《东洲草堂金石跋》）智永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大王法多于小王法，并直接对初唐书法产生影响。
唐初，唐太宗崇尚大王书法，对王羲之地位进一步的确立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还亲自写了《王羲之传论》，太宗把王羲之与钟繇、王献之、萧子云作比较时，极大地肯定了羲之的书法成就，他称赞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把王羲之凌驾于所有书家之上。帝王为书家撰写传论，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同时他还贬低了王献之，“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如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枒而无曲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唐太宗作为一代帝王如此褒扬王羲之，贬低王献之，其影响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出现把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作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的怪事。初唐孙过庭草书师法大王，成就很高。他在《书谱》中写到：“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惑疑也。”他认为王羲之书法之妙在于“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而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孙过庭的观点非常鲜明。《书谱》作为初唐最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其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李嗣真在其《书后品》中盛赞美王羲之书法：“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廓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照灼······可谓飞白之仙也。”从此以后，王羲之头上有了“书圣”的光环。
盛唐、中唐时期，以张旭、颜真卿的成功为标志，书风向雄健豪放方向发展。书法的艺术标准和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杜甫诗句“书贵瘦硬方通神”是张旭、颜真卿之前的旧标准；苏东坡诗句“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不公吾不凭。”则是张旭、颜真卿之后的新标准。当时书家已多用外拓法，王献之书法地位也随之日益提高。所以出现学习草书者，无不学大令的现象。唐代李嗣真高度评价王献之草书的同时，首先提出王献之的草书超越了王羲之。《书后品》称：“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唐代杰出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对二王书法作了长期的，也是最为详尽的比较研究。天宝十三载（754）他在《书估》中称：“如小王书所贵合作者，若藁行之间有与合作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尔。···..·可谓子为神俊，父得灵和。父子真行，固为百代之法。”能提出“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在当时是需要极大胆魄的。乾元元年（758）他的《书议》又将二王作了比较：真书逸少第一，子敬第四。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章草逸少第四，子敬第七。草书子敬第三，逸少第八。他还评论：“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同时他大胆批评王羲之“草书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也”。也提出王献之的草书超越了王羲之。贞元三年（787）张怀瓘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书断》，他将二王的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皆列为神品。同时作了概括总结：“子敬真不逮父，章草亦劣。然观其行草之会，则神勇盖世。况之于父，犹拟抗行（衡），比之钟、张，虽勍敌仍有擒盖之势。·····其间备精诸体，唯独右军，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观点有了明显的转变。
南唐李煜称：“子敬俱得右军之体，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六）以李后主之性格，不喜欢王献之纵逸的书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宋代是一个“尚意”书风盛行的时代。所谓尚意，旨在摆脱束缚，主要是摆脱书法法度、技法对书家性灵的束缚。王献之的书风也因此得到了宋代书家的高度重视。宋四家中，米芾受王献之影响最大，《宋史本传》称其：“妙于翰墨，沉着飞翥，得王献之笔意。”黄庭坚的草书也从王献之书法吸取养分。所以他们二人对王献之的评价也最高。米芾《书史》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黄庭坚《山谷题跋》则称：“右军草书入能品，大令草书入神品也。”
元代书坛盟主赵孟頫高举师法晋唐的大旗，但他主要是研习王羲之的行书与初唐诸家的楷书。元代能见到的王献之书迹已非常之少，元以后所谓学王者实际上多为学赵者。所以自元以后，王献之的地位再也无法与其父相比了。
王羲之以其精湛的书艺，以及对中国书法无与伦比的贡献，取得了“书圣”的称号。千百年来，书家多以王羲之书法为最高的典范。但纵观历代书家成功经验，凡学习王羲之书法者，基本上都兼学王献之。除了南朝书家，隋唐以后的智永、欧阳询、虞世南、李世民、孙过庭、杨凝式、米芾、黄庭坚、赵孟頫、鲜于枢、董其昌、王铎、何绍基等也都在王献之书法上下了很大的工夫。这除了审美趋向有了改变之外，献之行草书比羲之行草书比较容易上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因为王献之对中国书法的贡献是确实是无法与王羲之相提并论的。
王献之对书坛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能审时度势，继续沿着古质今妍的道路发展，并开创实用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行草体，终于与其父并称二王，成为继王羲之后，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二王的成功，对千百年来的中国书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