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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
袁枚（1716—1798），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子才，号简斋，原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外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了乾隆十七年（1752）出于生计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一生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小仓山房尺牍》、《随园食单》等十余种。
袁枚一生，高寿82岁，除乾隆元年至七年（1736—1742）在京城学习并参加科举考试、乾隆九年至十年（1744—1745）在苏北沭阳、乾隆十七年（1752）在陕西短暂任职外，其他时期一直生活在江南地区。溧阳，深坐于江南腹地，康乾盛世时期与整个江南地区一样，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正是这样的地域文化土壤孕育了旷世奇才袁枚。袁枚的足迹不仅多次踏入溧阳，更因与名相史贻直及其子孙三代的深厚交谊，与溧阳结下了不解之缘。袁枚一生的诗文作品中，有多篇述及溧阳，成为溧阳的骄傲与荣耀。
△花石扇面图
袁枚与溧阳的缘份，首先应该从他的私塾启蒙先生说起。康熙六十一年（1722）,袁枚7岁正式求学于私塾先生史玉瓒。史玉瓒在袁枚家设私塾，教育袁枚及其胞妹袁机十年，督课谨严。关于史玉瓒的出身，袁枚在《史先生墓志铭》中记载“汉溧阳侯遗裔，为八行世家……子孙迁于杭”。此溧阳侯即为生于西汉末年的史崇，他是江南望族、溧阳史氏的一世祖。袁枚幼年受业于溧阳侯后裔，似乎在冥冥之中预示了他与溧阳的交集。
袁枚一生，对其科举考试、仕途沉浮、诗文创作产生过影响并与之交好的名士很多，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溧阳人史贻直。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史贻直堪称溧阳籍官阶最高位者，人称“六部尚书、三朝元老、九州总督”。
乾隆四年（1739），24岁的袁枚连中举人、进士，其殿试成绩为二甲第五名。按清代科举考试制度：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直接授修撰、编修，成为“太史”翰林；二甲赐进士出身，授庶吉士，入庶常馆，有名臣督课业，学习满三年散馆，经考试后合格者，可授编修，不合格者外放任知县。袁枚入庶常馆深造学习的第二年，教习由史贻直担任。每当早朝，史贻直立于宫门槐柳树下，向满族王子、贝勒们讲述三朝旧事，以及清初典章制度，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袁枚初识这位导师时，对他印象颇佳，十分仰慕，袁在《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中有云“清标玉立，眉目如画，举止详华，靴尘不沾”、“尤善清言，虽庄语危论，必多譬引，饶风趣”。
与此同时，史贻直初见学生袁枚即赏识有嘉，夸袁枚“如此英年”，为其年轻而欣喜。为考察学生们的才能，即兴出了题目“命拟奏疏一通”，结果袁枚的成绩判为第一，史公的评语“通达政体，贾生流也”，将他与贾谊相提并论。因袁枚汉文造诣甚深，史公安排他免于上课，只需跟随史公学习清书（满文）。史公还特许袁枚今后有问题求教，不必事先预约，可直接找他。袁枚在史公处常倾听其论说前朝天子所以致太平盛世的原因，并且“得与闻本朝文献”，学识长进非常快。然而可惜的是，袁枚对学习满文始终兴趣不大。三年庶吉士学习期满考试时，满文翻译“最下等”，成绩不及格，没有资格任翰林院编修、检讨等京官，只能外放任知县。从这个方面说，袁枚辜负了导师史贻直的期望。
△袁枚《所见》插图
史贻直对袁枚的教诲，不仅仅体现在课业上。乾隆十七年（1752），37岁的袁枚，在七年县令生涯后归隐随园过了三年悠闲日子，迫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决定再度出山。袁枚在赴陕西前，先去京城吏部办理手续，期间，他拜访了恩师史贻直。史公肯定了袁枚担任江宁县令时的政绩，同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风流放纵的言行，要求他以后引以为戒。
师者，影响一生的人，何况是史贻直这样的名臣大儒呢。袁枚留与后世的诗文中，关于史贻直的篇目较多，或感怀、或悼念、或拜谒，师生情谊，溢于言表。主要有《哭溧阳相公》诗四首、《谒史文靖公墓》诗一首、《题史氏家藏文靖公玉堂归娶图》诗四首、《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等。除这些诗文外，袁枚还为史公七十寿辰撰过一联：“南宫六一先生座，北面三千弟子行。”得到史公赞赏。
△袁枚书法扇面图
袁枚与溧阳史家的关系，不仅仅停留在与史贻直的师生之情、栽培之恩上，更因其将女儿鹏姑嫁到溧阳夏庄村，与史贻直次子、兵部侍郎史奕昂结为姻亲，由此袁史两家关系更加亲密无间，相互造访频繁。
史奕昂（1712—1791），字颉甫，号抑堂，乾隆六年（1741）中乡试乙科，由此步入仕途，历任运河道、山东河道、甘肃布政使、福建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兵部侍郎等职。袁枚与史奕昂的交往，始于乾隆十七年（1752），这一年“长安一为别，山左重相逢”，《史公张秋治河记》对此作了记载。袁枚短暂任职陕西，与史奕昂在长安见过面，后来袁枚南归途中，路过山东济宁，又拜访了时任兖沂道的史奕昂。听其讲述黄河决口，城镇淹没，他力排众议，主张修筑南北两道各长两百丈的堤坝疏导水流，并将此建议上奏河道总督，得到许可后，驻扎工地，筹划治河工程的故事。为使后人治水能够借鉴此经验，袁枚撰文记载了史奕昂治水的实情，并刻立在石碑上。
袁枚再一次与史奕昂相见，已经是与其成为亲家之后，袁史结亲，需从袁枚的女儿鹏姑说起。袁枚一生育有二子多女，其中次女鹏姑为其妾方聪娘所生，鹏姑自幼聪明，能读诗书，常在书房为父亲抄写典故，管理书籍，因此袁枚对她特别宠爱。乾隆四十六年（1781）,66岁的袁枚将女儿鹏姑嫁于史奕昂六子史培舆（史全生著《史贻直评传》作“第五子培与”），能够嫁入高贵门第，袁枚对这门亲事是非常满意的。鹏姑出嫁时，袁枚写了《送史婿偕鹏姑还溧阳》两首五言古诗，作为奁赠。诗中“当年门弟子，此日孙妇翁。先师如有知，九原笑未终”两句，既表明了与其恩师史贻直的关系，又直白表达了结亲史家的自傲感。鹏姑出嫁后的第二年（1782），生一男孩。喜讯传来，袁枚高兴至极，他已经67岁，第一次有了孙辈，又是男孩，于是亲自到溧阳看望外孙。这时，他的恩师史贻直早已亡故，接待他的是亲家公史奕昂，年已71岁，归乡溧阳，终养于红泉书屋。这座红泉书屋，在夏庄村上的宰相府内，原来是史贻直的亲叔史普（字西眉，号红泉，康熙年间任静海知县）所建造，后归属史奕昂。史奕昂拓地增修，园圃里有一口井，井下贮有丹砂，根据南朝诗人谢灵运的诗句“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而命名为红泉。袁枚亲自题写了“红泉”井名，由石匠镌刻在石井圈上。
袁枚此次造访，是与史奕昂在山东济宁见面整整三十年后再相会，得到史家全家上下的殷情款待，此间创作了不少诗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五言《宿溧阳史少司马红泉书屋二十四韵》，把相府风光、司马门第、园林结构、书房陈设均一一描写如画，加以三代交谊、家庭喜庆、女儿依依不舍的情景，都包罗无遗，读来有声有色，脍炙人口。做客期间，袁枚还瞻仰了史贻直的《玉堂归娶图》。原来史贻直19岁即登进士，入翰林后，才回溧阳完婚。这张图，名人题词甚多，袁枚也施展了他的才华，题诗四首。最后一首，说自己是史的学生，惭愧没有功业继承衣钵，只是玉堂归娶一事，也和老师同样。这次来溧，袁枚还拜谒了先师的陵墓，作《谒史文靖公墓》诗一首。
乾隆六十年（1795），袁枚已是80高龄，再赴溧阳看望女儿鹏姑。这时史家的长辈都已去世，接待袁枚的是晚一辈人。袁枚不禁感慨万千，作了《到溧阳看鹏姑再宿红泉书屋作》七绝九首，其中第一首“十四年前宿婿乡，余温犹在旧眠床。入门最是伤心处，不见欢迎白侍郞”，表现出物是人非的无限伤感。这次到访溧阳，因下雨加之路途遥远，未能带着酒去先师坟前扫墓，袁枚心情黯然。
袁枚留与后世的诗文中，关于史奕昂的篇目，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所作《祝史抑堂少司马七十》诗四首，以及亲家去世后所作《诰授资政大夫兵部右侍郎抑堂史公墓志铭》。袁枚专记鬼神怪异之事的笔记体小说《子不语》中也有两则故事与史奕昂有关，一则题为“史宫詹改命”，通过史奕昂口吻讲述祖父史夔（史贻直之父）乡试前遇一算命道士修改生辰八字，然后如愿考取功名却减少阳寿的故事；另一则题为“屋倾有数”，讲述了史奕昂任福建臬使时，与另外四名官员在花厅议事，听到梁上屋角沙沙声以及老鼠呼喊“出出”的声音，迅速跑出花厅，随即花厅房屋坍塌的故事。
△袁枚在浙江的雕像图
溧阳的名门望族中，袁枚除了与史氏由师生发展成姻亲外，还与彭氏也有渊源。
溧阳宋家村人彭光斗（1713—1798），字贲园，号退庵，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官至福建永定知县。解组归田后，逍遥林下数十年，86岁去世。他擅长作诗，著有《云溪草堂文钞》。可以说彭光斗的志趣与袁枚颇为相似，名气却比袁枚小得多。袁枚一生游遍全国大好河山，结交文人雅士无数，溧阳诗人彭光斗是袁枚晚年结交者之一。
起初，袁枚与彭光斗并未见过面。因袁枚广泛选取社会各界优秀诗作编入《随园诗话》，引起彭的兴趣，向袁枚寄送了《云溪诗集》，袁发现其中佳句不少，选佳句编入《随园诗话》并进行阐发。此后，袁彭不光有书信交流，还有过见面交往。
编撰《随园诗话》，是袁枚一生文学活动中的大事，成书时间漫长，边采诗边评诗，时断时续，足有二三十年。袁枚采诗的原则是什么？非“性灵”二字莫属，即宣扬诗歌需具有性情与灵机，《答彭贲园先生》是这种观点最好的注解:“枚生平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无份，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也就是说，袁枚诗评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是通过给溧阳诗人彭光斗的一封书信表达的。
△随园湖楼请业图卷（部分）
乾隆六十年（1795），80岁高龄的袁枚在溧阳看望女儿时，彭光斗先生于十三里之外闻声相访，两位信笺交往已久的友人第一次见面，袁评价彭“长余三岁而仙风道骨，弱不胜衣”。两人见面时的心情非常愉快,“即订明日招饮，彼此喜不自胜”。遗憾的是，当天晚上一夜狂风暴雨，加之袁枚腹泻发作，路途遥远难行，第二天未能见面把酒言欢。两位诗人继续以诗笺交往，袁枚作《留别溧阳彭贲园先生有序》、《舟中寄彭贲园先生》等。两年后，嘉庆二年（1797），袁枚作《溧阳彭贲园先生年八十五矣闻其健在喜寄以诗》一首，最后一句“急书诗箑风中寄，当作钟期未了弦”，已然在人生最后时光将彭光斗先生视为知音了。
袁枚熟悉溧阳风土人情，知晓溧阳轶闻趣事，笔记体志怪小说《子不语》中除两则关于溧阳史家者，还有题为“关神断狱”、“陈紫山”、“牛头大王”、“陈州考院”等多则涉及溧阳人或事的民间传说，也颇值玩味。
其中“关神断狱”故事大意是：溧阳孝廉（即举人）马丰，在未中举前，曾给西村的李家做教书先生，李家的邻居王某性情暴戾，常常虐待妻子。有一次，王某的妻子忍不住饥饿，偷李家的鸡吃了。李家得知告诉王某，王某要杀妻。他妻子情急之中，诬陷说鸡是马丰偷的。马丰不服气，但又拿不出证据，就一同到关帝庙掷物判别，结果马丰输，被辞退。一次占卜扶乩时，马埋怨关帝不公。乩语说：你背负偷鸡罪名，不过是失去教书的资格，那妇人就不一样，她丢掉的是性命，宁可让人讲我不灵，也要救人性命啊。全国各地所建立的关神庙，都是奉天帝之命，选择乡里鬼神中“平生正直者”，替天帝行使职能。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几点：一是，在清代民间纠纷中，凡遇疑难案件，靠人力无法判定清楚，就会借助于神灵的力量；二是，这个故事借关神之口，解释宁可失信于人也要救人性命，教化人们处理事情要掌握轻重缓急；三是，故事传达出袁枚重视生命个体的强烈意识。
其他几则故事，在此不赘述。总体上看，因《子不语》属于小说，其中写到溧阳的人与事，虽对研究溧阳历史文化作用不大，但是从那些诙谐幽默的语言叙事中，仍能感受到当时的社会世态与民风习俗。
《随园食单》图
袁枚是文学家，也是美食家，在《随园食单》这本美食书中，有一篇题为《溧阳乌饭酒》的短文，讲述袁枚在溧水友人家作客豪饮乌饭酒的情景，以及与该酒有关的溧水风俗习惯。虽然溧阳与溧水山水相连，隋唐以前为同一县，但是袁枚所处的时代，析出分治已久，何况袁枚还担任过约两个月的溧水县令，按理不会混淆。但流传下来的文字著作，标题确与内容不同，个中原因不得考。如今，乌米饭是溧阳的特色美食，但乌饭酒已非溧阳、溧水一带主流饮品，所以这则关于乌饭酒的短文究竟是写何地，也就不必争辩了。
随园先生溧阳缘，情到浓时诗意满。袁枚一生诗文逾四千首（篇），关于溧阳者约二十，数量虽不算多，但是每篇诗文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无不阐释着一个“情”字——与史贻直的师生情，与史奕昂的姻亲情，与彭光斗的益友情，与乌饭酒的美食情。诗人用饱蘸一世情缘的笔墨，写就的这些诗篇，已深深植根到溧阳的历史文化中。袁枚与李白、孟郊等大诗人一样，都是溧阳历史文化星空中最闪亮耀眼的星辰，永不陨落。
文 字：高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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