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礼 义基于上面所谈的人情伦常的冲突，我们在这一章就三个不同的个案更详细地讨论家庭政治中的正义问题其中第一个，我们围绕一个“小姐”的自杀，考察使人进入正常家庭生活的标准；第二个，我们会考察一对夫妻之间的权力游戏，来分析夫妻关系这一现代家庭的轴心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第三个，我们会进入一个族大人多，而且还算比较富裕的大家庭，来看待其中的家庭政治，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仪礼第一章?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仪礼第一章
第四章 礼 义
基于上面所谈的人情伦常的冲突，我们在这一章就三个不同的个案更详细地讨论家庭政治中的正义问题。其中第一个，我们围绕一个“小姐”的自杀，考察使人进入正常家庭生活的标准；第二个，我们会考察一对夫妻之间的权力游戏，来分析夫妻关系这一现代家庭的轴心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第三个，我们会进入一个族大人多，而且还算比较富裕的大家庭，来看待其中的家庭政治。
4.1 “从良”
2001年5月的第一周，孟陬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一件新鲜事：一个叫葛曼的“小姐”喝农药自杀了。大家谈到这事的语气都很含糊，似乎既充满了不屑又捎带着一丝同情。
在孟陬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一些色情行业，90年代初开始公开，以后越来越猖獗。1998年，当地公安部门加大力度打击卖淫嫖娼。
葛曼的尸体是在我到达孟陬的前一天埋地，距离她的死已经快一个月了。所以，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来自关于她的尸体的争执。葛曼死后，尸体一直冷冻在县医院的太平间里。冷冻尸体是当地的一种特殊职业，有专人管理冰柜，是要收费的。一般的价格是，冷冻一天300元。大约在这个“小姐”死了五六天后，她的父母从东北老家来到了孟陬。他们此行的目的，本来是想把葛曼的死因再查清楚一些，但是那个管冷冻的人却想借机讹他们外地人，就要一天500元。此外，医院太平间也要收一天150元的保管费。这样他们就得出至少3000多块钱。他们被这个数字吓坏了，没有再问什么就离开了孟陬，女儿的尸体也不管了。
尸体又在医院里放了二十多天，管冰柜的人特别后悔。他又去找当地政府和公安局，可是政府和公安局怎么可能交这笔费用呢？他白开了一个月的冰柜，这下可亏了。看起来葛曼的父母也不可能再回孟陬，当地派出所就打算把她给埋了。他们盘算了一下该把葛曼埋在哪儿。谁也不愿意给这个“小姐”花钱，所以他们就没有给她买棺材。甚至什么容器也没有，就那么光着身子埋了。“刚从太平间出来，”派出所所长对我说，“冻得梆梆硬，像石头一样。”不过他们还是担心万一以后需要再挖出来怎么办，总得做个记号，到时候也好辨认。
“我们准备把她埋在过去枪毙人的那块荒地里。那里正好有个干了的水沟，也好认，就把她埋在那里了。说来也奇怪，昨天不声不响地埋了，谁也不知道。今天土地局就有人来找我：“你们是不是在那里埋人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还得有一番交涉。”葛曼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虽然很多人都在传说那个干了的水沟里埋了一个“小姐”，但是人们还是很快就忘记了这个“小姐”的故事。
当我在医院里碰到那个管冰柜的人的时候，他正抱怨亏了一大笔钱呢。我问他：“你知道这个‘小姐’为什么喝药吗？”他说：“人们差不多都知道一点。她靠着一个人，那人早起打了她了。我和隔壁住的另外一个‘小姐’听见她的手机老是响，可是没人接，怀疑出什么事了。她把门撞开，看见葛曼早就死了。那时候身体都冰凉了。”“她和什么人靠着？”“小磊。”“这个小磊在她死后也没说什么？”“他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谁也没见到他。”
在听派出所所长和管冰柜的介绍了这些情况后，我对葛曼的故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几天之后，我在孟陬县商贸城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葛曼的住所就在商贸城里。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访谈那里的民警、商贩和别的“小姐”，了解葛曼的故事。
商贸城建于2000年，有几排商业店铺，是各种商贩聚集的地方。它的南边是长途汽车站，西边是派出所。这里和火车站附近是孟陬的“小姐”们最集中的两个区域。最开始我是通过派出所一个副所长的介绍，认识了商贸城里的一些商贩的。看起来很多警察对于商贸城中的各种人物都很熟悉，那个副所长从穿着上一眼就能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小姐”。
他先向我介绍了葛曼的一些情况：“那个‘小姐’的名字叫葛曼，不过谁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真名？她是东北人，俺们县里大部分‘小姐’是从东北来的。她四五年前到孟陬来，最开始在一个美容院里做。葛曼化妆化得特别重，咱们这个小地方的人看不惯这么重的妆，所以她就特别打眼。从在美容院的时候开始，她就和那个小磊有来往了。这情况俺们也都知道。小磊是个出租车司机，结了婚了。因为他跟这个‘小姐’的关系，他父母和媳妇特别生气，老是跟他吵。家里边的关系就不好了。小磊姓石，一天石磊的弟弟带了一帮人上美容院来，砸了个稀巴烂，把一个特别大的镜子也砸碎了。
美容院的人报了警，所以那次我就跟他们打交道了。俺们罚了他们一些钱，叫他们重新买一块大镜子。美容院重新开张了，但是葛曼在里边待不下去，就到商贸城来。这也就是她死前三四个月的事，是冬天。葛曼在商贸城里租了一间房子卖鞋。她妈妈还来和她一起卖鞋。她原来就吃过一次安眠药，大概是她死前一个多月。她就是在这个诊所里洗胃救过来的。”这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小诊所旁边，副所长指着它向我们介绍。“那你知道她那次是为什么吃安眠药吗？”“她和石磊吵架了。他们老是吵。葛曼想和他结婚，可是小磊不愿离婚。葛曼觉着没有希望，就想死了。她第一次吃安眠药的时候，她妈妈也正好在这里，就帮着把她救过来了。后来她妈妈回去了，她再跟石磊吵架，一赌气就要了自个的命。”
副所长带着我来到一个卖衣服的摊点。他告诉我葛曼的住所就在楼上。我们就问那个摊点的主人是否了解葛曼。她说她和那个死了的“小姐”是同一个房东，但是和她接触得特别少：“她很少跟俺们说话。她跟这儿住的人都不太熟，俺们只知道她屋里成天吵呀打呀。她搬进商贸城来没有多长时间就死了。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为什么死的。”
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卖西服的摊位。一个光着上身、干干瘦瘦的矮个子男人来打招呼。副所长好像和他很熟，就问他：“你认识那个刚刚喝药死了的‘小姐’吗？”“认识。”“你知道她是为什么喝药的吗？”那个小贩叹口气，说：“不为别的，就是太痴情了，想不开。”显然这个小贩很了解葛曼。我们找了个凉快的地方，就开始聊起来。后来，我又单独找了他好几次，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商贸城中别的一些人。在后来的几次聊天中，因为身边没有那个警察了，大家谈起来就更加随便。他说：“我有几个哥们儿，常常跟他们去捉奸。
一次我跟一个哥们儿在街上，看见前边有一男一女。他知道那个男的是个大款，那个女的是个‘小姐’，就想趁机敲他们一笔，跟着他们到了一个房子。估计他们该上了床了，俺们一下把门撞开，逮个正着，把他们吓死了。罚了他们一大笔钱，又把他们给放了。哈哈。要是下次还有这事，我把你也叫去。真过瘾。”他还和我讲了很多他和别人打架的事，看起来他在这县城里打架挺出名的，也很热心帮助朋友。县里各个阶层的人，他都认识不少，总是很慷慨地帮助各种各样的朋友。
他说他在五年前就认识了葛曼，他们俩都是很久以后才搬到商贸城来做生意的。
按照这个小贩的说法，葛曼1994年就到孟陬来了，根本不是在美容院的时候才到的这里。“刚开始的时候，她跟她的一个姐姐在火车站那里开饭馆。”“她在餐馆里的时候就是‘小姐’了吗？”“那我不太清楚。当时我还不认识她呢。不过我认识的‘小姐’大部分不是自愿当‘小姐’卖身的。她们也都是受害者。住在葛曼隔壁的那个‘小姐’我也很熟。
她就是为了给她爸爸还债当的‘小姐’。她爸爸打了一场官司，花了一大笔钱，还不起，这个女孩就来这儿当‘小姐’了，那时候她还特别小呢。从东北来的这些‘小姐’家里都不富裕。她们大多是来打工的，可是后来有人骗她们，拉她们下水，不得不当了‘小姐’。有的女孩学历很高，看不起干这个的，可是时间长了也就控制不了自己。我不知道葛曼是不是一来这里就是‘小姐’。我猜是她那个姐逼她或是骗她的。谁知道那是不是她的亲姐呀？”
葛曼在1996年认识了石磊。从那时候起，她就在美容院里干了。石磊是县城旁边一个村里的，开出租车，有点钱，常去泡“小姐”。刚开始他老找葛曼，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我问那个小贩石磊是怎样一个人的。他想了想，轻蔑地说：“他是第三流的混混。”“什么意思呢？”“我佩服第一流的混混。孟陬就有这样的人：他喝了酒，顺着大街走，见人打人，一路打过去，不管你是谁都不放过。他谁也不怕，对朋友两肋插刀。二流的混混光打跟他有仇的人，不怕当官的。三流的混混就是那种软的欺负硬的怕的了。石磊也许连第三流的混混都算不上。我和他不太熟，但我知道他窝窝囊囊的，没什么本事。”
虽然他这么说，葛曼毕竟被石磊迷住了。据说她在死之前为石磊花了不少钱。小贩说：“我觉着应该是这么个过程。最开始是石磊为葛曼花钱，后来他们在一起了，就有一段时间俩人都花钱。再后来，就是葛曼为石磊花钱了。”“那葛曼也很富了？”“当‘小姐’的一般都攒了一点钱。葛曼漂亮，而且在孟陬也待了好几年了，有一点钱。”小贩没有说一般嫖娼的价格是多少。
葛曼当“小姐”挣了不少钱，她和石磊在一起也花得很多。他们常常到外地去玩，多数情况下是葛曼出钱。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得很快，已经不是一般的泡“小姐”的关系了。小贩说：“一般的‘小姐’们钱挣多了就到大城市去。她们大部分是穷人家出身的，羡慕大城市的生活。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挣了钱就结婚，当一个贤妻良母。葛曼对石磊确实动了真情，想跟他结婚。这给石磊家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石磊对她是什么态度呢？”“石磊也对她有感情，不过我觉着他不是真想娶葛曼。他老是许诺说要娶她，可是根本实现不了。”
在很多人看来，葛曼到商贸城去卖鞋就是想为结婚做准备。“她那段时间不当‘小姐’了。”不过，商贸城的人都说，他们经常听到葛曼的屋里又吵又打，叽里咣当，差不多每天都不安静。住在葛曼旁边的一个人说：“有一次他们还摔坏了一个尿盆。不知道是谁用尿盆砸谁的脑袋，摔破了。”
在搬到商贸城以后，葛曼差不多花光了她的全部积蓄。据说，她从隔壁的“小姐”那里借了150元钱，好长时间还不了。一次那个“小姐”从她的摊位上拿了一双鞋走，大约值50元。几天后她又借了葛曼一块钱。小贩说：“她死了以后，我帮助整理她的东西，发现了她的记录：150—50—1。”
在葛曼死前一个月，她曾经吃过一次安眠药，但是被救活了。小贩说：“她后来跟我讲过这次自杀的原因。那次她和石磊吵起来了，石磊说他不能离婚。她那次死的决心并不是很坚决，吃的药量也不多。她还是抱有一些希望。”
4月底，葛曼和石磊一起去北京玩了一次。名义上她是去北京进货，但是一周以后她回来的时候一双鞋也没有带回来。他们在北京光玩了，葛曼花了很多钱。
“从北京回来的当天晚上，葛曼就接客了，”小贩说，“价钱还特别低。她拿着一张50的票找我来换零钱，看来她也就要了二三十。那以后她疯了一样接客。一方面，她想这样着报复石磊；另外，她那时候也确实没钱了。”
人们都说葛曼是因为石磊老是不离婚才自杀的，但是小贩说：“其实最后石磊已经离婚了。”“是吗？”我感到很惊讶，“那她怎么还要死？”“他确实离婚了，因为他媳妇实在忍受不了他和这个‘小姐’的关系了。当时葛曼就把这事告诉我了，我就劝她赶快抓紧机会和石磊结婚。石磊的媳妇给他生了两个闺女。葛曼要是能生个小子，她就有希望了。要不然，她就是嫁给了石磊，在家里也不会有什么地位。从我的印象看，葛曼能当个好媳妇。她能干，性格也好，不过她不会玩心眼子。结婚以后石磊一定会欺负她。”“这么说来，葛曼自杀不是因为石磊不愿意离婚，而是因为他就是离了婚也不能娶她？”“是。她死的那天上午，他们又大吵了一顿。我估计那时候葛曼知道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嫁给石磊了。”
小贩说：“葛曼肯定是早就有死的想法了。她从北京回来以后，说话做事就和以前不大一样了。大概是她死前两三天，我有个哥们儿坐车去邻县，她也坐那辆车，就在他的座位后边。他听见后边的手机响，然后听见葛曼在电话里说：‘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你再也看不见我了。’然后她就把电话挂了。”
葛曼在租房子的时候预付了半年的房租。她死前几天，她跟房东说准备退房。葛曼死的意志很坚决。她不光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而且还喝了很多蚊子药，最后又喝了一杯凉水，据说，这样毒药就行得快了。
小贩参与了整理葛曼的遗物。他说她屋里总共才有207元钱。她死后房东把她的东西全拿了，包括她的那些鞋，她的手机，还有好多值钱的东西，价值大概在1万多以上。“因为葛曼提出要退房，房东在她死之前就开始找房客了。我本来也想租他一间房，但是他要求我一定要租葛曼的那间，所以我知道她早提出退房了。不过我还没交押金葛曼就死了。房东急忙把它租给了外县的一个人。因为里边刚死了人，那房子特别难租，房东就把什么都瞒着。后来那个房客知道了，可是他已经交了押金，也没办法了。你要是能在报纸上写篇文章，题目就可以叫：《‘小姐’殉情自杀，真惨；房东没收遗物，真黑》。”
葛曼的特殊身份使她和我考察过的多数个案都非常不同。严格说来，导致她自杀的原因并不是家庭政治中的委屈。不过，她和石磊之间的冲突却是始终围绕家庭问题展开的。小贩把葛曼的死概括为“殉情自杀”，但对于身为“小姐”的葛曼来说，所殉的不仅是浪漫的爱情，而且是她成家的希望。她更关心的，也许不是与石磊的爱情，而是借此进入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石磊与她的关系却导致了他的家庭中的一系列问题。而石磊家中发生的事使他越来越不可能真正娶葛曼。因此，通过葛曼这个在家庭生活的门槛上挣扎的“小姐”，我们可以从外部理解家庭政治。
首先，葛曼的一切悲剧都来自于她作为“小姐”的低下地位。由于她的这个地位，葛曼属于那种为一般人所不齿，甚至不被当做人来对待的人。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到商贸城去找小贩聊天，让很多朋友颇为不解。虽然当时很多人对这个“小姐”的自杀很好奇，但是当我提出想调查她的故事的时候，人们还是觉得很奇怪：“这种人也值得调查吗？”“据说她跟一个人靠着，后来那个人不理她了，她就喝药死了。这种人死了正好，还值得研究吗？”当我问人们是否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时，他们说：“俺们怎么会知道这种人的事呢？俺们从来没管过这种乌七八糟的事。”在葛曼刚死的时候，很多人还知道她的一些故事。
可是过了一年，当我再次来到商贸城的时候，问起里面的一些人，他们这么回答我：“都说那个干了的水沟里埋着一个‘小姐’，但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她是商贸城的吗？俺们不知道啊。”从葛曼的死开始，她就变成了好奇的人们的谈资。但是除了商贸城中那几个同样被人当做混混的小贩外，没有谁愿意去理解和讲述她的故事。当我试图告诉人们葛曼的死其实有很复杂的原因的时候，他们便如同照顾我的情绪似的笑着说：“哦，原来这种人也有好的呢。”
葛曼的自杀就像很多疯子、傻子的自杀一样，被人们认为“不算”自杀，“不值得研究”，因为她本来就不被当做人来看待。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那些不以葛曼为然的人们，就像我们不能仅仅以简单的义愤来对待嘲笑祥林嫂的人们一样。在谈到“人格”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并不是每一个血肉之躯都被自然地当成人。葛曼之所以不被当做人来尊重，是因为她是“小姐”。
“小姐”们无法以自己的人格价值来面对社会，当然就很难要求别人把自己当做一个人来尊敬。我们在第二章谈到过，一个正常人的外在标志，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能够独立过日子。而“小姐”们之所以不被当成人看待，除了其职业不能维护其尊严之外，还在于，她们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因此，通过“从良”（“从良”一词的字面意思本来就是，跟随一个正常人，摆脱为人们所不齿的低下地位）建立家庭，就成为很多“小姐”摆脱这种低下地位的最重要途径。
而葛曼也并没有逆来顺受地把自己当成非人来看待。因而，她努力地想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够享受家庭生活的女人。比如她不再继续当“小姐”，而是改为以卖鞋为生，就是一个改变自己的措施；不过，由于人们已经很了解她的过去，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效果。
对于葛曼与石磊那么如胶似漆的动机，人们也有各种说法。那位派出所的副所长就认为，她对石磊未必有什么真情，但希望利用他达到自己摆脱低下地位的目的。对于葛曼的真实动机，我们没有什么根据来随便猜测。不过，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这不会造成根本的区别。像葛曼这样的“小姐”，既没有过家庭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享受爱的资格。而进入一个正常家庭和坚持一个有尊严的人才能有的爱，对于她来说，有着相近的意义。因此，与石磊结婚，对葛曼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但反过来，对于石磊的家庭来说，石磊与葛曼的关系已经大大影响了家中的和谐，而要娶进一个“小姐”，那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在别的个案中，我遇到过不少来自相反一方的哭诉。很多妻子因为丈夫泡“小姐”而陷入绝境，甚至自杀。而葛曼的故事是一个很难得的，让我从“小姐”的角度理解这种冲突的机会。但我们不能因为将视角集中在葛曼这一方，就忘了这对石磊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在石磊的家中，他的妻子同样处在很委屈的位置；而流连于“小姐”当中的石磊当然就被当做了不过日子的混混。在一般人看来，这样不正干的人自己几乎就已经处在家庭秩序的边缘了。正是因为石磊和葛曼的事给家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的弟弟才会带人去砸美容院。如果石磊真的和一个“小姐”一起建立家庭，他在家中乃至全村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在石磊的弟弟砸了美容院之后，葛曼应该明白，自己在石家人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因此，石磊迟迟不能与葛曼结婚不是因为他多么绝情，而是因为他自己同样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当中。即使在石磊和他的妻子离婚以后，她也仍然没有机会嫁进这个家庭。
我们无法知道石磊家冲突的细节，但是从偶尔露出的一些片段可以看出，他的妻子和他离婚根本不是承认失败，自动为葛曼让出位子。虽然石磊的行为对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在她与石磊的冲突中，她反而占有了足够的道德资本，离婚是她对不过日子的丈夫的进一步反抗。而且，石磊的父亲和弟弟都站在她的一边谴责石磊。离婚这件事，只能表明，石磊在自己家里和村里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会遭到更多的指责和不齿。他如果在这个时候和葛曼结婚，就只能更加加剧自己这个浪荡子的形象，更加遭到父亲和弟弟的排斥。因此，在石磊离婚后，葛曼反而更没有可能嫁给石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石磊有着蔑视一切社会规范的勇气，否则葛曼就没有摆脱“小姐”身份的任何希望。
小贩假定石磊在离婚之后，能够不顾一切地娶葛曼。即便是这样，葛曼以后在石家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她逼得石磊离了婚，使石家丢了人，石磊的父亲和弟弟早已恨她入骨，怎么可能接受她呢？可以想见，葛曼即使能做个好媳妇，也一定会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而她提高自己地位的唯一希望，就是为石磊生一个儿子，这样母以子贵，她也许会慢慢建立自己的地位。但这种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
由此可见，葛曼通过“从良”变成一个受人尊重的女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她的失败已经是她的地位注定了的命运，不论石磊在向她许诺的时候是否真诚，“从良”一直就是个虚幻的泡影。但她还在不断地向石磊争取这个不可能的结果，她的自杀，就是这一系列的斗争中最后的努力。
正是由于葛曼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她和石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家庭政治，甚至和一般情侣之间的冲突都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看成一种“准家庭政治”，因为她的次次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建立一种有尊严的亲密关系，从而能够和石磊在一起过日子。在这种关系中出现的不公，和家庭中的委屈有类似的地方。
但葛曼和石磊之间的权力游戏，和一般情侣之间的权力游戏还是很不同的。情侣虽然不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彼此之间有婚约，在心理上、道德上和社会舆论上都有约束力，从而使双方有一定的道德资本。于是彼此之间可以撒娇，可以期待一种亲密关系，这是真正的“准家庭政治”。葛曼或许把她和石磊之间的关系等同于这种情侣关系，但他们之间并不是这样的关系，葛曼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资本。她能够用来当武器的，只有她和石磊的爱以及石磊对她的许诺，但这些并没有什么政治力量。
无论是从彼此所处的情势来说，还是从周围人的舆论来看，都没有什么足以使石磊向她屈服。石磊不仅对她没有任何社会义务和责任，而且大多数人认为石磊应该尽快离开她，更没有必要信守对她的承诺。至于爱，虽然会给石磊的良心带来一点负担，但既没有道德约束力，也没有社会舆论的力量。而道德与社会舆论都要求石磊对他的妻子更好些。同情葛曼的，只有那些小贩和混混。
按照商贸城中人们的说法，葛曼和石磊每天都在打。他们之间应该有过非常激烈的争吵。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争吵的核心，就是葛曼逼石磊娶她。其间应该有过很多较量，但我们已不得而知了。在葛曼发现自己与石磊结婚的希望很渺茫以后，她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刺激石磊，但每一次都使她更进一步失去希望。我们可以来看他们的权力游戏中的几个回合。
第一个就是葛曼的头一次自杀企图。按照人们的说法，她那次要死的决心并不是很坚决，因而吃的安眠药药量很少，很快就被救了过来。或许她希望通过这次威胁，让石磊能认真考虑娶她的承诺。如果是在家庭政治或真正的情侣之间，比如何芳与康回（参见3.1）之间，这样的策略可以使对方改变不少，因为彼此都很在乎对方。但很显然，葛曼的这次自杀威胁并没有给石磊造成多大触动，没有带来他实质上的改变。他们仍然成天吵架，没有结婚的可能。
第二个是他们从北京回来之后，葛曼用很低的价格卖淫。按照小贩的说法，这是对石磊的一种报复，是用自甘堕落的方式来激起石磊的嫉妒，促使他尽快拿主意。但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却只能使自己变得离正常生活更远，使自己更像一个下贱的女人。“从良”本来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高贵；但无计可出的葛曼却以贱卖自己的方式来追求高贵。这种本来就很悖谬的做法注定不会有什么效果。
在最后失望的边缘，葛曼又用“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你再也看不见我了”的话来威胁石磊。这可以看做又一个回合。这明显暗示自杀的话应该又是在刺激石磊突然回心转意。石磊并没有一辈子再也见不到葛曼。他很快又出现在葛曼的房里，甚至在她自杀之前的几个小时，他们还在大吵。也许石磊确实曾经试图阻止葛曼自杀，但他应该不会给她什么实质的许诺。同前一次的自杀威胁一样，葛曼的这次威胁还是没有奏效。
在所有这几个回合都失败以后，葛曼应该彻底放弃了嫁给石磊的希望。她终于下定了死的决心。比起第一次的吃安眠药来，她这次确实已经存了必死之志。但是她有这个必要吗？如果仅仅是对石磊失望，她难道不能回到从前的生活，仍然当一个卖淫的“小姐”？她前些日子不是还用二三十元的低价贱卖自己了吗？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
葛曼的自杀也并不只是对自己的失败的认可，而是对石磊的又一次报复，是对自己的尊严的又一次展示。和以前的自杀企图与“从良”努力一样，这次自杀仍然是葛曼与石磊的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回合。就像她在电话里说的那样，她以为自己对自己的折磨可以唤起石磊的良心和同情。虽然已死的自己不能看到石磊的悔恨，但毕竟可以在他的悔恨中获得一丝或有或无的尊严。正是因为葛曼相信，石磊到底还是对自己有感情的，因而她的这一举动将会让石磊后悔一辈子。
我们不知道石磊到底是怎么想的，因而也就无法猜测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丝后悔。但从人们看到的情况来判断，石磊似乎并不在乎葛曼的死，甚至可能感到了一些轻松。人们没有看到石磊有什么悲伤的样子；他也不会去处理葛曼的遗物和尸体。这件事情，似乎与他毫无关系。葛曼从此只能赤裸裸地躺在那个干涸的水沟里，成为被人们遗忘了的一则笑话。她的财产全部被房东占有，甚至连她的亲生父母都不肯调查她的死因。葛曼就连死后的尊严都没有得到。她的每一次努力都注定要失败，都会使她在本来的命运中陷得更深，甚至包括这次拼出性命的努力。在孟陬的人们看来，不要说自由地去爱，就连她的自杀，都不值得我这个自杀研究者去调查。
比起我们前面考察过的几个自杀个案来，这一个的最大不同在于，葛曼与石磊之间的权力游戏没有发生在家庭政治中。石磊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父母、妻子、女儿。决定他的生活的根本因素，在于他所属的家庭日子过得怎么样。不论他和葛曼有多少感情，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会使他的生活越来越混乱，使他背上不过日子的恶名。只有彻底斩断与这个“小姐”的关系，石磊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但葛曼和石磊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地位。
她是一个“小姐”，只能通过“从良”来摆脱这个地位，于是，石磊成为她的全部希望，也成为她所依赖的一切。因此，从一开始，石磊和葛曼之间就不存在什么权力平衡。没有这样的权力平衡，葛曼就没有资格要求石磊尊重她和信守对她许下的诺言，她也就没有道德资本来玩权力游戏。因此，她与石磊的每次较量都对石磊构不成真正的威胁，最多不过让石磊愧疚一下而已。葛曼总是误以为自己可以用石磊的爱来威胁他，却忘记了，她的这个地位使她根本无法与石磊进行那样的权力游戏。
葛曼这种毫无希望的地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力平衡和道德资本都是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人们把葛曼的自杀当成非典型的自杀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更典型的自杀者，往往像石磊的妻子那样，处在家庭政治当中，在遭受委屈的同时又享有明确的道德资本的人，也就是，在过日子的人。
4.2 夫妇
康娱是康回的本家，都属于娘娘庙村北头的康家。但我听说康娱和素荣的故事，却不是在康家，而是娘娘庙村南头的木兰在谈到她的自杀未遂时带出来的（木兰的故事，参见5.3）。木兰在谈了她自己喝农药的经历后，又引出了一连串的自杀故事。她告诉我，她的亲哥哥木根是上吊而死的。在进入康娱和素荣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谈一谈木根的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木根在一个宣传队里当演员，非常红。在同一个宣传队里，有一个总演阿庆嫂的漂亮姑娘落蕊吸引了她。他们两个自由恋爱结了婚。落蕊有个表弟叫江中。20世纪80年代初，江中、昌披、大招子三个年轻人开始一起做生意。他们在江中的家里造酒卖酒。后来，有一个东北的女人幽昧来到了孟陬，据说她擅长造酒，他们就同幽昧合作。三个人都和幽昧鬼混。这下激怒了江中的媳妇。她和江中打架，不准他们在家里造酒了，最终还和江中离了婚。在他们还没有离婚之前，几个人已经不能在江中家造酒了，就必须另外找一个地方。因为江中和落蕊是亲戚，他们就挪到了木根和落蕊家造酒。
那个时候，康娱也正好想做酒生意，就和他们合作，也到落蕊家来造酒。康娱和落蕊熟了之后，就和她靠着。当时木根得了病，下肢瘫痪。由于落蕊整天和康娱鬼混，一点也不管他，他在一个冬天，在自己家里上吊而死。后来，这群混混就做不成了，就散了。江中娶了幽昧。他们开了个饭店，目前是娘娘庙村最挣钱的饭店之一。但大招子和康娱依然很穷，昌披运气比较好，现在到城关镇当干部去了。
木兰在讲了这些事之后，告诉我，就在康娱和落蕊靠着的时候，康娱家里也闹翻了天，他媳妇素荣也喝过一次农药。后来我到了北头，和素荣谈起来。她很爽快地承认，她确实自杀过，而且还不止一次，但不是喝的农药。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听她讲她的故事：
“我跟康娱结婚，全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要不，我才不会到娘娘庙村来呢。我14岁就死了娘了，从小没娘，俺爹还不是俺爷的亲儿，是过继来的。家里边忒乱了。俺们跟大伯大娘一起住，大娘特别坏，挑拨得俺奶奶要离婚。在娘家过得不好，俺哥老早就想叫我嫁出去。我不愿上远处去，愿意在近处里找个婆家。开头有人给说了一个，听说出身不好，小时候让娘领着要饭吃，后来娘死了，让人收养了。那介绍人不安好心，我打听出来是这么回事，说什么也不同意。
“后来有人来说娘娘庙，我说：‘家里边兄弟还小呢，不想这时候结婚，过几年再说。’我知道她说的是康娱。我打听说，康娱的娘和他爹离婚了，又跟当院的结了婚，就不愿意。〔3〕她说，康娱他娘嫁的不是当院。俺哥也非得让我答应，不愿我老在家里待着，我就同意了，到年下了，就登记结婚。
“那时候，俺公公还在山西上班呢。俺们办了事，就上山西去看他。俺公公给了一床被子，还有五块钱。俺们是腊月二十四走的，正月初二回来。康娱领着我，先不进家，说是先上他娘院里去。按说是该去，可就这么空着手去见婆婆呀？那老人倒是挺好的，说话挺和气。我说：‘娘，你看这空着手就来了。我就给你拜个年吧。’磕了个头，婆婆给了十块钱，还有一身衣服。俺们在那里吃了几个饺子，就回去了。这就结了婚了。我随后就回了娘家，婆家这些事都没跟爹说，怕他惦记着。
“第二年，俺们有了个闺女。快过年的时候了，有人来找他，说有事，他正好没在家。我猜那准是要钱的，等他回来就问他是不是要钱的。他说不是，就出去玩钱去了。我心里挺别扭，刚生了孩子，又快过年了，还没买年货呢。家里这事他什么也不管，只知道玩钱。我一赌气，就回了娘家了。正碰见康回。他问我为什么家走，我说不为什么，就是家里去看看。也许康回跟孩子他奶奶说了，她叫人来叫我。我说，过几天再回去。又过了几天，康回也来叫了。那是腊月二十六了，我看不回去不好，就回来了，跟俺爹也没说这些个事。谁家过年这样呀？他还是天天去玩钱，除了初二那天去拜年。你说我这活着有什么劲呀？他比我大12岁，本来就没愿意跟他，结果来了什么也没有。穷倒也算不上什么，他还一点也不正干。
“后来有了俩孩子了，大概是1981年，他觉着这样混不下去了，也说：‘不能再玩钱了，混不下去了。’他就不玩钱了，种了点西瓜。刚过得好点了，他就又去玩钱了。这一天，俺们娘儿仨晌和也没吃饭，他玩了一天钱，晚上才回来，弄了点炒饼。那天又是风又是雨的。他见俺们没吃，自个也不好意思吃，就叫俺们吃了炒饼，又跑出去玩钱了，一直到天明。等明了他回来，我气坏了，跟他说：‘我不跟你一块混了。你别回家来了，光玩钱去吧。’你猜他说什么呀？他说：‘钱是贱种，越花越勇。’他还说，要是没钱了，就把房卖了。我坚决不干。我说，哪怕是离婚，也该分给我两间房吧。要是卖了房，我跟他去住牲口棚啊？我不干，不能卖房。
“他也觉着实在不行了，就打算去北京干点活。第一次他去了50多天，挣了600多块钱。第二年又去，挣了点钱，后来就不去了。我一个人在家，俩孩子弄不了，得叫他跟我弄孩子。
“到了老二5岁多的时候，俺们说要离婚了。那一段时间正演一个电视剧，叫《蛙女》，挺好看。俺们没电视，他就老带着孩子上别人家看电视去。孩子在人家扑腾，他们也有孩子，孩子们光打架。他后来不去了，不去了可也不在家待着，就又上昌披家去，整宿整宿的。回到家，倒头就睡，也不铺炕。我就说他：‘谁这么一宿一宿不在家呀，丢了东西怎么办？’俺们为这个吵了一晚上，把他说烦了。他说：‘你要愿意在这就在这，不愿意，就去蛋里去。’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愿意跟他过呢，还这么横。离婚就离婚。
那时候，俺们家里有了2万多块钱了。我也不要孩子，也不要钱，给我一千块钱、一床被子就行。我说：‘你要是能接受这个条件，咱们明天就去办。散了你好我也好。’第二天早晨，俺们支走了婆婆（此处指康娱的继母——作者），就去公社要离婚。公社的人还说和，说：‘不离不行吗？’不离不行，没条件，都商量好了。办完了，我就回家走了。
“娘家问：‘怎么舍得回来呀？’我说：‘这回家来不走了，这回回来可得在自个家待长些。’我跟他们说，要是娘娘庙来人，一概不见。要问，就说我上舅家去了。我就去睡觉了，钻了被窝了。
“娘娘庙来了好多人，来叫我回去，我都不见。还有个人来，说我欠他100斤柴油。我想起来了，我还没还人家的油呢。这不能不见啊，我就见了他了，说我这时候没法还油，第二天一定还上，到时候找人给他送去。那时候下午5点多了。我跟这个要油的说着话，别人也就都进屋去了。我的俩孩子都来了，连孩子他奶奶也都来了。她说：‘你要不回去，我就给你跪着。’我说：‘娘，快别价。这几年你待我不错，俺们虽然离婚了，我还认你是娘。我从小就没娘了，就认你当干娘吧。可是我不能回去。’后来，两个孩子都回去了，可是他们的奶奶还是不走，非得叫我回去不行。我觉着老这样下去，这面上也不好看。算了，我也不要什么条件了，看在孩子分上，就给老太太个面子吧，别让当街的笑话。我就跟着她回到娘娘庙来了。
“回来以后，俺们又盖了两间房，可是没复婚。我跟他说：‘你要对我再不好，我还走。’他也认错，说我愿意走就走。后来把房子盖上了，可他还老是玩钱，改不了了，不打我不骂我了倒是。
“俺们是过了六七年，才又复的婚。那是他跟那个小蕊跑了时候的事。他们跑了，过了两个月又回来了。他们跑的这段时间，我一点也没闲着，在家看着牛，把牛卖了230块钱，还给他照顾爹娘。我跟孩子他奶奶说，牛卖了230块钱，给你30，打打麻将什么的，200给俺们用。我还在家里养着鸡，种着地。那时候手边有七八千块钱。大伯子都不帮我，什么都是我自个干的。头四月十八〔4〕，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还住在俺们家里。那时候木根还没死呢。家里边是三间房子。孩子他爷在东屋住，我在中间那间屋，他们在西屋。实在不像话了，书记就来干涉了，说了说，小蕊就走了，康娱跟着她出去了。
孩子他爷还问呢：‘走了？谁跟着她走的？’我说：‘你们那畜类。’他急了：‘这是怎么说话？’我说：‘不是你们的畜类，而是当街的畜类。不是畜类吗？你们这是祖传。’他气得要跟我撞头。这时候，谁怕谁呀？后来，康娱又回来了。他问我：‘怎么着？’我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要觉得孩子跟她叫娘不抱屈，就跟她登记去。我就还走。’他说：‘你要看孩子抱屈，就跟我登记去。我要跟她登记，你就告我重婚罪。’我就跟他去办了复婚手续。可是他也没变多好。你说，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我第一次喝药是两年前的事。是这么个原因。俺兄弟给人家卖了个孩子。那一家穷得实在过不了了，要把孩子卖了，俺兄弟就帮他介绍，做中间人把孩子卖了。要是犯了事呢，就说孩子死了，还堆了个小坟头，找人做证，说见着埋了。可是结果还是被查出来了，公安局查出来，把他抓了。俺们那媒人也抓起来了。她也一块卖的，他们得了5000多块钱，媒人拿了2000，俺兄弟有3000。这就要坐法院。俺们连忙找人托关系，得给他拿点钱出来呀。
俺们给人送了礼了，又退赃，还得罚钱，总共得拿出5000来。我跟俺姐商量好了，说是一人拿一半。我没跟康娱说要拿钱，光跟他说得找人跑，不用他管。那时候俺们正没钱呢。我好不容易凑了点钱，就去找俺姐，叫俺们村的可喜开着车。谁知道，俺姐说没钱，说钱都使着买了东西了。我怎么说好话，也是没钱。我往家走的这一路上就哭啊。可喜就问我怎么了，我把这个经过跟他一说，他说他有点钱，借给点。他拿了2000，我又找人借了点，这算凑够了，俺兄弟这才出来。我说：‘兄弟，往后这种事可别干，可没钱弄你出来了。’
最后这借钱的事还是叫康娱知道了。他这回可找着理由了：‘你说我不过日子，你这叫过日子呀？’他就老是这么说我。你说，得这么揭我一辈子呀？不光他，连孩子们也说。孩子们上学跟我要钱，我没钱给，他们就说：‘你有钱给俺舅，就没钱给俺们？’那时候，俺们村里边的信美，刚刚因为男的不正干喝药死了，俺们当院里也有人喝药死了。俺们看信美出殡，有人可惜她，说：‘怎么这么着死呀？我可不这么死法。’我心里说：‘我早晚也得走这条道。’
“那时候，他还是天天晚上去玩钱。俺们分屋睡，他也不去干活。我就盘算着要死，找机会就都跟康娱交代了，都借了谁多少钱，叫他别忘了还，可惜借给的也说了。那天吃药谁也不知道。早晨起来，吃了饭了，我就上街买了安眠药来，又买了新鞋新袜子。我准备穿上那好衣裳，可一想，这样就让人猜出来了，也就没有穿。我把被子、裤衩、里边的衣裳都洗了，搭在绳上，我怎么也得穿着干净的衣服死呀。那时候正好有人来要借洗衣盆，我说：‘你没看我洗衣服呢吗？快找别人借去。’这话是笑着说的，谁也看不出来我正打算死呢。
我就一件一件地想这些事，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也不等衣裳干了，舀了一瓢凉水，把一瓶子安眠药吃了，就迈上炕去。俺们是这么住着。一共三间屋，我在中间这间，炕在南边，西屋有一张床，在北边。本来我想脱了鞋上去，可是要是有人坐在西屋的床上，就能看见我的鞋。我就没脱鞋，穿着衣服上去躺着，十分钟都没有，就糊糊迷迷的了。谁知道这时候康裕进来了，说：‘你不干活去呀？大白天还睡觉？’我说：‘不干。’他说：‘别一天价吵吵着要走。说走就走，这回可不怨我，是你们家自个的事。’他说着，就要送我回娘家，抱起我来要把我放上车子，以为我闹脾气呢。
我一使劲，就从车子上掉下来了。我说：‘我哪里也不去。’我回到屋里上炕，这时候就不会说话了，糊糊的。药已经行开了。他一看这样，也有点明白了，就慌了，问我：‘你不得劲？’我含含糊糊地说：‘不对劲。’他就又把我抱到车子上，送我上医院去，出门的时候我脑袋撞到门框上，撞了个大包，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一会儿就到了医院，很快就没事了。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了。他稍微好了点。
“后来又过了一年多，他一点也不好，还是老玩钱，说也不听，玩起来不吃饭、不干活。我又想死了，实在是不想活了。那是六月里，挂着蚊帐呢。那天他又去打了一晚上麻将，快早晨的时候，我吃了药。他不知道，还睡着呢。正在这个时候，可喜来了。他是个小孩，也没什么忌讳。要是个辈大一点的，我这回就死成了。他进来说：‘婶子，借我小推车使使。’我说：‘推车没在家。’他出去了，可能觉着不对劲，又回来了：‘这么晚了，怎么还睡觉呀？’小孩也不管别的，就伸手一摸，我早不知道事了。他连忙叫康娱，一块送我上医院，救过来了，等回来天就黑了。
“这就是我两次吃药的过程。你说我这么着活着有什么劲呀？到这时候，我还常想着死呢。人家都说我没囊没气，跟这么个人过，有什么意思呀？”
在听了素荣的故事之后，我觉得最不可理解的是，在康娱和落蕊靠着的时候，她不仅没有自杀，反而和康娱复了婚。本来，康娱与落蕊的事应当是对她最大的伤害，但她的自杀好像与康娱的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反而是她娘家的弟弟的事引起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对夫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素荣所遭受的一系列委屈呢？
从结婚一开始，素荣对康娱就不怎么满意。康娱不好好过日子，整天在外边赌博和靠人，对素荣还态度蛮横。他既不能为家里的生活日用打算，也不能对妻子以礼相待。不过，恰恰是因为他不过日子这一点，素荣在家里有充分的道德资本，足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康娱的种种毛病。而且，康娱还不像康回那样，不是因为妻子过于挑剔而起的矛盾。不仅街坊邻居人人知道康娱的这些毛病，他自己也很清楚。因此，在一般的家庭冲突中，康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素荣之所以不愿意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告诉自己的父亲，是因为害怕老人家担心。虽然家中的种种不幸说起来也没有什么荣耀的，但她毕竟还是常常和村里人抱怨，也愿意向我倾诉，因为她自己没有理亏的地方，她的委屈都不能由她自己负责。她深知，我们都会比较同情她。在家里的那些斗争中，她随时可以反抗，从来都不仅仅是个被动的受害者。
康娱和素荣之间很早就开始了这样的权力游戏。他们结婚一年之后，素荣因为对康娱不满，在年底赌气回到了娘家。虽然康娱不太在乎此事，但他的母亲和本家的康回都知道，年是不能这么过的。他们也深知，错一定是在康娱那里。素荣回娘家是对不过日子的康娱的一个惩罚，而且是有道理的。如果康娱顾及整个家庭的生活，就应该向素荣赔礼道歉，请她回来。但他并不想这么做，于是这场权力游戏就无法终结。康娱母亲和康回从大局考虑，代替康娱向素荣道歉，不断叫人去请素荣回来。素荣虽然对康娱依然不满，却不能不领他们的情；如果她仍然坚持不回来，那就是不给他们面子，把自己变成没道理的一方了。所以，她在腊月二十六回到了娘娘庙村。这场权力游戏虽然以素荣回到娘娘庙村结束，但素荣与康娱的关系并未缓和；相反，素荣反而积累了更多的道德资本。
无论是从娘娘庙村乡亲们的口碑中，还是通过她自己的叙述，我们都可以看出来，素荣是个比较能干的媳妇。像她第一次见婆婆的时候，虽然康娱把她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她还是能够巧妙地回避了自己空手而去的无礼，博得了老太太的欢喜。虽然康娱整天在外面胡混，她还是省吃俭用，攒出了2万多块钱，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在每个回合的权力游戏中，素荣也能看准时机，聪明地抓住丈夫的把柄，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积累道德资本，什么时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本，什么时候可以愤怒地指责，什么时候可以用回娘家相威胁，什么时候又应该适可而止，不落下把柄。
康娱是个混混，无法放弃他的那些坏毛病，但在家庭政治中，他一直没有占过上风。他在只有一点炒饼的时候，只能不情愿地让给素荣母子吃；素荣坚持说不能卖房子，康娱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素荣需要他在家帮助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也必须从北京回到娘娘庙村。在整个家里，素荣说了算，康娱自知理亏，根本说不上话。
不过，素荣在权力游戏中的这些胜利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大的幸福。康娱虽然在权力游戏中无法取胜，但他不会有什么改进；而他越是胡混，素荣的道德资本越多，但她并不会为此而希望康娱继续混下去。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说的，家庭政治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和好好过日子。如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再多的胜利也没有意义。
素荣反抗康娱的高潮无疑是离婚。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很难说素荣的目的是否真的是要离婚。谈到此事时，木兰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假离婚，因为村里有过为了多生一个孩子而假离婚的事。虽然素荣与康娱的离婚肯定和计划生育无关，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如果她真的坚决不想和康娱过了，怎么会要求那么少的财产，而且一天之内就被劝了回来？
虽然素荣从一开始就对康娱不满，而且总是和康娱打架，但导致他们离婚的那件事确实非常微不足道，以致像木兰这样的人都不相信这是他们离婚的真实原因。
我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素荣那天晚上在指责康娱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要离婚。在一夜的争吵之后，两个人才话赶话说到了离婚这件事。“话赶话”是家庭政治中一种常见的权力游戏。特别是气头上的两个人，越吵越激烈，双方都互不相让，至少在口头上不能服输，于是说话就像拍卖一样，最后出现一个谁也没有预料的结果。比如，娘娘庙村的慕之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和妻子吵架，结果互不相让，妻子指着地上的农药说：“你横什么横！药就在这儿，你有能耐就喝，你敢吗？”完全没有想过死的慕之毫不示弱，抄起瓶子来就喝。
不能说素荣与康娱的离婚真的是有意的策略，但至少可以看做话赶话赶出来的结果。素荣本来觉得自己批评丈夫很有道理，于是在权力游戏中就有充分的道德资本。康娱老是一晚上一晚上地在人家，给人家带来很大麻烦，自己家也不安生，素荣批评康娱完全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她这里的焦点是究竟谁更有理。康娱知道他没有道理，但是面对素荣的严厉指责，他一点也不想屈服容让。他没有更好的道理来还击，但他更关心的不是谁有理，而是谁在权力游戏中占上风。于是，没理但又不肯服输的他非常蛮横地扔出了让素荣走的这句话。
康娱和素荣都清楚，虽然两个人有很多矛盾，虽然两个人吵得很厉害，但现在的这个争执根本不至于导致离婚。康娱以为，提出这个完全不恰当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吓退素荣的气焰，让她有所收敛，因而就能结束这场权力游戏。但是明知自己有理的素荣，却不愿意屈服于康裕的这句话。她被康娱这句话激怒了，而且她这时候想起来原来的各种矛盾。为了不在权力游戏中失败，她也意外地答应了离婚的提议。她的这一决定，和慕之喝农药的决定非常像，都是话赶话导致的意外结果。而素荣既然这么说了，康娱也不肯向她屈服，不会说软话来劝解素荣，反而要坚持这个决定。于是，他们决定去办离婚手续。
但权力游戏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这场“话赶话”的权力游戏中，两个人都为取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素荣未必真想要和康娱永远分开。如果她和康娱永远分开，那就结束了俩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她的胜利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而只有康娱向她屈服和道歉，她的这种胜利才有意义。那天晚上两个人都在气头上，康娱没有屈服，但他事后想想，一定觉得后悔。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康娱确实并不愿意离婚，只是他和素荣一样，在权力游戏中都不肯服输。但素荣却赢得了更大的胜利——她婆婆和孩子都来道歉并劝她回去。这些都是那天晚上的权力游戏的继续。
康娱的母亲知道他们是因为小的争吵离婚的，不可能坐视不管。正如上次过年的事一样，她深知自己的儿子没有道理，而素荣如果这样离开了康家，他们的脸就丢大了。她也清楚，离婚不过是话赶话的结果，素荣最后很可能被她说服，回到家里。而看起来，素荣也知道这一点。她在回到娘家的时候说：“这回家来不走了，这回回来可得在自个家待长些。”但这话里说的意思是不一致的。她先是说回来就不去娘娘庙村了，后来又说最终还得回娘娘庙村，只是要待长些。如果她真的下决心不回去了，后半句话还有必要吗？而且，就在娘娘庙村还没有人来的时候，她就嘱咐家里人，娘娘庙村来了人不让进屋。她知道，权力游戏并未就此结束，她很可能还是会回到娘娘庙村，但如果没人来道歉，她是不可能回去的；而她从情势判断，知道很可能会有人来的。
康娱母亲的来访是夫妻二人的权力游戏的继续。她低声下气地来为儿子求情，试图以此调和二人的关系。面对二人的权力游戏，康娱的母亲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关心的是儿子的日子和家庭；但另一方面，她明明知道儿子错了，又不可能袒护他，而必须代他向素荣道歉。她只有通过指责儿子，才能帮他赢回素荣。她虽然是在乞求素荣，但她这个举动却在逐渐赢回权力游戏。
老太太的来访把权力游戏从关于胜负的意气之争重新变成了关于谁有理的游戏。康娱虽然没有向素荣屈服，但他的蛮横态度对整个家庭和他自己都没有好处。他的母亲知道，如果没有和谐的家庭，他是不可能过好的。她的来访给了素荣一个大面子；她甚至要向素荣下跪，其诚意可想而知。这样的谦卑之礼补偿了康娱对素荣的伤害，反而使素荣有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不能再任性赌气。随后，焦点就转回到了家庭生活中的理上面，而这正是那天晚上素荣批评康娱时最关心的问题。素荣此时如果还不回去，就是得理不让人，不给老太太面子，那她就会输掉此前积累的道德资本。当然，如果她真的下了决心不再和康娱过，此时还是可以坚持不回去的，那样就彻底结束了这场权力游戏。但她没有这样做，可见她仍然关心自己与康娱的家庭以及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于是，素荣回到了娘娘庙村，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她仍然要继续与康娱过那并不舒心的日子；康娱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彻底输掉了，但保全了家庭。康娱全面认错和投降。这次权力游戏的一个战果就是，二人达成协议，暂不复婚。于是，素荣在以后的权力游戏中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可以随时回娘家。康娱再也不能打她骂她了，因为他必须顾忌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在康娱靠着落蕊的时候，他明明给素荣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反而复婚了呢？
在康娱和落蕊私奔的时候，素荣并没有回娘家。相反，她不仅待在了婆家，而且还任劳任怨地完成了所有家务。这并不意味着素荣不在乎康娱的外遇，而恰恰表明，她精明地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积累道德资本。我们可以从她对康娱的爹说的那番话知道，她已经被康娱的举动气坏了。那么，如何来理解她的任劳任怨和对老头说的这话呢？
作为一个精明的女人，素荣运用理性思考，是不会轻言离婚的。虽然这个家庭并不和睦，但孩子是她的，财产她占有一半，这毕竟是她的家。她尤其不会在一个不合适的时候离婚，因为那样她会失去一切，但除了一肚子气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比如，江中的妻子就是因为江中和幽昧鬼混而闹翻了天，最终和他离婚。她固然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但什么也没有得到。她后来又嫁了一个人，关系并不好；而江中和幽昧却靠开饭店发了财。因此，素荣有鉴于江中妻子的结果，不会轻易认输。她向我强调在康娱私奔期间自己那么努力工作，甚至容忍落蕊和康娱住在自己家里，目的就是要告诉我，她是多么讲理，同时又多么委屈。这样，她会积累更多的道德资本，因而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指责她的公公。
康娱和落蕊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就连书记都来干涉。于是素荣以退为进，让康娱去和落蕊登记。她很清楚，丈夫虽然可以靠着落蕊，但绝不会冒险和落蕊结婚。素荣的那番话，不仅揭露了丈夫的短处，而且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资本。康娱果然不敢不顾整个家庭，去和落蕊结婚。
一个家庭，并不只是夫妻之间的结合而已。夫妇与孩子共同组合成一个过日子的整体，各人的生命和命运相互依赖。当康娱和素荣谈到孩子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谈整个家庭和其中每个成员的命运。康娱虽然和落蕊有苟且之合，但对于已经有家有室的康娱而言，落蕊无论如何难以给他的孩子当好后妈，更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和他过日子。两个人之间只可能是玩玩而已，不可能组成共同过日子的家庭。
木兰和我讲了此事的另外一个侧面。当时木根已死，木兰听说素荣非常生气，还扬言，如果落蕊再到她家去，非杀了她不可。木兰虽然憎恨导致哥哥上吊的落蕊，但此时更心疼自己的外甥们。她让外甥给落蕊传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你要再敢到北头去，俺们先宰了你。”她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气头上的素荣若真是动粗，落蕊有个三长两短没关系，但她的外甥若是父母双亡，岂不是更抱屈了？落蕊虽然不好，但她是木根的孩子们的妈，只有她能疼孩子们。同样，康娱的孩子们也不能轻易离开素荣。素荣和康娱都懂得此理，所以，素荣绝不会输给落蕊。
对于素荣来说，复婚并不意味着她和康娱言归于好，而是她在展示对落蕊的绝对优势，表明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在康娱的外遇之后的权力游戏中，素荣又获得了更多道德资本，取得了重大胜利。虽然康娱在靠人，虽然她对公公说了那些不敬的话，但她无可争议地成为家里真正说了算的人。
素荣的地位是靠她的道德资本巩固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这样得来的胜利就等于幸福生活。虽然素荣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丈夫，丈夫根本不敢说个不字，但他们的家庭并不和睦，她根本就不快乐。她的那些策略并不足以带来舒心的生活。而且，她一旦自己做错了什么，道德资本没有了，她的这个地位也就保不住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素荣吃了安眠药。
由于她兄弟的事情，素荣不得不到处借债，给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负担。虽然这些都自有原因，但毕竟是个把柄。本来在家庭政治中永远处在下风的康娱，这下终于找到了反攻的借口，她原来的那些道德资本也不再起作用了。既然她自己都不考虑全家过日子，那她凭什么责备康娱呢？康娱得理不让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地数落和讽刺素荣。更糟糕的是，就连孩子们都站在父亲一边，也觉得妈妈为舅舅花的钱太多了。
有的村民评价此事说：“要是素荣一开始就别瞒着康娱，也许不会这样。”可是，在那样的紧急情况下，她必须尽早借钱，告诉康娱或许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焉知素荣姐姐的出尔反尔不是和丈夫商量的结果？
不管怎样，素荣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是输了，家里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康娱再也不必害怕她的指责了。她在观看信美的葬礼时，也萌生了自杀的想法。
就在康裕走进素荣屋里的时候，他仍然在使用刚刚得到的道德资本。他不仅在言辞上讽刺她，还通过行动要把她送回娘家。素荣坚持不回娘家，她宁愿死在那里。这又是一个小的权力游戏。素荣在看到康娱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死不成了；但是她既不会回娘家，也不会亲口承认自己吃安眠药了，因为那都是示弱的表现。她就要躺在那里等死。素荣虽然这次是输了，但她不会因为这个小小的错误就承认失败，更不会认为自己真的危害了全家的日子。
她认为自己一片苦心、操持家务，完全都是为了家里好，而今仅仅因为这一点小的错误，就遭到丈夫的奚落。她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又无理可说。她的坚持去死，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消极反抗。当家庭政治完全变成了权力之争的时候，即使像素荣这样精明的人也有失败的时候，因为谁都难免失误。如果人们整天都在寻找可资利用的道德资本，以战胜对方为目的，那日子是无论如何过不好的。素荣的委屈和两次自杀未遂，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素荣和康娱过得那么不好，为什么不真的离婚呢？这样的问题，是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的。特别是在我和美国朋友谈到这类的自杀个案时，这往往是他们难以理解的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基本上谈到了这个问题。而在我们前面讲过的个案中，不仅素荣，何芳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石磊和江中的妻子都和他们离了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她们对自己丈夫不满意时，都不会想到离婚。但素荣在康娱和落蕊私奔时的表现，很好地告诉了我们，在那个时候，不离婚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对于他们来说，离婚意味着权力游戏的彻底终结，虽然可以结束一段痛苦的生活，但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好处，也无法惩罚那些曾经伤害她们的人，反而会增加新的困难。相反，她们如果坚持不离婚，而是继续把这场权力游戏玩下去，反而可以增加道德资本，可以惩罚伤害了她们的丈夫。包括那些喝农药的妇女，喝农药可以是有效地赢得权力游戏、惩罚丈夫的一种方式，但以离婚的方式结束权力游戏，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说过，一家子过日子是一种生存状态，其中有快乐也有冲突，人们宁愿在这反反复复的权力游戏中混日子，也不愿意破坏一个家庭，再费劲去重建一个家庭，开始一系列新的权力游戏。因此，如果没有无法忍受的大问题，人们一般不会离婚，当然，如何理解这个忍受的限度，是因人而异的。
4.3 齐家
2001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我第一次采访了滋兰，西堂村一个32岁的少妇。那次我觉得滋兰是个开朗聪明的女子。她住的院子很大，有一大片种着菜。看得出，她一定是能干而且爱交往的。她的丈夫在外面打工，不常回来。她和我讲起半年前的一次喝农药经历：
“我喝药那次其实是因为挺小的一件事，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俺们家那个人在浮阳的一个建筑队上开车。他给经理开车，不怎么回家。那一天他回来就不高兴。别笑我啊，那就是一次吵架。是腊月二十七，快过年了，他回来了。那天晚上我做好了饭了，正盛饭呢，听见好像有人敲门。我占着手呢，就跟他说：‘你去看看是不是有人敲门呀？’他说不去，叫我去。我有点急了：‘你没看我干着活吗？’俩人都有点着急，就吵起来了。他坐在饭桌旁边，手里边拿着筷子。这么一敲，那筷子弹起来跳得老高，差一点没打上我的脸。‘你怎么着，想扎瞎我的眼呀？’我可急了，‘你以后干脆别回来。你一回来就打我骂我。’他也急了，于是就真的开始打我，打得特别狠。人家那时候就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脑袋呀，我的鼻子都出血了。
我说：‘你们家都这么不讲理呀？你一点也不比你爹强。’我这么一说，他就更急了。平时急了他也打我，不过闹闹也就算了，可没有这一回这么狠，没完了一样。他把我推到地上就打，我又哭又喊，半天他才停下来，出去了。一整晚上他都没回来，后来我知道他是上他们经理那里去了，打了一晚上麻将。第二天早晨，我还生着气呢，又看见孩子们哭，心里特别烦，我一赌气，就失去理性，喝了药了。后来左邻右舍把我送到医院，算好了。这事就这么简单。”
我问她丈夫是不是老打她，她说：“也不是老打。有时候急了就打。我的脾气也不好，他的脾气也不行。他老是不回家来，一回来就吵。”第一次访谈就这样结束了，我对此很不满意，总希望能够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滋兰的故事。我注意到她说的这句话：“你们家都这么不讲理呀？你一点也不比你爹强。”我相信这句话背后一定有别的含义。
第二天早晨，一个对他们家更了解的向导带着我再次找到了滋兰家。我们走进她家的大院子，她的两个儿子正准备吃早饭。她说这个大院子不算她的，而是她小叔子的。她的丈夫刚刚在不远的地方盖了一座新房。
说到她的小叔子，我单刀直入地问：“你跟你公公婆婆的关系怎么样？”她笑了笑说：“俺们这个家庭特别复杂，说出来你也不懂。”和我同去的那个人解释说：“他们家人口多。他不光有公公婆婆，还有公公爷和婆婆奶奶呢。”滋兰接着他的话说：“是呀。俺们那个人不在家。什么事都得我自己干。这几天天这么热，我只好自个浇水。就前几天，一大早我公公爷就来敲门，说叫我去浇地。一开始我婆婆奶奶跟我一块浇，后来我就叫她回来了。我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都进了六月了，我整天都在大太阳底下干活。头晒得特别疼，累得走不动道了。我都不知道自个是怎么回来的。我一气吃了四片止痛片。天那么热，俺们家的鸡都受不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连续几天我都没再出门。”
我的向导说：“是呀，有的时候你们家这几个老人是太固执，不好处。你姨说你喝了药以后她上你公公爷家里去了。他们提到你还吵起来了呢。”“他们说么了？”滋兰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没说什么，”我的同伴的表情有些尴尬，连忙否认，“那个老头就是不会说话。你姨是去帮你说理去的，你婆婆奶奶还说你好呢。”
“嗯，”滋兰叹了口气说，“那个老头呀，老是干些个没用的事。俺们家里边这些个老人们真是又糊涂又固执。你没看见俺小叔子那事吗？他刚放了，可是俺公公又起诉了。你说这不是太糊涂了吗？他要求警察赔偿损失。他不认识人，他能打赢这官司？他们觉着自己忒能耐呀，觉着什么事都能办成。别人谁都看得出来这是糊涂事，谁知道他那是怎么想的呀？”
听到这里，我有些不明白起来。我的向导解释说：“她的小叔子刚刚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他关进去3年了。她公公呢，觉着在这个案子上花的钱太多了，想把钱要回来，就起诉了。这是他们家里边的一件大事，他们老是为了这个吵。她那次喝药也和这个有点关系。”
滋兰又笑了笑说：“在这个案子上，俺公公别提犯了多少错了。本来好多冲突都不会有的，就是因为他老处理不好，才出来些个矛盾。不过这还是太复杂了，也不好跟你解释。就是因为这个家庭太大太复杂，在这里边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实在是太难了。”
这时候她的两个儿子吃完饭了，她站起来去收拾桌子刷碗。我的同伴就问她：“你这个小的罚钱了吗？”“罚了。罚了5000块钱呢。”“你不是不用罚了吗？”“嗨，结果还是罚了。人家发现了，非得交钱不可。”我的同伴见我又有些不明白，就解释说：“那个大的9岁了，这个小的6岁。那时候他们想要第二个孩子，得不到批准，因为第一胎就是小子了。他们就想了个办法：迁户口。当时她男的在浮阳上班，他们就说要把户口挪到浮阳去。可是他们在销了这边的户口以后呢，也没有在浮阳上户口。这样他们就把户口悬起来了，哪边都管不着，谁也不负责他们的计划生育。这样他们就生下这个小的了。”“真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我说。
“可是俺们还得给他上户口呀，”滋兰一边收拾桌子一边说，“要不他就老是黑人呀。一上户口，人家就罚款了。”她把桌子收拾好了，重新坐了回来：“不过，我在浮阳待的那一年真是好。那时候他在浮阳煤矿上班，他有个姑在那里，我也跟他在那边住了一年。煤矿上的工人都特别好，工人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好。俺们在浮阳的时候从来不吵架，可是跟农村里不一样。在那儿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一点压力也没有。在家里边我就得随时小心翼翼，压力太大了。一回到家俺们就吵，甚至是打。真是太不一样了。在这儿又得照顾家里边的各种关系，又得考虑到家庭外边的关系。谁都得依靠别人，你根本不可能不考虑别人。
有个什么事呀什么的，不是需要街坊邻居的帮忙吗？你看，那西院里（她指公公婆婆家——笔者）从来都不管这些事，根本不考虑跟别人处好关系。不过俺们到底是一家，我还得照顾他们，为了他们也得跟里里外外的别人处好关系。他们就这么撒手，把什么事都交给我了。我是又累又烦。我从浮阳一回来，脾气立马就变坏了，吵架马上就多起来了。这是家里边这种情况叫我这样的。
“不过现在好一点了。从那次喝药以后，我学会了好多东西。就是不该想得太多。爱怎么着怎么着去。怎么着不是过那么几十年呀？为什么这么委屈自己呢？没这个必要。头年秋天正忙的时候他没回来。我挺生气。可是现在我不怎么管这个了。前几天他回来，我叫他第二天跟我一块儿上地里去。有好些个活等着干呢。他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后来就去喝了一整天的酒。那是五一放假的时候。后来他经理的儿子结婚，他又是两天没回来。那正是地里边最忙的时候呀，我只好自个去干那些活。不过现在我不为这些事生气了。爱怎么着吧。我对地里边的那些活也不是那么想不开了。反正他能挣钱回来，我又不是完全靠地里的收成生活。我就是做我能做的。我要是累了，就什么也不管了，这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我的向导说：“是呀，别太想不开。两口子吵架有什么呀？我和你婶子还老是吵呢。吵过就过了。我看你好多事处理得很好的，村里边人们也都跟你挺好的，你跟人们也走得不错。在家里也想开点，学乖一点。”她笑着说：“我要是不高兴，怎么乖得起来？我跟他们家里这老人呀，就不是一种人，脾气不一样，性格差得太远了。俺公公和俺公公爷都不会交朋友。他们不是坏人，确实是好人。也没人说他们不好，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几个知己的朋友。他们从来不知道跟人一起吃吃喝喝，跟谁也不拉近乎。我是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俺们之间的区别。我是特别爱交朋友的个人。要是有人来借什么东西呀，我只要有，从来都不犹豫一下。只有这样，等我也想跟别人借点东西的时候，人家才会借给。这样才能跟人走得开。前几天，我公公爷打牌的时候输了6000多。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一个朋友都没有，谁也不想帮他。他那么老了，别人欺负他，偷着看他的牌他一点也不知道。人家别人都联合起来糊弄他，所以他就老是输，赢不了。”
这次访谈终于使我弄清楚了滋兰家里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冲突，但我还是不知道这些究竟和她的喝农药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不知道她和她丈夫之间的争吵是否仅仅是因为没有开门。走出她家的院子以后，我请我的同伴再解释一下。
我意识到滋兰小叔子的案子应该是挺重要的一个环节，不过她好像总不愿意细讲这件事。我的同伴告诉我，说这件事在村子里谁都知道。她小叔子被抓起来是因为一起强奸案。说起来，他强奸的那个女孩还是他们一家子。他的爷爷和那个女孩的爷爷是亲兄弟。这样他们就是不很远的叔伯兄妹。不过实际上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因为那个女孩的妈妈是带着她改嫁到这个村里的。女孩不是在村里生的。不过，人们还是觉得这是一起乱伦案，滋兰的小叔子实在不是什么好人。
我的同伴说：“他们一共是三个人。滋兰的小叔子也是司机，开长途汽车。其中一个人就把那女孩骗到车里去，然后他们帮着他强奸了她。她的衣服都给撕烂了。现在她家里还保存着那烂衣服呢，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呀。滋兰的公公爷还说呢：‘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们俩睡在一块。我还觉着奇怪，他们怎么会在一块睡呢？没有几天就出了这件事。’”
因为是本家人，那女孩家里也不愿把事情闹大，说出去谁都不好看。于是他们就建议私了。他们要求男方赔偿1万元，他们也就不去告了。可是那个固执的老头就是不同意。他说1万太多了，坚持说他只能出3000。那个女孩家也想妥协，就把价码降到了5000。可是那个老头还是不同意，就是只能出3000。最后女孩的父母起诉了滋兰的小叔子，他被关进去了。他的父母也急了，求爷爷告奶奶，花了一大笔钱，才使他的刑期减到了3年。
他们为这个花的钱可是远远不止1万。滋兰的小叔子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自从他进了监狱，她妻子的日子也就过得特别难了。就是因为他在监狱里，滋兰的公公婆婆觉得他的孩子可怜，就对他们特别好。也是为了减轻他们的母亲的负担，老两口就让两个孩子到爷爷奶奶这边来住。对此，滋兰很不高兴。因为她也有两个孩子，而且她的丈夫也不在家。怎么公公婆婆就从来没有特别照顾过她的孩子？她老是为了她的孩子们和公公婆婆吵。
我的同伴说：“有一次我从他们门口经过，就听见门里大声嚷嚷。我知道里面一定是在吵了，就推开门，看到滋兰的公公正在打她呢。他揪着滋兰的头发，打得也真狠。滋兰在那里大声地哭叫。我连忙过去劝架。即使滋兰真的不对了，她也不是公公该打的人呀。‘这不是你打的个人。’我对她公公说。那个老头还生着气呢，说：‘我知道。可是她快把你嫂子气死了。我不打她怎么着？’这就发生在她喝药前的几天。我猜她男的听说了这回事肯定挺生气，正要找机会打她呢。”
我想起来他说滋兰的姨的话头，当时他因为说错话显得挺尴尬，我想这里面也应该有别的原因，就问：“滋兰的公公爷对她姨说什么了？”他说：“我刚才差点说漏了。她嫁到这村里就是她姨做的媒。因为她姨的婆家在这村，就把她介绍来了。她老是觉得应该对这个外甥女负责。她那次喝药以后，她姨就去滋兰的公公爷那里，想把事说开，帮着调解一下。你知道那个老头说什么吗？他说：‘你还说这事呢。要是我呀，我早打死她了。’她姨气坏了。‘你打死她？你怎么能打她呢？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说出这种不合适的话来？’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跟这个老头说话了。就是滋兰的婆婆也好长时间没和滋兰说话。最近她们的关系才有点缓和，又走动起来了。”
表面看上去，滋兰喝农药的原因和何芳很像，都是因为夫妻之间的一次小争吵，也都是因为丈夫打了妻子。但滋兰喝农药的更深原因，却与何芳的非常不同。她虽然也偶尔抱怨一下丈夫，但夫妻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最根本的。关于开门的那个小小争吵，也只不过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导火索。而更重要的，是在小叔子坐牢之后滋兰与公婆之间的争执；再进一步，则是滋兰与公婆乃至公公爷、婆婆奶奶之间长期的不和。在那散漫的谈话中，滋兰对婆家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其中最根本的是哪一个呢？
滋兰所谈到浮阳的生活与乡下的生活的对比，颇能帮助我们理解她真正关心、真正气愤的到底是什么。滋兰说她很怀念在浮阳的那段日子，因为煤矿工人之间关系简单。可是，她转过头来又在吹嘘自己如何会处理人际关系，在村里人缘如何好。其实，滋兰之所以喜欢在浮阳的生活，并不只是在于那里的人际关系简单，而且是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即：她婆家的这些人不在那里，她和当地人没有什么利害冲突。
反过来，我们这些长期住在城里的人反而可能觉得农村里的生活更简单、更舒适，那是因为，农村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圈子，我们和当地人没有利害冲突，不必在那里过日子。在浮阳，滋兰只需要关心她的丈夫和儿子。而在滋兰夫妇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冲突，所以她就会过得很舒心。对于滋兰而言，浮阳之行就像一次超然世外的旅游一样；只是因为那里不是自己的家，需要关心的事情也就少了。倘若他们真的在浮阳安家过起日子来，恐怕又不同了。
滋兰夫妇一旦回到孟陬，争吵就多了起来，那并不仅仅是因为孟陬的人际关系更复杂，而更在于，孟陬的生活是滋兰真正关心的。虽然滋兰抱怨说，村里的人际关系和她婆家的关系都太复杂了，但真正的焦点仍然不在这里。她说：“谁都得依靠别人，你根本不可能不考虑别人。有个什么事呀什么的，不是需要街坊邻居的帮忙吗？你看，那西院里从来都不管这些事，根本不考虑跟别人处好关系。不过俺们到底是一家，我还得照顾他们，为了他们也得跟里里外外的别人处好关系。他们就这么大撒手，把什么事都交给我了。”
这几句话包含着几层意思。第一，滋兰抱怨农村里关系复杂，不像城里那么简单；第二，她虽然如此抱怨，却并没有彻底否定这种人际关系，而是相当认同这种处世方式；第三，她不仅认同这种处世方式，而且话里话外颇以精于此道为荣；第四，她对婆家的抱怨，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懂这些道理；第五，她在吹嘘自己的处世之道的同时，又抱怨婆家把处理人际关系的任务全都交给了自己。
从滋兰的整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婆家最大的抱怨，就是他们不会处理事情；而这当中最让她气愤的，不是他们不会处理与别人的关系，而是他们不会处理与她的关系。
如果细究滋兰的抱怨和村里人的评价，我们会发现，谁都不认为滋兰婆家的这些人是什么坏人。按照我的向导的说法，他们的根本问题在于“不会处理事”、“不会说话”，就是不懂得如何赢得权力游戏。可以说，滋兰家的一系列矛盾，大多是这一点引起的。在有些情况下，滋兰并不很占理，或者说，她并没有多少道德资本。但是婆家人一旦采取粗暴蛮横的处理方式，就会把本来自己很占理的事处理得更糟，反而给了滋兰进一步争执的道德资本。我们可以通过两件事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滋兰的公公打滋兰，就是一件非常失身份的无礼之举。不论滋兰多么不讲理，不论她做得多么过分，就像我的向导所说的，“这不是你打的个人”。公公不能打骂儿媳妇，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家庭中一个基本的规矩。第一，在现代家庭中，虽然公婆与儿媳妇之间常常有冲突，但这些冲突往往是在权力游戏中，以委婉的方式进行的。谁若打破了这个规矩，公然以打骂相对，谁就打破了家庭政治的游戏规则，就被认为是输掉了这一局权力游戏；第二，与婆婆相比，公公尤其不能与儿媳妇发生这种暴力冲突。婆婆可以和儿媳妇有更亲密的关系，也可能发生更直接的冲突；而公公既不应该与儿媳妇关系过于密切，也不应该与儿媳妇有直接冲突。
滋兰抱怨公公对小叔子的孩子更好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在兄弟姊妹之间，父母往往会多照顾家庭状况不太好的一个，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她的小叔子因为坐了监狱，母子过日子就有一些困难，因此父母多照顾他们一些。这完全在情理之中。一个度量稍微大一点的儿媳妇是应该能够理解老人心疼身陷囹圄的儿子的心。滋兰抱怨说，她的丈夫也常年不在家，自己也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一点也不容易。但她毕竟有丈夫在外打工的一笔收入。兄弟俩人虽然都不在家，状况毕竟还有不小的区别。
紫兰的抱怨，被很多人看做斤斤计较。她向公婆抱怨这一点，公婆完全有道理可讲；即使他们不像滋兰那么能说会道，无法在口头上取胜，还是能赢得周围人们的同情。但公公没有和她讲道理，反而采取打的方式，破坏了权力游戏的基本规则，失去了本来可能拥有的任何道德资本，在这场权力游戏中自然就落在了下风。而紫兰反而成了受人同情的弱者，赢得了更多的道德资本，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指责她的公公。她虽然挨了打，受了委屈，但并没有输掉这场权力游戏。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滋兰的公公爷对滋兰的姨说的那句话：“要是我呀，我早打死她了。”比起滋兰的公公来，这位老人更长一辈，更有身份，因而也应该更知道尊重自己。谁知，他却说出了如此粗鲁的话来，更何况是对滋兰的姨说的。滋兰的姨父来找他，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家族中的长者，有资格和权力处理这件事。同样，滋兰的姨父是滋兰娘家的长者，也比较有身份。她又是滋兰的媒人，和两家都有一定的关系，对滋兰在婆家的生活负有责任。也许她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确实偏袒滋兰些，但她拜访滋兰的公公爷的这个举动表明，她愿意协商处理此事，这是相当友好的一个姿态。
如果滋兰的婆家认为滋兰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她公公也应该借这个机会讲出来，也就是把自己享有的道德资本充分使用出来，就可以在权力游戏中取得更大的优势，使滋兰迫于她姨和周围人的压力，有所收敛，这样就可能真正有助于解决家中的矛盾。可是，在她姨认真谈这件事以前，老头的一句充满敌意的话就把她的一切善意都打消了，使她姨不可能再平心静气地和他说话。本来，滋兰的姨父是最适合说和双方的人，而老头却把她得罪了，使滋兰与婆家和解的可能性更小。老头这样一做，就是滥用了自己拥有的道德资本，反而为滋兰增加了更多的道德资本，使她受害者的形象更加鲜明，而引起争论的那个问题本身中的道理，却成为次要的了。
于是，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滋兰的婆家会坚持本来的道理，认为滋兰是无理取闹；但他们的做法所制造出来的更多委屈反而使滋兰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同情，使她越来越有资本和他们抗争。这样，问题不仅不可能解决，而且双方都越来越觉得自己有道理，反而使矛盾更加剧了。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慢慢淡忘此事，关系也可能逐渐有所缓和，但这并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大家把问题暂且搁下了。由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以后一旦再出现矛盾，这些道德资本就有可能被用到新的权力游戏当中，会形成更加激烈的冲突。
在滋兰与婆家矛盾的背景下，我们再来分析她与自己丈夫的争执和喝农药这件事本身。按照我的向导的说法，这同样是因为滋兰丈夫不会处理事情，使本来未必那么难以解决的家庭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滋兰第一次跟我讲的关于开门的那个小争执实在算不得什么争吵，只不过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而已。滋兰在家里与公公的冲突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她丈夫已经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想着要惩罚滋兰一顿，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借口教训她。丈夫此时已经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在父母与妻子的冲突中，他一方面不能明确站在妻子一边，必须帮助被气坏的父母教训妻子；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滋兰之所以和公婆发生冲突，是为了他们的孩子，乃至他们的整个家庭考虑。虽然他没有明说，但谁都知道他当时的心境非常矛盾。
这个开门事件所体现出来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什么矛盾，而是滋兰与老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在丈夫身上的继续。父母逼着儿子教训滋兰，妻子也认为他应该代表一家四口向父母讲理。丈夫一方面要对父母尽孝，不忍看到他们被气成那样；另一方面也并不希望妻子因为自己的孩子而挨打。他想帮助父母教训滋兰，但是又不能直接讲出这个原因，所以只能找另外的借口。
于是，开门事件引起的纠纷成为一个新的权力游戏。而这个根本不能算借口的借口，使滋兰丈夫在冲突中表现得非常蛮横，一开始就没有任何道德资本。滋兰当然觉得受了委屈。同时，滋兰并不是不知道丈夫打她的真实原因。她很清楚，丈夫根本不是因为开门这件小事而打她，所以她才会故意说：“你们家都这么不讲理呀？你一点也不比你爹强。”这句话一方面是对丈夫当时的态度的点评，另外，也有意揭露丈夫打她的真实原因，故意以此来显示丈夫的无理和她自己所拥有的道德资本。虽然她挨了打，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都没有落在下风，都没有输掉这场权力游戏。丈夫越是用这种蛮横的方式处理，越在为滋兰积累道德资本，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在激化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暴力也是一种不会处理事情的表现。
我的向导和别的村民谈起这件事都说，在这样的事情中，一个聪明的丈夫确实应该责备妻子，但是不能以这种蛮横的态度打她，而应该好好和她讲道理，或者哪怕是拿出权威来给她下命令，都不该做出无理的事来。这样，他就可以有效地利用手中的道德资本，一方面平息了纷争，一方面没有输掉权力游戏。有些精明的丈夫，会在父母面前责备妻子，在妻子面前哄她，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
滋兰的丈夫采取暴力的方式，不仅不会使妻子服输，连自己的气也不能消。结果，他气得跑出去，一晚上没有回来。而大感委屈的滋兰则越想越难受，第二天早晨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她之所以喝农药，正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拥有道德资本，但是却时时处处遭受委屈。不仅公公婆婆对她不好，连丈夫都这样对待她。她的自杀尝试，是对家庭政治中这种不公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她在权力游戏中使出的一招。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她没有采取公公和丈夫那种暴力相向的办法，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采取了自我惩罚的策略。无疑，这样一个方式又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而滋兰的公公爷之所以对她姨说出那样的话，正是因为他对滋兰这种取胜的方式感到非常不忿。
在一场场的权力游戏中，滋兰的婆家人一再失利，而滋兰却一再取胜，哪怕自杀这件事，因为她没有死成，也使她以后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道德资本。不过，就像素荣的故事中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这些胜利就可以为她带来更多幸福和快乐。
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谈到过，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的重要区别在于，家庭政治并不是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最终目的的，哪怕在滋兰与婆家如此激烈的斗争中，真正对她最有好处的，仍然是和和睦睦过日子，而不是在权力游戏中取得胜利。滋兰在权力游戏中的胜利，往往是以她身体上的痛苦为代价的。她因为挨了公公的打，而获得了更多的道德资本；因为挨了丈夫的打也获得了更多的道德资本；后来喝农药自杀，几乎以死亡为代价，换回了新的道德资本；在她公公爷那句不合适的话之后，虽然她以后也会得到更多的道德资本，却几乎以注定与婆家永远无法和解为代价。
虽然这些都会为她赢得人们更多的同情，也会使她在未来的冲突中更加理直气壮，但就家庭政治的总体而言，这只能使她和婆家的关系更僵，使本来就已经激化的矛盾更加无法解决。因此，滋兰不会因为婆家人不会处理事从而总是白送自己道德资本而高兴，反而同样要抱怨这一点。权力游戏的胜利，并不是决定家庭幸福的最根本因素。
同时，滋兰的丈夫、公公、公公爷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则是不买滋兰的账，即不管她有多少道德资本，就是不肯向她服软，不愿意俯就她来讲讲道理。他们总是希望以强硬的态度逼迫滋兰认输，在暴力威逼之下，使滋兰不敢反抗。但他们越是这样做，滋兰就越觉得委屈。他们的蛮横为滋兰提供了道德资本，而他们的压制态度，则使滋兰遭受着越来越大的不公。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让滋兰更可能以极端的方式反抗。
也许，这个家庭之中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很好，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即便如此，家庭成员之间仍然不能以战胜对方为最终目的。他们真正想要的，还是大家一起过日子。依靠暴力和对抗，是永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无论对于施加暴力的人而言，还是对被施加暴力的人而言。
而这就是这个家庭的各种矛盾的根源，也就是人们所谓的“不会处理事”的真实含义。从亲密关系出发，以亲密关系为目的的家庭政治，是由一系列权力游戏组成的，不是以权力斗争为其本质的。决定了这些权力游戏的胜负的，往往不是暴力的强弱，而是道德资本的多寡；但决定日子过得好坏的，又不仅仅是权力游戏的胜负，而是权力游戏是否有助于实现家庭的和睦。这个家庭的人之所以“不会处理事”，就在于，他们既不懂得如何取得权力游戏的胜利，又不知道如何过上真正的好日子，而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意气用事、暴力相向，结果谁都觉得不公，使家庭政治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甚至可能造成自杀的结果。
4.4 综论
通过以上三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正义中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家庭虽然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和目的，但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因此，家庭中一定存在“正义”问题；第二，这种权力关系不能化约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根本原则是全家过日子；第三，处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通过冷冰冰的法律，必须通过礼，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惩恶扬善，而是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
如我们在葛曼的故事中看到的，仅有葛曼与石磊的爱，而没有家庭生活的保障，葛曼根本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她没有任何道德资本可以利用，一场权力游戏都赢不了。即使在家庭之中，像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几个个案，特别是何芳与康回的例子，充分说明，仅仅依靠情感，是远远不够的。在家庭政治中，道德资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双方都得到一定的道德资本，才有可能有彼此的顾忌和尊重，维持家庭政治中的权力平衡。
但是，如果道德全部变成了资本，人们的目的仅仅是如何在权力游戏中获胜，那道德就被彻底工具化了，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像本章中素荣和康娱的家庭就沦为了这种状况。而上一章中的几个个案，也或多或少发生了这种转变。由此可见，在权力游戏中失败虽然往往意味着不公，但权力游戏的胜利也未必就会使人得到正义。一切道德若是都被用作资本，那就谈不上什么正义的问题，连亲人之间都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敌对关系，只有强弱胜负的区别，而没有了好坏善恶的不同。
但道德之所以会被用为资本，还是因为人们有基本的道德感，即知道过日子中的基本是非。委屈来自于这种是非观遭受挫折。这样，家庭中的基本正义观念，就是这种基本的是非观。而这种正义观的最终原则，是一家人好好过日子。符合整个家庭的利益，是正义的，反之是不正义的。例如，虽然康娱能够在一次权力游戏中取胜，但他仍然没有获得家庭生活中的正义。
而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的这一目标，又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惩罚不义来达到。滋兰一家的状况就很清楚。滋兰的婆家认为滋兰斤斤计较，非常不讲道理；但是，当他们以蛮横的方式惩罚滋兰时，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滋兰有了很多道德资本，让她觉得更委屈。双方的关系越弄越僵。这样下去不仅不可能惩罚不义，而且使过日子越来越难。因此，家庭中的这种正义虽然至关重要，却必须通过礼来成就，不能用法律那样的暴力手段。
无论就其理论上是为了全家过日子，还是就其实践上不可能通过暴力达到而言，家庭政治中的正义都与公共政治中的正义不同。基于上面这三个特点，我们可以把这种靠礼来实现的正义称为“礼义”，以区别于通过惩恶扬善的法律实现的“法义”。礼义，就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并且以和睦过日子为基本目的，依靠道德资本，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游戏，使人们各得其所，达到权力平衡和相互尊重。家庭中的委屈和自杀，往往是因为礼义遭到了破坏。要么像何芳那样，因为对情感的过分要求，而丧失了良性的权力平衡；要么像康娱那样，因为把家庭生活变成了更纯粹的权力之争，而失去了情感的依托和是非的判断；要么像滋兰的婆家那样，依仗道德资本，而不能通过以情感和睦为目的的权力游戏来逐渐达到齐家的目的。
从亲情出发，通过礼来维护家庭正义，从而形成更和谐的亲密关系，礼义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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