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北宋年间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之一，其作者司马光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史学家之一。不过有意思的是，《资治通鉴》并没有以某个朝代的建立为全书的开端，而是以历史事件“三家分晋”为全书的开端。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全书开端在学界有很多种说法，本文介绍的是相对比较主流并且本鬼也认同的说法。《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全书开端的主要原因以下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礼崩乐坏”的里程碑事件。
《资治通鉴》开篇写道：“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可见司马光对于礼法的重视。而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礼崩乐坏”的巅峰。
而宋神宗也认为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全书开端是警示帝王注意“礼崩乐坏”的危险：“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
第二个原因是儒家的修史原则之一为“续传不续经”，既不能为经典写续书， 也不能与经典的内容重合。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亲自编撰的，是《资治通鉴》前影响最大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春秋历史。
正因如此，《资治通鉴》的开端如果早于鲁哀公十四年，那么《资治通鉴》的内容就会与《春秋》重合；如果以鲁哀公十四年为开端则是直接写续书，都不符合儒家“续传不续经”的修史原则。司马光是一个迂腐的儒家知识分子，不愿意违反“续传不续经”的原则。
于是司马光将《资治通鉴》的开端定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的“三家分晋”，同时简单记载了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的“三家灭智”。这样一来，《资治通鉴》的内容既没有与《春秋》重合，也没有直接接着《春秋》写，但又与《春秋》相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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