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在各地方府衙推行了“长官责任制”。
这项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增加了地方长官的职权，加上，当时缺乏僚属佐贰人员，所以，各地衙门的长官“一家独大”。地方事务繁忙，凡事长官不可能亲力亲为，必须有佐官从旁辅助，于是“师爷”一职应运而生。并随着清朝的地方官制度共同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长官的身边都有这样一批幕友辅佐地方政务。
据《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记载：“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凡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绶。”又曰：“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张事。”《周礼注疏》云：“王出宫，则幕人以帷与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则张之。”据此看来，“幕人”的职责就是掌管帷幕等物，并在周王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时张幕、设案。
民间更是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无幕不成衙”，所谓“幕”就是“幕宾”，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师爷”，而“衙”就十分显而易见了，说得就是地方政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幕宾根本构不成一个衙门。满清统治者设置的地方长官从总督到县令，全国大大小小几千个衙门，按每个长官身边有五个幕宾计算，全国的“师爷”最少也有上万人。
费正清（美国学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说法是：“随着官员在省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了18世纪末期，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八千多人。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是，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继续有所增长。”所以，清代是师爷的全盛时代，也是师爷活动的主要时代。
师爷行有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师爷们实际从事的工作影响着全国各地政务的运行，所以，这一群体受到老百姓的广泛关注。
乾隆朝史学家邵晋涵曾说过：“当今社会的官吏治理，靠的就是三种人。官员空有虚名，实际做事的是幕宾、书吏、长随。”而担任幕宾三十几年的汪辉祖对此深感认同，并说道：“官员治理地方，肯定离不开这三种人，然而，这三类人中却正邪交错。”他还评价道：“我朝的幕宾中正直的人很少，十个里面能挑出四五个就算很不错了。”
其实，“幕宾”并不是清朝出现的，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幕宾的身影。孟尝君的身边有一群身怀绝技的门客，他们其实就是幕宾的前身。直到清朝时期，幕宾才正式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行业，有了专门的“幕道”、“幕学”等理论知识。并且，师爷可不是想当就当的，想成为一名师爷必须拜师学艺，待到学成才有资格成为幕宾。
他们学习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从判决民事案件、征缴地方赋税，到控制衙门收支平衡，公务往来和公函书写等一应俱全。这些知识都是师爷们必备的“职业技能”，他们的工作比地方长官更繁重。除了这些理论外，每个想要从事师爷行的人还得接受道德学习，要对地方政务尽心尽言。汪辉祖回忆道：仅刑名一项，他就用了六年的时间学习。
由此可见，清朝“幕学”已成了一门大学问。
虽然，幕宾行使着地方长官的职权，但是，朝廷却不负责他们的工资，幕宾的薪资、补贴均由地方官自掏腰包。地方长官在聘请幕宾时一定会精挑细选，否则，花钱请庸人徒增烦恼，还有可能影响自己的仕途。有些初入仕途的官员，在聘请幕宾时经常会犯些低级错误，在不清楚底细的情况下请了一些能力不足的幕宾，往往幕宾闯祸遭受连累而不自知。
因此，一个刚刚踏上官场的菜鸟，走马上任之前，必须虚心向前任老官讨教，才能摸清里面的门道。选好幕宾后，并不能草率聘请，得郑重其事的写一封“关书”，由地方长官亲自登门拜访。“关书”的格式有严格要求，必须用大红纸书写，封皮上书“关书”，内容则是“聘请姓甚名谁老先生，在本馆任内负责处理某类事项，每个月薪酬若干，自上任之日算起，谨订。某某顿首拜”另起一行再写聘请的年月日，不加官印和私人印信，装进红色的信封。
这种形式有点像是现代的聘用书，但是，不论从形式还是意义上都多了几分崇敬。地方长官聘用幕僚，不论是别人举荐的，还是自己寻找的，聘用环节必须隆重，既显得自己礼贤下士，又能让幕宾感觉受到重视，替自己工作起来更加卖力。
清朝时期，还出现过一种“带肚子师爷”，也就是借给地方长官钱的幕宾。
古代读书人寒窗十年或数十年，榜上有名后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候缺”，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早就耗光了家底。新官走马上任时还需一大笔银两，除了路费外，还需打点各路“牛鬼蛇神”。上任之初，还得给上级和同僚一份价格不菲的“见面礼”，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让其他官员觉得失礼，今后的工作也很难开展。
新官上任两手空空，如何打点环节呢？缺钱的地方官只能向幕宾借钱，只是一旦向幕宾借钱后，宾主关系发生倒置，幕宾成为债主，有了辖制官员的资本。
根据幕宾要负责的职能，可大体分为许多种，有：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其中，刑名是最权力最大的，在所有幕宾中只有刑名师爷掌控着生杀大权，在众多幕宾中刑名师爷的地位也高人一等。刑名师爷的日常职能涵盖了几乎所有刑事案件以及部分民事案件，并负责部分当地治安、教化工作。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地方官审理案件时师爷从旁辅助，这个师爷其实就是刑名师爷。刑名师爷会参与到每一起刑事审判中，从批阅供词、查验证据，到拟定判决、复审案件，每一个环节刑名师爷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刑名幕宾必须精通例律法规，由此可见，汪辉祖仅刑名一项便学习了六年绝非虚言。
原告呈上供词后，刑名师爷会根据状纸决定是否受理案件，通常会将批复写到状纸末端，然后，交给地方官复批。如果，地方官同意审理，刑名师爷会将拟定的意见写到供词的原本上，使这份供词产生法律效用。一个案件能否进入司法环节，刑名师爷需要判断案件的性质是否符合立案的要求，以及要走哪个程序办理案件。
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刑名师爷负责审问被告、寻访受害者的亲属、从证人处获取证词，以及配合仵作等相关职业进行证据的提取工作。因为人心复杂，每份证词的真实性都有待考究，稍有不慎便会颠倒黑白，牵涉多人。刑名师爷必须做到明断是非，将嫌疑人分出三六九等，优先审问嫌疑重大的嫌疑人，将无关百姓排除在外。
古代讼师牙尖嘴利，为了避免受到这些人的诱导误入歧途，刑名师爷必须从各种细节中梳理出脉络，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出真相。从清朝官制中，刑名师爷要做的事原本是由地方官负责的，但走马上任的地方官都是些死背四书五经的家伙，对例律法规多有不解，很难解决这些问题。说到这，可能很多朋友要问，幕宾仅从旁辅助即可，为何要事无巨细一律亲力亲为呢？
因为，古代科学技术落后，证据提取困难，各司法环节很难紧密配合，刑名师爷必须紧跟每个环节，才能掌握全部真实情况，得出结论。拿汪辉祖举例，这个师爷甚至在公堂之后拉起幕帘“垂帘听政”，参与到地方官审案的环节中，根据案件的情况向地方官提出意见。由此可见，当时主导案件审理的并非地方官，而是刑名师爷。
审理过程结束后，按照清朝司法规定，倘若，被告要受到徒刑以上的处罚，州县无权对其作出判决，需要将情况上报等待上级批示。虽说，州县官员没有办法直接定罪，但是，作为司法机构的第一级必须得按例律拟定罪名，这就是定拟招解。前文我们说过，许多地方官缺乏司法知识，所以，这项工作又落到刑名师爷头上。
由于，师爷这一行人数众多，所以，幕宾之间构建了庞大的“关系网”。因为，地方官员的权力实在太小，许多大事都需上级官员裁定，所以，与上级官员的沟通就显得尤其重要。聪明的地方官会从幕宾的“关系网”中入手，请自己的幕宾联络上司的幕宾，让双方的幕宾相互沟通，便宜行事。
乾隆朝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颍州知府史鲁璠向太和知县郭世谊推荐自己的叔叔担任幕宾，郭世谊觉得这是讨好上司的绝佳机会，便将自己的美妾送给郭世谊的叔叔。堂堂地方官，竟然将小妾送给自己的师爷，一时间这场师爷圈中的“潜规则”传遍大江南北，乾隆听说此事后，将郭世谊、史鲁璠二人贬为庶民。
除了郭世谊外，其他上级地方官向下属推荐幕宾早就成了惯例，倘若，下级官员拒绝，往往会受到上级长官刁难。于是，上级官员向下属强行举荐师爷，下级官员为保安平安只能妥协的事情全国各地时有发生。那么，上级官员为什么会在下属中安插幕宾呢？其实，还是为了安排眼线，私通线索，从中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加深，传统的师爷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新兴的洋务运动就对师爷体制形成了致命打击，肇始者就是洋务运动的著名领袖张之洞。张之洞督鄂以后，第一项改革，就是不聘刑名师爷，在署中只设立刑名总文案，全督府中可以称呼“老夫子”的仅仅是教读先生。这一改革影响了省、道、府、州、县各级衙门，它们都纷纷效仿。
可以说，在清朝末期，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淡化，幕宾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此时，越来越多的幕宾跻身仕途，与地方官成为上下级关系。曾国藩、张之洞曾组建了近代最大的两个幕府，在其中担任幕宾的人中，有许多出类拔萃者最终被提拔成了官员。
由于，师爷并不是朝廷认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向皇帝上奏，呼吁改革师爷制度。之后，这项呼吁被采纳，师爷的历史也就此终结了。
所以，可以说，张之洞是师爷制度的终结者。
参考资料：
【《师爷的没落》、《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周礼注疏》、《剑桥中国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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